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明全
采访者：周明全
受访者：傅逸尘
一、“被”文学批评
周明全：据说，你父亲曾是《艺术广角》的主编，而且家里藏书数千册，其中文学理论方面的图书占了很大比重，可以说，你家学很深厚。你之所以选择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和你父亲的教导有关吗？或者说，你父亲是否有意识地培养你成为批评家？
傅逸尘：没错，他任《艺术广角》杂志主编有六七年之久，而且写过很多文学批评与美术批评。父亲的藏书应该有万册之多，文学理论、美术理论方面的也该有两千余册吧。家学似乎谈不上，因为我觉得够得上家学的总该是类似叶兆言那样的，家族中几代人都是读书人；但父亲的确是从小就喜欢文学与美术的。
我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确实跟父亲有关。我虽然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但父母却因为自己当年偏科而无法考入更好的大学，便一直担心我也偏科；所以，就没有刻意培养我文学的兴趣与才能。等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才知道，班里有许多同学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创作成就，而且他们也有着丰富的文学知识，这给我带来巨大压力，一度，我对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也很迷茫。那段时间我与父亲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很频繁。可以说是父亲重塑了我对文学的信心与理想；2003年夏天，父亲让我搁置小说、散文的写作，先从文学批评做起，而且是从军旅文学批评入手。所以说，我可以说是被文学批评的；而且，我最初的两个批评对象——关于马晓丽的《楚河汉界》与李存葆的《大河遗梦》都是父亲帮我选定的，然后居然就发表在了《文艺报》上，我的文学批评就这样开始了。
周明全：军艺培养了大批的军旅作家，在如此浓厚的创作环境下，你却“执迷”于文学批评，为什么？创作更容易获得认可，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系统里，可能一两个中篇小说，就能获得名利；而文学批评，需要付出的远远比作家多得多，难道你当时就没有考虑过这些？
傅逸尘：这个可能是一种惯性使然，上了批评这个车了，对飞机呵、轮船呵什么的就有些淡然了。创作与批评谁付出的更多很难将其量化；但有一点在我是很明确的，我从事文学批评绝对与名利无关，尤其是近年来，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觉得批评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是创作难以代替的。换言之，从事创作与批评都需要一种精神理想。
周明全：我看你几本书的后记，都反复提到了朱向前老师对你的影响，而且在《重建英雄叙事》中，好几篇重头稿，都是你和朱向前老师的对话；《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的序言中，朱向前老师更是倾注了对你的深情和殷切希望，能谈谈朱向前老师对你的为文与为人的影响吗？
傅逸尘：这个影响太大了，他的才华横溢、睿智与敏锐，他的刚直不阿、绝不媚俗，以及对文学的理想与信念的执守，等等，都让我徒生艳羡，望其项背。尤其是他的人生的感悟、生活态度和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对我都有重要影响。他的学生遍及军旅文学界，但我可能是他学生中为数不多从事文学批评的，所以他也对我偏爱有加。
周明全：毕业后，你到解放军报社工作，记者的工作很烦琐，当然，做记者的好处，就是能比学院批评家走的更多，接触到的更多；尤其是你随远望号测量船出海140天，并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这是学院批评家很难有的机会。记者的经历对你从事文学批评有帮助吗？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傅逸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有机会到部队基层跑一跑，我在军旅文学批评方面就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创作需要生活，批评也同样需要生活，即便是形式主义批评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生活。创作与批评在生活上是一种同构关系，而不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轨迹，否则就难以形成对话的关系。
周明全：搞文学批评的很少用笔名，刘涛在分析鬼金时说，自己为自己取的名字可以言志，其抱负、志向、性格、成就甚至命运皆可从中看出来。你取名“逸尘”，有何用意呢？
傅逸尘：可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思在里面，这都是文学青年的一种幼稚的理想吧？文学终归不是现实，文学批评离现实就更远；因此，能否达至一种艺术化的理想对我的文学批评而言就至关重要。
二、“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核心所在”
周明全：在“80后”批评家中，你可能是被研究最多的一位青年才俊。首先，2008年，你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研的时候，就以一本名为《重建英雄叙事》的评论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平了该丛书最年轻入选者纪录，并且得到了评论界权威的首肯。朱向前、徐则臣、张丽军、周景雷、王凯、李尚财、周徐等多位评论家、作家撰写过研究你的文章，雷达也给过你很高的评价，《滇池》杂志、《南方文坛》还以专辑的形式推介你，而且你还被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为第二届客座研究员。这么多人研究，这么多有影响的杂志推介，他们看重你的是什么？这些推介，对你的批评有帮助吗？
