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小平
采访者：傅小平
受访者：芒克
你只要是写了值得留存的诗歌，它就会留下来
记者：在我印象中，你几年前参加过一次题为“诗人画派”的群展，那是一次当代诗人画家的聚会。这次“诗意的幸存者”视觉艺术展还是有些不同。你的老朋友严力、唐晓渡，还有担当艺术总监的杨炼都来了，给人感觉，这次展览是以视觉艺术的名义，把当年朦胧诗派的“半壁江山”拼在了一起。展览的主题就源于你们几个老友创办的“幸存者诗歌俱乐部”，这一晃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吧。
芒克：可不是吗，时间过得真他妈的快。你看吧，现在很多人都是奔着《今天》去的，因为《今天》影响比较大，媒体采访我都要问《今天》的事，我都给问烦了，我真是不想提了。但这“幸存者诗歌俱乐部”恐怕好些人都不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和杨炼、唐晓渡交往比较多，又都是住的同一个小区，劲松小区，大家经常在一块儿聚聚。那时我们就想把北京这帮写诗的人聚在一起谈谈诗歌，我们搞一个俱乐部吧，这就有了“幸存者”，然后又整出了一份 《幸存者》 民间诗刊。那都是1987年的事了，我们这些诗人都是在北京的成员，反正是图个方便么。那个时候，很多叫得出名儿来的诗人大多在北京。这本诗刊不定期出版，一共也就出了三期。
记者：为何出了三期就停刊了？
芒克：俱乐部成立后不久，1988年初我就去了法国，直到年底，《今天》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才回到北京。算一算，我都在外边待了快一年了。那个时候，大家的情况就是这样，该出国的出了国，该办别的什么事情的，也都去干了别的事情。一进入九十年代，大家也都散了，刊物就办不下去了。
记者：这跟之前你和北岛创办《今天》的情况很不同吧，想来是不是有些恍惚？
芒克：那是太不同了。1978年9、10月份吧，老北岛提出来说，要办一份诗歌杂志。那时候，距离“文革”结束也就两年时间，那时是什么样的政治气氛？他提出来了，我们说干就干，就开始瞎琢磨着筹划。这人吧，都是老北岛找的。第一期编委是七个人，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刘羽，还有我、北岛、黄锐。等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张鹏志家，在鼓楼西大街那边开了第一次会，我们商量着取一刊名，当时也就非常即兴，我说就叫“今天”吧。我就觉得你提过去有什么意思，你提未来，那你跟未来也打不着关系，不如现实一点就叫“今天”。刊名有了，接下来，大家就开始分工，各干各的，就这么干了起来。再后来，为了使编辑部工作正规化，老北岛提出来设主编、副主编。我支持他任主编。他大我一岁么，也比我要沉稳些，整体上考虑都更合适。于是又开了一次七个编委都参加的会，定了我当副主编，这事就这样给敲定了。
记者：《今天》 停刊后你们又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
芒克：《今天》是停刊了，但我们又想人不能散，交流活动不能停，应该找到另一种形式，让《今天》作为文学团体，继续存在下去。这样就变着法儿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人还是原来那拨人，只要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的都是会员，大概有30来号人。理事会里，有北岛、我、江河、陈迈平、赵南，其余就记不清了，好像还有周郿英。但研究会活动了两三个月，出了三期“资料”，到1980年底也就散了。
记者：印象中，你在和唐晓渡的一篇对谈里说到过这事。你说研究会是自动解散的，因为当时诗人们已经可以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了。
芒克：对，当时我就跟他讲，研究会其实在人散之前，心早就散了。因为那时很多作者，可以在官方杂志上发表作品了，有一些还参加官方的文学活动、诗歌活动。他们被吸收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包括一些主要成员。这不等于研究会就散伙了嘛，大家都各走各的路了。
记者：你当时的选择，实际上对你后来的生活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芒克：那影响是大了去了。就不说生活上一些很具体的影响吧，当时官方杂志谈得最多的就是北岛、顾城、舒婷，也就宣传他们比较多，这么一弄，诗歌界就没我们什么事了，还有多少人知道芒克，还有你芒克什么事呢？后来还闹过一笑话———有人重提芒克，说文坛又出了个叫芒克的后起之秀。你看，我都成了后起之秀了。反正啊，隔了十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芒克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也写了一些好诗，还是他和老北岛创办了《今天》。这都是近些年才被人重新提起的事了。
记者：想来多多写于1988年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是有所指的。
