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丹韵
一个接着一个古村跑，冯骥才被称为“古村落保护斗士”。
采访者：龚丹韵
受访者：冯骥才
冯骥才这个人们熟悉的名字，其实暗含着两种意义指向。过去，这个名字代表着他的文学创作和绘画；现在，这个名字更直接地让人想到他作为“斗士”——民间文化抢救与古村落保护的斗士——的身份与精神。
创作者转身成为文化遗产守护者时，这转变凝聚了更宽阔、更深远的文化使命感。2004年，冯骥才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化基金会。十年来，他一个接着一个古村跑，一场接着一场“硬仗”打。虽然他的呐喊时常被淹没在社会对GDP膜拜的喧嚣声中，虽然他的行动多似逆水行舟格外艰难，但他从未退缩。
十多年后的今天，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守护传统的重要性时，这位先行者依然须臾不敢放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冯骥才的言谈间，满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忧思与焦虑，他甚至还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今天是我们抓住传统的最后一个机会！”
晚一天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再不赶紧做些什么，它们永远回不来了
当我意识到传统文化断裂的严重性，就文章也不写了，画也不画了，赶紧去保护古村落。
日本、韩国每一个文化遗产后面，都有一批专家盯着。专家就应该管这个，做点实事，而不是忙着“放炮”。
“保护传统村落，比保护万里长城还要伟大。”冯骥才曾用此话强调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
他不愿意看到遍布中华大地的古老村落骤然崭新地陌生起来，更不愿意看到民族文化的印迹突然消失得踪迹难觅。
几乎跑遍了全中国，冯骥才用一连串的调研数字向人们证明传统村落保护的急迫：2000年，我国拥有约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由于大量并村和城镇化，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10年间就差不多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至于这些消失的自然村中有多少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难以计数，无人知晓。
“此前很少有部门、机构或个人关注这个事情。”也因此，率先急迫地关注这个事情的“文艺家”冯骥才被冠上了“古村落保护斗士”这个称号。
记者：这些年来，您致力于古村落的保护，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和心血，并且也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主业——文学和绘画创作，为什么这样做？
冯骥才：多年前，当我意识到传统文化断裂的严重性，我就文章也不写了，画也不画了，赶紧去保护古村落。
中国的传统村落，十年中消失了90万，每个月就有3000多栋村居不见了。晚一天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再不赶紧做些什么，它们永远回不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决不能让这些传统断裂。这是比绘画、创作更有紧迫感的使命。
记者：这么多年来，传统文化的回归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尤其现在国家层面对此也十分重视，相关的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举措也相继出台。如今您的这条传统文化守护之路是不是走得容易些了？
冯骥才：总的来说，现在国家的文化保护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有《文物法》《非遗法》，国家层面还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据我所知，如今国家一级的非遗约有1500项，省一级超过1万项。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有哪些非遗项目，基本心里都有底，都有数了。
能做到这点，其实很不容易。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芬兰，它们还没有完全摸清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有一次，我去芬兰，当地人跟我说，芬兰的文学作品遗产这一块梳理得比较好，基本摸清了，但其他门类还没有。而我们的文学、戏剧、美术等，各种门类大致都有底。几千名专家参与的申报系统也很完备。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有传承人，国家还给传承人拨发经费。相当多的非遗产地建立了相关的博物馆，地方政府还成立了市一级保护中心，一个完整的非遗保护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十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日益重视，但是，我们的科学保护还做得很差。
记者：就是说保护的意识已经生根，但方式还不够科学？