傅逸尘：这个我自己一下子还真说不好，我觉得可能是幸运的成分比较多吧？但综合起来，我想还是借了军旅文学的光，这也说明父亲当年为我作出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军旅文学批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比较繁荣的，那时有一批优秀批评家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九十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初年，军旅文学批评辉煌不再，除了朱向前等几位还在坚守外，其他批评家基本上不怎么写文章了。我的出道恰在军旅文学批评青黄不接之时，而且我的文章有一定的数量。朱向前先生的提携当然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艺报》对我的支持亦非常之大，我的很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那里。我不知道《滇池》杂志、《南方文坛》以专辑的形式推介我，还有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为第二届客座研究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但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近些年在军旅文学批评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似乎代表了一个大的方面。这些报刊的推介对我而言当然重要，它们扩大了我在文学界、文学批评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馆聘我为第二届客座研究员，为我搭建了一个极具发展力的平台，开阔了我的批评视野，有机会跟全国知名批评家、作家及重要报刊进行更宽泛的交流。
周明全：按代际划分，你属“80后”批评家；但你更为特殊的身份和头衔是“新军旅文学批评家”，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划分，为什么？或者，你更愿意接受那个称呼？
傅逸尘：我是不赞成这种简单的代际划分的。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艺术观念，以及作品的风格，不可能因为年代而聚集，而统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社团与流派相对而言还算靠谱，但一个社团或一个流派中的作家彼此间的差异仍然很大；所以说，我认为，简单的代际划分等于什么也没说，就像“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一样。我最近写了篇随笔，还在我手里压着，题目是《“新世纪文学”应该终结了》。“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当初提出的时候就颇有争议，我们暂且不论；我想说的是，这“新世纪”要新到哪一年呢？如果说在2010年前称“新世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2014年了，还能叫做“新世纪”吗？你总不能这样一直“新”下去吧？基于此，我认为2010年后的文学是否可以称为21世纪一十年代文学？而此前的2000年至2010年的文学不妨称之为21世纪初年的文学。当我们无法概括某一年代没有突出的思潮与主义的文学现象的时候，这种客观表述更有利于学术研究。“新军旅文学批评家”跟上述概念差不多，只说明了我比较年轻。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称谓，我觉得就要研究他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更本质的东西，这一点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划分做得比较好。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批评界对创作的概括也说得过去，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或称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它就没有简单地以代际来概括作家，而是深入到文学的本体。中国当代批评家能够长期秉承一种研究方法进行独立批评的似乎并不多见，所以风格或方法就不大容易彰显；而且大多是各搞各的，无法形成批评流派。至于我自己，近些年来主要是将叙事伦理的理论引进到批评实践中来，尤其是关于军旅长篇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一点实绩；但要命名一个称谓就勉为其难了。
周明全：综观年轻批评家，可以说绝大多都是跟着导师研究那些已经被经典化了的作家和作品，最多做些作家论或作品论，很少一上路就提出批评概念的。当然，这和批评家的能力无关，在“无名”时代，在各种批评理念趋于成熟，而且社会亦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时期，构建新的理念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但你作为“80后”批评家，却早在2008年，就第一个提出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研究”的理论命名，堪称为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划出了一片全新的理论视界。当时，据于什么情况，你提出了这个理论命名？这一命名，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了吗？
傅逸尘：学院的批评家无论年长或年轻，其批评都会围绕在相关的课题研究中，它是一个系统的有机链接；我的批评跟任何人，任何组织，以及我的工作都无关，我无非是延续了我读书时的一种文学选择。因此，我想让自己的批评能够与文学创作同步，能够参与到当下文学创作实践中去，成为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批评的在场。之所以选择“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也是缘于它的繁荣，它在影视界的巨大影响力。我觉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研究”只是确定了我研究的一个大致范围，恐怕无法构成一种理论命名；也因此，我的正在写作中的关于“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研究”的专著的书名是《英雄话语的涅槃——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这个研究学术界是否认可我不太清楚，但有一点，20世纪九十年代至21世纪一十年代以来的百余部优秀军旅长篇小说我是认真细读过了的。
