作者：谢文英
采访者：谢文英
受访者：莫言
莫言自称“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故事讲得好，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通过他的一个个精彩故事，让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政协工作报告提到“讲好中国故事”，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如何让中国故事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3月7日，记者在北京会议中心专访了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莫言。
记者：近日看到关于您的作品《蛙》在美国出版的消息，此前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法语、瑞典语、日语、德语等多种版本。您认为，怎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打动世界？
莫言：中国作家写的小说当然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现实，首先考虑的也是中国的读者。成功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能够超越国界的。《蛙》之所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外国的读者所阅读，并且能够打动外国读者的心，我想主要是因为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人性共同的特点，人的情感是有共性的，文学创作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写人的情感，人的灵魂。这是地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是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当然我做得还远远不够，要继续努力。
记者：中国故事要怎么讲？
莫言：关于讲中国故事，我觉得很惭愧，其实很多故事可以讲得更精彩。我想文学艺术或者说这个故事，核心还是关于人的，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理论家是以理服人，文艺家是以情动人。只有真理才能服人，也只有真情才能动人。所以我想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要把真情实感灌注到故事里。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中国社会也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讲述中国故事，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赞美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成就，同时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记者：有些人认为现在许多影视剧内容不符合主旋律，您怎么看？
莫言：文学作品的题材很广泛，有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包括跟反腐有关的题材，都属于文学创作的内容。作家的生活积累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长期在农村生活，写农村题材就会得心应手。有的人在教育战线工作，写起教育方面的内容就比较有把握。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时候，检察系统的很多作家我都认识，也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在检察系统里工作，写起反腐题材的作品自然也是得心应手。
但即便写的是检察系统里的故事，还是需要广阔的生活面。检察官也有家人、朋友。无论写什么题材，作家对社会生活了解得越深入，积累的素材越丰富越好。作家自身丰富了，他写的小说才会丰富。
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提倡多样性，百花齐放。影视剧中有很多抗战的正剧，也有反映农村生活的，比如《红高梁》，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村的老百姓怎样奋起抗日，当然不能只写抗日，也要写当时的家庭生活，写当时人的感情，喜怒哀乐。总之，作品应该呈现出丰富的社会生活的面貌。
去年习主席谈到，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主题，老百姓奋起抗日，反对侵略，这是主旋律；农民艰苦劳动，创造财富，也是爱国主义。不要把主旋律理解得那么狭隘，有些娱乐的东西也是需要的。观众是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文艺作品也需要多种题材、多种风格。
记者：每位文学爱好者都希望自己写出的文学作品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那么被公众认可的文学作品具有哪些特质？
莫言：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从无名作者，或者文学爱好者起步的。有的人可能“学徒”的时间比较短，很快就能够悟到真谛，有的人可能要摸索很长的时间。要公众认可，这涉及许多元素，讲述的故事要有新意，讲述故事的方法要有创新。
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里面应该有生动的感人的艺术形象，作家的语言要有风格。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故事无论多么精彩，叙述的语言一般化，没有个性，读者也不会感兴趣。所以，思想性、故事的精彩、人物塑造成功与否，对语言锤炼功夫下得大小，都是影响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原因。
要写出好的作品，无论如何，作家还是要对生活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头脑里要有很多人物形象，有很多故事原型，很多生动细节。另外，作家对时代的本质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要在纷纭万象的生活中，看到生活的本质，看到人性最深层的奥秘。要让作品反应时代的面貌和本质，作家应该发现生活中新的事物，新的思想的萌芽，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道德观念的变化，看到传统价值观对人的深刻的影响。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