芒克：那个时候没人提我们，就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多多就写了这篇文章，现在我们这帮老家伙都重新出土了，就别提什么被埋葬了。其实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被埋葬的诗人，你只要是写了值得留存的诗歌，它就会留下来。我从来没有把“诗人”、“画家”这些称呼当回事，现在也没有。这些对我从来都不重要。
记者：你没多多那样的不平之气。我在唐晓渡写的一篇文章里读到一段轶事，说1979年夏天创办《今天》时，有一个深夜，你喝醉酒后独自一个人晃到东四十字路口，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和不存在的听众发表“演讲”：“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喂，你们说，中国有诗人吗？”
芒克：那都是说的胡话，当不得真的。后来朋友们听到了赶来把我绑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回去完事。不过那时我们真是把诗人看得非常神圣。一听说谁谁谁是诗人，那是非常了不得的，绝对的肃然起敬，觉得诗人是能与神对话的人，了不得的。哪像现在写几首诗就自称诗人，烂得没边了。给人感觉，诗人就整个一垃圾，都不是什么好词。
真正的诗人很多都比较简单、单纯
记者：很多人都会问你同一个问题，你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今天》？你出过一本诗集 《今天是哪一天》，那你能确定是《今天》是“哪一天”了吗？
芒克：你问到我，我才会回想起那个老《今天》，要你不问到我，我现在面临很多的事情，想都想不过来，就别提会想到什么《今天》了。老实说，现在回头看，我也不觉得《今天》有大了去的意义，它也就是我过去的一段经历而已，也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做过的一个事情而已。《今天》后来在海外复刊，我当然高兴，但其生存的意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东西，它消失的时候也就结束了，再出现时已是一样新东西，都没什么可比性了。
要问我《今天》是哪一天？那《今天》就是“今天”。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细想来我们也就折腾了两年，但就这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搞当代文学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杂志的，它让当时不得发表的“地下文学”作品得以发表，除正刊外，我们还出了四种丛书：北岛的 《陌生的海滩》《波动》，我的《心事》和江河的《从这里开始》，这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看也不必过高估计了 《今天》的成就。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出现和存在，那时的作品显然还不够成熟，因为《今天》还没来得及成熟就夭折了，这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它体现了当代诗人、当代作家自觉争取写作和出版自由的一种努力。
记者：后来你和一帮老友创办《幸存者》，包括《现代汉诗》，也包含了特别的意愿吧。除了《今天》诗刊的一拨人外，是否还吸收了一些更年轻一辈的诗人？
芒克：那是当然，在《今天》里，杨炼、顾城他们都算年轻的了。实际上，你现在能叫得上名来的北京诗人，包括海子、西川等等，都是俱乐部的成员。
记者：用现在流俗的话说，你们算得上生逢其时。现在很多诗歌中人、文学中人，都喜欢追忆八十年代。
芒克：我觉得是夸大了。你就说《今天》杂志吧，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那也只能说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有那么高吗？有必要把它拔高成一个象征吗？曾经有电视、报纸找我谈八十年代。有个栏目组也因为要做一档节目来采访我。节目播出时，我发现只是顺便提了我，大多时间都在讲顾城和海子。你说，就他们俩人能代表了八十年代？
记者：这或许和他们过早离世有关，他们的死在当时都是标志性的事件，一经层层解读，“诗人之死”就升华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芒克：诗人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你看，真正的诗人很多都比较简单、单纯。也说不清楚，我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脑子就是整天盘旋着死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根源在哪儿呢？我早期写的诗就跟死亡有关系，那时候就会特别琢磨死亡这个东西。这区别只在于你自己下不下得了手。有些人真死了，有些人想死没死成，或许是他们当时身处环境受的打击状态也不一样，而人的承受力也不一样，有的人绝望了，承受不了了，他想着自己活着没意思就死了。