周明全：作为“新军旅批评家”，你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重建英雄叙事”，你的第一本批评集《重建英雄叙事》似乎也表达了你的批评观。之所以要重建，就说明当下的英雄叙事出了问题，你认为当下的英雄叙事主要存在那些问题？
傅逸尘：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军旅文学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自不必说，八十年代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体的军旅文学也是如此，可以说，军旅文学的英雄叙事是主流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最强力的声音表达。九十年代末，以长篇小说为主体的军旅文学进行了最具文学性的探索，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对话的方式让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最为鲜活与深刻的碰撞，英雄叙事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有效空间，其丰富与驳杂，使得军旅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进入21世纪初年以后，由于中国文学的整体性通俗化转向，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亦崇高不再，与影视剧的联姻更让其离伟大的小说渐行渐远。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通俗化”了的军旅长篇小说，商品属性日益加强，无论是在语言、叙事、结构，还是在人物塑造、生活表现、精神书写、审美追求等方面都开始了类型化文学的审美重构。启蒙性的、政治性的、宣传性的、说教性的硬性表达逐渐被商业化的、消费性的、娱乐性的、想象性的软性话语所替代，失去了“政治”这一宏大主题的荫蔽，军旅文学的文学合法性受到了强烈质疑，不但逐渐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在文学领域也一再被边缘化，丧失了传统核心竞争力的军旅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和现实处境变得从未有过的尴尬。二、是军旅长篇小说似乎整体性地被一股追求“好看”和“写实”的风潮所笼罩。军旅作家们、书商们、电视剧投资方们似乎抓到了拯救军旅小说危机的救命稻草，要求军旅长篇小说编织传奇性的故事，塑造传奇性的英雄，取悦于大众的世俗化审美心理。当前的一些军旅长篇小说越写越轻，越写越粗糙，自我重复和模式化的倾向严重。缺乏亲身的经历和痛切的体验，仅凭过去的经验、当下流行的观念和想象，熟练的写作状态之下掩盖的是作品生活质地和生命体验的稀薄。三、近年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可以不必再依靠对军旅现实生活的考察与体验，而仅仅依靠想象和虚构就可以编织一个很好看的传奇故事、一组很复杂纠结的人物和情感关系、一系列很吸引眼球的矛盾冲突。有了这些元素，似乎就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快餐化阅读消费，就可以满足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趣味和改编要求，就可以满足作家自身的利益诉求。军旅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众多读者的青睐，能够引发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以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面临着精神矮化和道德失范的严峻情势，置身于高度物质化、粗鄙化的精神境遇中的人们开始怀念精神的崇高和丰饶，开始召唤灵魂的伟岸和富足；而军旅长篇小说恰恰可以以其崇高和英雄的审美建构填补人们精神层面的失落，以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伦理唤醒人们麻木而低沉的神经。然而，仅仅停留在对军旅文学最为核心的价值伦理的坚守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或者小说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独特性，包括作家的思想与经验。
消费时代、商业社会、市场机制、大众文化、欲望与纯文学……如果让我来概括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文学生态的话，第一感就会从脑海中迸出上面这些关键词。在当下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语境中，在消闲和娱乐取代了严肃阅读的文化背景下，面对日渐肤浅而轻松的写作处境，叙事的伦理向度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尺度，以保证写作的精神重量。对叙事伦理的召唤，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场新的叙事革命。
周明全：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你的重建，起到了你想要的效果没？
傅逸尘：当然是没有。通俗化的军旅长篇小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不要说我的人轻言微，再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也恐怕难以扼制这一写作思潮。
周明全：有评论认为，考察你的文学批评之路，有几个关键词是必须被捡起来认真研究的，比如，你将“伦理批评”引入到了军旅文学研究中，为军旅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言说话语，其对军旅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建构和创作层面的引领意义不可低估。能谈谈你对“伦理批评”的认识吗？为何会将“伦理批评”引入到了军旅文学研究中？