冯骥才：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带一批老外去参观我们的一个非遗项目，它的传承人是一位大爷。我问：大爷，现在政府一年给你多少钱啊？大爷说，有钱么？我从来没见到过钱。翻译当时还想翻这句话，我赶紧阻止，实在丢人。最后我对大爷说：我给你发钱。当场要来笔墨给他写了个欠条：冯骥才欠某某某5万元。让大爷回头问我要。
结果过了几天，当地文化馆负责人打电话跟我说：哎呀，您如果想支持非遗，应该把钱先给我们，由我们分配给传承人，您不能直接给传承人啊。我听了当时就火了，问他凭什么？国家给传承人拨的经费，结果传承人连钱都见不到，我就是要让这位大爷能拿到钱。
记者：保护不可能光靠偶发的事件，您觉得在常态化的制度上，我们究竟还欠缺什么？
冯骥才：首先，每一项文化遗产保护，都应该有与它匹配的标准和条例。一个大标准管不了上千个独特的文化项目，保护条例应该一对一，不然容易出问题。比如手工剪纸，有些地方美其名曰保护，实际上是把它产业化，变成机器量产。农耕文明下的手工艺术被改造为工业文明中的工艺品，这就不是我们原本想保护的文化遗产了。这样的做法，纯粹是为了赚钱，根本就不叫保护。还比如木板印花等，现在都是机器生产的产品，实在可惜。
其次，我们缺少监督机制。我在参加全国“两会”时曾经说过，《非遗法》诞生已经有几年了，却没有一个案例出现，那么法律不就成了一纸空文？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案例依然是零。这就是不作为。
第三，我们缺少专家。日本、韩国每一个文化遗产后面，都有一批专家盯着。我觉得专家就应该管这个，做点实事，而不是忙着“放炮”。现在我们80%的文化遗产后面都没有专家。不仅没有专家，有些所谓的“专家”还特地与当地相关机构联系说：你们这个保护规划，全部给我做，算算到底能给我多少钱？这就像当年王道士之于敦煌，他发现了敦煌遗迹，却又把文化遗产卖出去。今天，类似王道士的专家比过去还多，可悲可叹。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粗鄙文化，那就出问题了
很多人喜欢喊“我们要传统”，但我们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们自己真的明白吗？
再往下，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对传统的认识、共鸣、集体记忆会更少，那时候再谈传统的继承，更加来不及，它可能只会沦为博物馆里的摆设，或是一纸空谈。
让冯骥才记忆深刻的是，多年前，自己每发表一篇小说，就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
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更没电脑，只靠通信。信箱里每天都堆满了信，一开信箱门，信就“喷涌”而出。写信的人天南海北什么地方都有，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他们的阅读感受和肺腑之言。
有些信是流着眼泪写的，泪水把信纸微微粘上，揭开信纸时便发出沙沙声。这轻微的沙沙声，带给冯骥才特别的感动。“你会觉得你的心跟读者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天生是跟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们是有责任的一代。”
这便能理解，多年后，他为何会选择转身去做民间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正是因为那份融进了血脉里的责任。
记者：这些年中，您脚踏实地，也耳闻目染。累积了许多的实践与见闻之后，今天的您怎么评价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处境？
冯骥才：不是危言耸听，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上，我们今天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低谷。传统的精神正在消失，民族的价值感也消解了不少。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有些人变得没有底线，或是稍不小心便会穿越底线，这样的事例今天并不少见。所以，如何回归传统、重建价值，让我感到着急，甚至焦虑。
记者：您为之焦虑的不仅是具体文化样本的衰落，也是一个民族面临的价值观、道德观滑坡的危险。
冯骥才：这里要说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概念。传统文化是一定历史形成的文化形态，有非常具体的内容载体，如一些文学作品、琴棋书画等，比较静态。而文化传统不一样，它是活的，有规律性、有精神性，必须要传承下去。很多人喜欢喊“我们要传统”，但我们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们自己真的明白吗？
记者：其中有很多误区和似是而非的理解。
冯骥才：比如我，我觉得我自己的文化基因就比上一代人差。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很复杂，这和我们经历的历史有关。
自清末开始，社会衰落，传统精神随之衰落，之后经历战乱、外国入侵、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打击等，让当时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开始丧失。以我自己为例，我20岁刚出头时，正是上世纪60年代，传统文化被视为牛鬼蛇神，扫荡一空。不管是传统中的精华还是糟粕，统统被丢弃，很多传统的东西就此断裂。