记者：我读到网上一篇文章说，海子的死与他当年在“幸存者诗歌俱乐部”的遭遇有关，确有其事吗？
芒克：海子自杀，不会完全是因为这个。这件事真是特别遗憾。我只是见过海子一面，当时对他的诗看得也比较少，只是感觉这个人很老实，跟西川都还是孩子。我们那时候吧，人就是特别严肃、特别认真。俱乐部成立的时候，我们一周聚一次，讨论一个人的作品，不管是不是喜欢，都说实话。多多对语言是很挑剔的，对待评论也很认真，他当时谈自己对海子诗歌的看法，直接说海子写不了长诗，他不具备写长诗的能力。这对海子会有影响吧。当然，这只是多多的看法，他这样谈很正常，反过来海子也可以批评多多的诗。
说实在，海子自杀对我当时触动很大，我们俱乐部也举行了一次诗会，当然这个诗会不是专门为纪念海子而办的。不过，他死后，我多读了一些他的诗歌，觉得那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客观地说，他有些诗很优秀，但也不是没有毛病。哪个诗人写诗没有问题呢？
记者：经历过那个年代，想必对何谓“幸存者”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芒克：要我说，每个人能好好地活着，他就是幸存者。这跟年龄什么的都没关系。打个比方，1970年代初，我们就接触到“垮掉的一代”诗歌，差不多跟这个思潮在美国掀起是同一个时期。我们当时口头上追求比较颓废的状态，但颓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个个都彻底垮了。这种精神对你创作是有好处的。这么说吧，我的颓废就是建立在愉快基础上的颓废，要是真颓废，整个神经病、抑郁症什么的，可不就完了嘛。
现代人生活太实际，太物质了，诗意就稀缺了
记者：这次展览命名为“诗意的幸存者”，主题就凸显了“诗意”两个字。当今这样一个缺乏诗意的年代里，你们确实当得起“诗意的幸存者”的称谓。你是怎么理解“诗意”的？
芒克：现代人生活太实际，太物质了，诗意就稀缺了。但我觉得诗意也不是没有，充满诗意的东西还是挺多的，这得看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眼下到处都存在诗歌，很多人都在写诗，要没有诗意，怎么创作诗歌作品？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每天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就觉得生活得很诗意的。古代的诗人不就这样吗？他们写诗、画画、饮酒。这样的生活别提有多诗意了。
不像现代人，一天到晚为生活奔忙，哪来什么诗意。所以说，要诗意，你就得不能太紧张，你就得让生活慢下来，多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你要拥有诗意，你首先就得有自由。
记者：有评论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浪荡者”，在20岁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流浪者”的形象。
芒克：时代不同啦。我们那一代人吧，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那时家里子女多，没人管束着你，随你怎么有发展，整一个就是放养的，所以就比较野。到了“文革”，没让上学，倒是给了我们另一片天地。当然你要说自由，说浪荡，那也是美化了，特别是刚开始去白洋淀插队时，那是真的特别迷茫，啥也不会干。还有更迷茫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记者：就这样懵懵懂懂写起诗歌来了？
芒克：现在能查到的我的诗歌，最早都是1971年写的，不过之前一年就萌动写诗的感觉了。现在想起来莫名其妙的，我自己看早期的诗，都怀疑那是我写的吗？我要写这些干吗？当时我们写诗，就是打破一切常规，很自由地去想象，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借鉴什么古典的、现代的诗歌，就是随意去写，也不想给别人看。我记得，那时写了一组九首诗，只留下了《渔家兄弟》和《葡萄园》收在诗集里，其他都弄丢了。
记者：前面你说到了“垮掉的一代”。在那个时代，你们还受了哪些西方思潮的影响？
芒克：现在很多人对我们那时有误解，以为我们没什么书读。实际上，别看我们没上过什么学，阅读挺丰富，那时经典的著作都有翻译，只是老百姓都读不到，但很幸运，我们读到了。除了“垮掉的一代”，叶甫图申科的诗歌什么的，差不多国外发生了发表了，我们同时就知道了读到了。那时，我们还读《洛尔迦诗钞》《马雅可夫斯基全集》《草叶集》之类，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勃洛克、叶赛宁、泰戈尔的一些诗。小说也看了不少，像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雷马克的《凯旋门》等等。传统写作的像德莱塞、莫泊桑、左拉，那个时候也看了不少。那时候书少，现在过剩。现在书太多，还得选着看。
记者：你插队时期，写诗写得很过瘾吧。