傅逸尘：首先应该说是21世纪初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本身决定的，也就是说它给我提供了采用“伦理批评”的方法研究的可能性。这种方法用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军旅文学研究中是无法想象的。张文红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一书给我很多启示，使我的研究能够在更宽泛的空间中展开。从伦理哲学角度分析，作为社会本体的伦理关系就不仅仅囿限指涉着父子和性爱等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小说文本是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呈现，源自作家主体的叙事行为是对诸种伦理关系以文本形式进行的艺术展现过程。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本质、最稳定、最具传统色彩和规范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叙事为中心的小说，在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进程中，逐步从纷纭的人际关系中梳理出有典型意义的伦理叙事模式。模式的表象性和象征性始终在承继、延续、发展，而其内蕴和寓意却在无穷变换着。
从伦理叙事的角度，我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层面：一、父子伦理——从“审父”到“寻父”的嬗变、“父性文化”的重建、“子我”的主体性成长；二、历史伦理——从“宏大史诗”到“小写历史”的诗学转化、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诗学探求、正面描写与正史讲述；三、军人伦理——“价值解圣”与“职场军人”、“新军事变革”与战争焦虑、“新型高素质军人”的文学想象；四、英雄伦理——英雄话语的重建、“另类”英雄的塑造、英雄悲剧的超越性；五、现实伦理——“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守望“生活现场”、为军旅生活的“存在”作证；六、情爱伦理——“身体出场”的情爱叙事、“性爱诗学”的政治语义、“女性自觉”的主体觉醒。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我的研究涉及到诸多问题：一、通俗化转向——文学生态的大众化巨变、审美趣味的多元文化格局、故事讲述的通俗化；二、日常经验凸起——日常经验拓展题材边界、个人化写作与私语化叙事、挣脱主流价值束缚；三、回归文学性本源——文体自觉与技术创新、诗意的现实主义与智性写作、内在经验的叙事探索；四、类型化写作——小说类型化与反类型化叙事、小说写作的影视化、网络叙事空间的拓展；五、悲剧精神——悲剧精神与超越性、历史的悲剧、现实的悲剧、女性的悲剧。
利奥塔就认为，当代社会背景下的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确实，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语境中，伦理以“立言”的方式存在已经非常困难，人们更热衷于叙事的伦理，而不是枯燥呆板的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伦理只有进入叙事或者说进入生存才能凸现它的存在价值。在现代秩序的规范下，人们生存的压力与生命感觉的破碎，需要能够重新整合人的存在时空的叙事来弥补，而不欢迎冰冷而空洞的理论与说教。小说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讲述故事，更应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人类心灵的真实，并负起“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这恰恰是小说叙事的伦理意义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我对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问题的提出与阐释，就不仅仅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更是基于对一种文学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信仰的坚守。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一个伦理现象，其次才是一个文学现象；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其次才是一个诗学现象。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正是沿着这样的精神轨迹，完成了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向“个体自由主义小叙事”的转型。
周明全：看了你目前出版的两本专著，你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并对伪现实主义进行了批评。你认为，在当下，作家应该如何描写当下现实？
傅逸尘：关于现实主义讨论起来太复杂，但21世纪初年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甚至于成为中国作家普遍选择的文学方法不是文学的一种正常形态，关注社会现实当然好，但只用一种方法描写现实就不好了。我虽然没有亲历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但向往和羡慕那个年代文学的丰富性与作家创作的激情。伟大的思想只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中。莫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并不怎么太先锋，但当所有的先锋作家都回归现实主义的时候，莫言却始终坚持着他的文学性探索，我以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先锋作家。现实的复杂性，以及作家文学观念与风格的多样性决定了作家描写现实的路径的不可规约性。批评家的责任不是给作家指出一条伟大的文学前行的路径，而是参与到作家在描写现实的过程中的文学性探索。
三、同代作家与批评家要保持距离
周明全：你平时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吗？你如何看待同代作家的创作？
傅逸尘：也看，但相对还是少。多少会觉得他们的文学水准与年长一些的作家，或者那些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要低一些，也不够成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读了这个就读不了那个。我是相信创作是要有一定的经历与阅历的，尤其是长篇小说。所以，有经验的作家就讲，好的故事或素材轻易不要去动，一定要等到你觉得完全能够驾驭得了的时候才去写。