经过那样一个时代的动荡，传统已经不成样了。但好在我的父母一辈身上，还留着传统的血脉。这种传统，未必是教科书上的具体内容，而是体现在那代人一言一行背后的价值观里，那里依然有着传统的影子。这影子就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还在。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门一打开，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没来得及回归，外来文化又蜂拥而至。好莱坞、名牌、时尚，商业文化全面入侵。商业文化是粗鄙的文化，它本身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粗鄙文化，那就出问题了。当时的中国不富裕，看这些东西新鲜，以为这些才是精英文化、先进文化。当大家急着拥抱新鲜东西的时候，就与自己的文化疏远了。
记者：今天，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地步。
冯骥才：不只是紧迫，我认为现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严峻到什么程度？今天是我们抓住传统的最后一个机会。再往下，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对传统的认识、共鸣、集体记忆会更少，那时候再谈传统的继承更加来不及，它可能只会沦为博物馆里的摆设，变成一纸空谈。
正是为了未来，我们保护我们的遗产，传承我们的文明
只有进入人的心里、进入民族性格里、进入所有人的集体记忆里的东西，才是一个民族真正拥有的文化。
观察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是否有文化，主要看它是否有一种精神立在那里。
冯骥才曾写过一本书，叫《乡土精神》。
在书里，他以融散文、随笔、思想批评、文化研究为一体的笔法，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讲述了许多珍奇美好而又鲜为人知的文化记忆。文字蘸满了使命感，也嵌进了危机感。
乡土精神，是冯骥才的不渝追求；乡土，亦是他的不变关怀。每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冯骥才的提案几乎都与乡土有关。
记者：您觉得在“最后的机会”面前，我们该如何奋力守护传统？
冯骥才：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农耕的历史。村落是我们最古老的家园。
由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多样、文化多元，我们的村落千姿万态，无比优美。我们的文明最初是在村落里养育成的，中华文明的大树最绵长的根在村落里；我们难以数计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上在村落里；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根性和多样性也在村落里。
有现代眼光的人都深知，传统村落的价值不只是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未来价值。正是为了未来，我们保护我们的遗产，传承我们的文明。
记者：如何让传统活在当下，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您一直提倡的“乡土精神”是否可以成为我们抵达传统的一种载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提倡乡土精神的意义是什么？
冯骥才：如果从河姆渡文化算起，我们的农耕文明延绵了有七千年了。这种文明方式，养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对天对地的敬畏。也由此，诞生了一系列传统文化。比如说春节，其中许多民俗就带有这种乡土文明。时至今日，孩子不管离家多远，每到春节，必须回家看望父母，这就是我们民族传统传承的一种方式，它培养了民族的感情。
我每次参加全国“两会”，都会提案建议除夕放假。好在今年成功了。如果除夕不放假，对年轻人来说，除夕必须回家团圆的民族习惯就很可能会消失。慢慢地，他们对除夕也会失去记忆，甚至不再理解，不再把除夕与回家团圆联系在一起。
记者：淡化的是年味，式微的却是传统。
冯骥才：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河北小伙子，他说那几天无论如何要请假回老家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村里有一个规矩，无论谁家办喜事，村里人无论在哪，都必须回去。我说这个好啊，这种人情味就是维系着这方土地的凝聚力。如果传承得好，它甚至可能被带到城市里，成为流动的、传播的文化。
记者：但也有人觉得，乡土毕竟离很多现代人的生活已经遥远了，再强调乡土精神有点不合时宜。
冯骥才：谁说乡土精神对城市就没意义了呢？我不认为乡村的文化就代表落后。古代乡村，从城市中拿来了儒家文化，巧妙的是，乡村把儒家的这套东西转化为民俗来体现，比如忠孝的观念，我说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农民回家过年，变成了民俗，最终这种方式成为今天中国人维系传统文化、认同彼此同根同源的纽带。
记者：真正传承下来的活文化，是发自内心的，无需多言，大家就能领会。
冯骥才：只有进入人的心里，进入民族性格里，进入所有人的集体记忆里的东西，才是一个民族真正拥有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必须保护、珍视。
观察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是否有文化，主要看它是否有一种精神立在那里。穷，没关系，只要这种精神在，一个民族就不会倒。如果丧失了这种精神，只知道盲目跟风走，那么社会再富裕，它的发展也堪忧。现在，我们的文明还在，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记忆还在。现在保护，是最后的机会，还来得及。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