芒克：不只是我，那时我们都痴迷于诗歌，也是相互影响。那时，我和岳重，也就是根子，还有多多一起在白洋淀插队，我们大家都写。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老北岛，也是因为一起写诗成了很好的朋友，再后来才有创办《今天》的事。反正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拼命写啊写的，就是写了，也不可能得到什么，还在那儿坚持写，也不知为了什么，就是一个劲儿写。1973年我写得最多，存下来最多的也是这一年。还写了几首长诗，《绿色中的绿》《主人》，还有一首《第二十三个秋天》，都有上百行、几百行的，应该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太长了吧，没见谁传抄，烧了就烧了，没了就没了，留下来的都是短句，短句好记啊。能留下来的也都很偶然，要不是有人留下来就都不记得，就没这段历史了。
《阳光下的向日葵》也是七十年代写的，1983年出诗集时又重新做了修改。跟《天空》《秋天》是同一类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迹，就那么写下了，后来倒成了代表作，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自己都没当回事。那时写的诗都是向上的。性格使然吧，生活再艰苦、现实再困难都不会影响我内心的美好，我一直觉得生活挺美好。
记者：插队完了回北京以后，还觉得挺美好吗？
芒克：我1976年1月回的北京，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等到10月份，给分配工作了，是一家国营的厂子，北京造纸一厂，我当了国家工人了。厂房里的环境不好，一天到晚都是震耳欲聋的机器声，隔着一点路，都听不清说话声。这段时间也没怎么写诗。
记者：一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写得了诗歌？
芒克：我得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才能写得了诗。最好是独自生活的状态。反正写诗得特别静才行，只有静，你写的东西才会比较深。要生活太折腾了，那也写不了诗。
记者：等到1978年底北岛邀你办《今天》，那股写诗的热情又重新焕发起来了？
芒克：那时候我很瘦，很灵活，外号就叫“猴子”。英文里，猴子就是“Monkey”么，老北岛就说，你就叫“芒克”吧，“Monkey”的音译。北岛的名字怎么取的，说来也简单，他出生在北京，出版过诗集《陌生的海滩》，里面有一首《岛》。再说他又是很孤独、独立的性格，那就叫“北岛”吧。“北方的岛”，那种孤立的感觉，很符合他的形象。
后来，我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的，说我旷工几百天被开除了。那时候被开除是个什么概念啊，相当于被判刑了，工厂门口都贴着大海报。我倒没什么，我父亲不乐意了，他当时是国家计委干部，是高级工程师，老派的知识分子，哪能受得了这个，就跟我闹翻了。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弑父”的角色。
芒克：要是没有插队，没有“文革”，要是这些事都没发生，那我大概不会去写什么诗，也不会有后面的那些经历。
记者：你父亲读过你的诗吗？
芒克：他没读过我的中文诗，读过我翻译成日文的诗，他懂日文、英文，懂好几种语言，看书都是看的外文书。那时候他快去世了，我回家去看他，我也好久没看他了。我看他捧着一本书，就是我的日文版诗集。我心想，他终于看我写的东西了，还是偷偷摸摸地在那儿看。他到死也不知道，我看到他读我的东西了，反正那一刻，他是真正感动到我了。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我被他感动了。
诗太短无内涵，诗太长容易散
记者：后来有一段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文坛轶事。阿城、栗宪庭和你，你们仨办了一个东方造型艺术中心。
芒克：1984年，阿城找到我，说我们一块儿办个公司吧，就是你说的这个东方造型艺术中心。阿城当经理，当时也就给人搞城市雕塑什么的，我们请来的人都是很先锋的，有一回，给秦皇岛设计了一个大凤凰，都没人看得懂，也就没通过，钱也没挣着。后来还出了好几档子这样的事儿，阿城说，咱们就散伙吧。
记者：但这之后不久，你迎来了另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期。
芒克：你说的是1986年、1987年那一阵，我写了不少诗歌。1987年，我写了一首长诗 《没有时间的时间》，1000多行呢。我埋头写了3个月时间。这首诗先被译成了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出版，国内反而是后来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今天是哪一天》时附带出版的。
记者：这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时间无处逃避，没有时间，它依然是有时间，所以是“没有时间的时间”。