周明全：金理说，作家和批评家应抱团取暖；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和同代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会像金理所说抱团取暖，还是和同代作家保持距离？
傅逸尘：我愿意结交一些我喜欢的作家朋友，在日常的接触中你会触摸和体味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情感表达方法，当然也会涉及文学创作。但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或批评的角度，我还是认同与同代作家保持距离。同代作家与批评家最好能形成一种碰撞的关系，甚至于论战的关系，这样有利于文学的发展。距离太近会影响批评家对文学的敏感性，以及批评的独立性。
周明全：你看同代批评家的文章吗？你觉得，同代批评家，哪些比较优秀？他们的研究，对你有启示没？
傅逸尘：当然会看。了解、借鉴都会有。如果同代是指“80后”的话，我更看好“70后”的那批批评家，他们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中坚，成就也更大一些。
周明全：不少人认为，“80后”批评家难冒头，其实，我觉得，目前的批评环境很好，只要你有足够的才能，完全会得到认可，你觉得呢？
傅逸尘：“80后”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数量还是批评质量目前都处于一个成长期，其影响力也不够强。我觉得“80后”批评家要比“80后”作家幸运得多，“80后”作家迟迟得不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在媒体与出版界的同谋炒作中，丧失了批评对他们创作的介入与研究，他们的文学性成长明显存在批评的缺失。“80后”批评家的遭遇正好相反，这与他们的师承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成长普遍得到了导师的呵护与提携。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活跃在批评一线的“80后”批评家太少，很难产生一种群体效应。
周明全：《大家》杂志2014年第2期，除了用48块彩版推介数十位已经在批评界产生一定影响的“80后”批评家，还继续开设，“80后批评家大展台”栏目，第2期推介的正是你，文章是我写的，叫《傅逸尘：“新军旅文学批评家”的坚守》，我有个想法，想继续将“80后批评家大展台”栏目做下去，系统梳理“80后”批评家的创作与走向；另外，联合《西部作家》杂志，开设“80后批评家访谈”栏目，以对话形式，纵深地研究“80后”批评家。我个人的感受是，“80后”批评家在不远的未来，一定能成中国批评界的中坚力量，现在就开始关注他们，一是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二来，或许目前这些文章，在将来，或能成为研究他们的重要资料。
傅逸尘：很感谢你，明全兄弟。在“80后”批评家中，你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你策划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是目前国内第一套反映“80后”创作水准的丛书，将不得不选的几位批评家都选入了丛书中。我注意到，包括《文艺报》在内的多家报刊的2013年文学批评综述中，都提及到了该丛书，评价极高。你为这套丛书付出了很多，你为“80后”批评家的成长、集体亮相作出了贡献。“80后批评家访谈”、“80后批评家大展台”的创意都很好，系统研究几年，对你的成长肯定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有幸能被你纳入这两个栏目，很是高兴。今后，我们要更多地合作，携手向前。
周明全：贡献谈不上，作为同代人，又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力所能及地各位多做点实是在在的事。目前的想法是，想以文丛为主体，延伸出《“80后”批评家年度选本》，将“80后”批评家每年在主要评论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筛选、整理，每年出版一本选本，为学界研究“80后”批评家提供必要的文本依据。当然，还将继续扩大《“80后”批评家文丛》的容量，将那批优秀的“80后”批评家继续纳入到问从中来。
傅逸尘：明全真是有想法的出版人，当然，也是很优秀的批评家。代表所有“80后”批评家感谢你，我也将全力支持你，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傅逸尘：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对文学的感受力，也就是作家、艺术家们所强调的艺术感觉。这一点很重要，批评家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与观念进行批评，必须能够进入作家的创作情境，甚至超越作家对文学的感知力。作家为什么对理论批评不感兴趣？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你是外行，你的批评跟作品太隔。另一方面就是我在《南方文坛》201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批评当随时代》中所强调的，批评要能够引领作家与文学，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要用自己的思想精神影响作家、读者和文学，进而影响时代发展的走向。当然，这样的理想不是哪一个批评家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诸多有理想的批评家共同努力。
周明全：真是不好意思，一聊就数小时，耽误你太多时间了，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吧。
傅逸尘简介：
傅逸尘，本名傅强，1983年生于辽宁鞍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100余篇，50余万字，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著有文学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叙事的嬗变》、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 佳作奖、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现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