芒克：我脑子里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首诗一共十六章，每一章都不同，但基本上都谈到生死，说到底就讲的我个人对生死、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我自己的哲学观念。其他的一些东西，时间隔得远，我就记不住了。我很少回头去看自己的东西，也不想让过去的句子来影响我的思路。再说，我觉得诗歌真没什么好聊的，你聊再多的东西，那都没有诗歌本身的内容来得丰富。当然，我觉得这首诗要短一点，写它个600行就好了，长诗尤其需要精啊，诗太短无内涵，诗太长容易散。
记者：这时写的诗，与你白洋淀时期的诗看似有了很大的区别。套用唐晓渡的评价：芒克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同样是“自然”的风格，白洋淀时期的“自然”，你的确是写到了自然的风景，而这时的“自然”主要指的内在的“自然”。
芒克：我写诗，写来写去还是写人本身的东西，写人性的、自然的东西，写人的感觉、人的直觉。所有的哲学体系都和自然界有很大的关联。什么相对论啊，那都是从自然中来的，诗歌也是。诗歌也是一种形式，一种自然的形式，最精彩的诗，就是用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语言，说出非常深、非常绝的东西。现在有些诗，你看写得绕来绕去，玄之又玄，其实什么都没有，都是些毫无生命的句子堆砌。好的诗不应该是鲜活的，自然的？
记者：你如此强调“自然”，是认为自然本就是诗人理应具有的品质吧。
芒克：写诗就是要自然，要真实。不要在写诗时预设什么立场和想法，应当想到什么就是什么。不像写小说，都要盘算什么。我觉得诗人重要的是要单纯，你要把自己的真心话都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有这样那样的心机。有不被人看穿的心机吗？没有。文字是不会骗人的，心机会阻碍你的想象，你的想象就该是无限的，写作的人，就需要那种无边无际的想象。
记者：《没有时间的时间》给你带来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吧？
芒克：应该是不单单这一首长诗，是一个整体的影响。从1988年开始，整个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在国外漫游了，德国、美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各国到处乱跑。
记者：这漫游过程中有没有写诗？
芒克：九十年代，我很少写诗。都在漫游了么，哪有时间写诗。
记者：九十年代经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文人也跟着纷纷下海。很多知识分子都说，那个时期真是特别迷茫。
芒克：有媒体也问到我对九十年代的看法。我记得我当时谈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有九十年代。我说，七十年代是唯一能展现喜好的年代，当时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八十年代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写了很多的诗歌。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惊讶，我哪儿有时间写这么多东西？而且是写得又快又好。到了九十年代，我诗写得少了，或者说没有了强烈的信心继续写诗，或是继续拥有理想，你可以说在写诗上，我是有些“心灰意冷”了。但你要说我有什么迷茫，我没觉得有什么迷茫。我本身就向往新鲜。九十年代那种开放本身就是我们追求，也可以说是争取来的，我觉得那是好事。
记者：你说你不曾迷茫，我看也不尽然。你后来再也没有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什么刊物了。
芒克：没错，《今天》停刊后，其实我的理想就幻灭了。自那之后我就不愿意参与这些集体行为。经历过这些事，你还看不明白吗，在大的利益和诱惑下，人是很容易被瓦解的，所以我不太相信许多人同心协力能一块做成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独立做自己的事好，比如写诗就是非常个人的行为，用不着跟人家搭帮。现在也有人请我帮忙办杂志，我不愿意帮忙。因为我不信这个了，这一点“不信”，也许是那个年代的情绪折射吧。
记者：现在创办民间诗刊，跟你们那个年代相比，可能用心不一样了吧。
芒克：要我看，什么乱七八糟的流派，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流派都要搞宣言，但这些宣言跟作品半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什么比作品更重要，离开了好的诗歌作品，宣言什么都不是。真正的诗人读诗，感觉是共通，一首诗放在那儿，大家一看就知道好不好，这骗不了人。历史不见得会给各种各样的流派什么位置，但一定会留下那些真正优秀的好诗。
一首诗可以包含无数幅画，反之却行不通
记者：很多人都好奇，芒克是怎样完成了从诗人到画家的身份转变？
芒克：什么诗人、画家，这身份都是别人给的。我2004年初才开始绘画，不都是生活给逼的嘛。整个九十年代，我都是全世界漫游，参加一些朗诵会，挣一点报酬，就这点出场费，也就勉强可以维持我一个人的生计。后来，我碰到了我的前妻，她有了身孕后，我身上的担子一下子就重了。
那时候我过的什么日子，和我前妻蜗居在北京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斗室内，还是租的房子，连窗户都没有。老朋友艾丹看不下去，提议我试着画油画卖钱，还给我送来了画架、颜料、画笔全套工具。我没有受过绘画训练，两眼一抹黑。我还记得第一次画画。前妻已经睡着了，开着灯我就开始画，全凭感觉画了一夜。她早上起来一看，说我画的还真行。她是学油画出身的，这么一句“真行”，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就来劲了，3个月内画了12幅，接着就开第一个展览了。
记者：你在宋庄办过题为“另一种诗”的展览。你认可你绘画是“另一种诗”的评价吗？就像有人说的，绘画也是你诗歌创作的延续？
芒克：大家总喜欢把绘画与我的诗歌联系起来，但我不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关系。这么说吧，相比写诗，绘画要轻松一些，写诗会耗费大量的脑力，而绘画耗费体力更多一些。绘画是我的谋生手段，我也能根据别人的要求完成画作，诗歌不行，人家让我写，我还不一定写得出来。我也不认为自己的画里有多大的诗意。说白了，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展现出固定、瞬间的画面与场景，诗歌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及延伸空间，极具想象力，一首诗可以包含无数幅画，反之却行不通。所以说，画画比较简单，诗歌要丰富多了，深刻复杂多了。
记者：你能这样即兴绘画，包括你能这么顺利地卖画，该是受到诗歌的影响吧？我看到有评论说，诗歌为你提供了除技巧之外的一切：个性、才情、想象、思想。
芒克：我画画就像我写诗一样，完全是凭着灵感去自由发挥。我承认，我的画值钱和诗歌有关系。但我相信，我要画得太次，也不会有人来买。基本上也没什么诗人来买我的画，买我画的都是一些资深藏家。一般买我画的人，不是我找人家要价，我就说你看着给吧。我现在的作品单幅价格在2万元至5万元之间，要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人就给个2万吧，算最低了。但是真是好朋友他没钱，我给他都无所谓，这有什么关系。我这一年也就画个30来幅油画，不画多。
记者：一定有不少人好奇，你是怎么绘画的？
芒克：我绘画很简单，说白了就是挥霍颜色。我是直接把大块的颜料挤到画布上去，然后用刀把这些油彩刮开。这刮也有讲究，讲的就是色彩漂亮，简单干净，我也没去想什么造型啊，构图啊，就凭感觉。我也没有什么参照物，只是凭着个人的经验、见识和积累。有人说我画的风景吧，其实我画的是内心的风景。
记者：到现在你都画了十年了。十年里，你在画风上有什么变化，是否有什么新的追求？现在不少诗人、作家绘画，偏向于玩观念。你好像不好此道。
芒克：我就画自己擅长的东西，有些东西你欣赏，但你技术上达不到。观念，我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很多观念都狭隘得一塌糊涂。玩观念，我也不反对，但你一定要玩得有意思。
记者：虽说这些年，你偏向于绘画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但感觉你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
芒克：我现在天天想的都是养家糊口的事，想不到写诗，也很少写诗了，但我依然会读诗，也喜欢读诗。我读西方的诗，也读一些年轻人的诗，一些诗歌杂志经常给我寄刊物，我也经常收到一些年轻人新出的诗集，我基本都看，都觉得挺好。因为诗不能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每个诗人写的东西肯定和他的生活经历，跟他的感觉、感受有关，我看不同的诗能了解到不同人的感受。
我读诗，但基本上不怎么读小说，我觉得任何人的人生都比小说精彩多了，何必要去书里看故事？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读小说，我建议他们多读一点诗，因为诗会让你看清很多问题。你想，人要是没有发明语言，那还谈得上是人吗，诗歌又是语言里最精髓的部分，你读诗，读的都是精髓，它能不让人增长智慧嘛？
芒克简介：
芒克，朦胧诗派代表诗人，原名姜世伟。1950年生于北京。著有诗集《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答诗选》《今天是哪一天》《芒克诗选》；长篇小说《野事》；随笔集《瞧，这些人》。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先后应邀赴美、法、意、德、日、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交流访问。芒克2004年初开始画画，在浙江、青岛、北京以及古巴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及参加各种群展。现居北京。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