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锐读
采访者：锐读
受访者：王安忆
锐读：莫言曾开玩笑说“看看您的手就知道您有多勤奋了，是劳动者的手”。他把您比作“勤奋的女工”。30多年来您一直在写作，也算是高产量的作家。为什么拥有这么旺盛的创作力？
王安忆：这倒没有总结过，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今天问比较合适。我的写作动力还那么旺盛，写作欲望至今没有熄灭、式微的原因，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劳动还是我能够胜任的，如果不胜任的话，早就会疲劳；第二个方面，主要还是因为喜欢吧。
锐读：总有人说您是上海顽强的书写者，您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感情，这其实也是一个老话题。
王安忆：这其实是有误会的。第一，上海它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生活在上海，写作总是需要有材料的，我只能写上海，除此以外，我所掌握的材料就比较少。但事实上，我除了上海以外，还写过很多别的地方，比如插队知青的生活，后来我在徐州的生活，还写浙江的生活。那为什么这方面引不起注意呢，这个和文学史、文学思潮有关系。
锐读：更多时候，评论家是把您归纳到“海派”作家里面了？
王安忆：这是后来发生的事了。之前他们是把我归入到“寻根”一派，那个时候关于上海的写作完全引起不了注意，其实我就写上海了，更早的时候就写了《流逝》，故事就发生在“文革”时的上海，只是谁也不会把我归入“海派”写作，因为当时没有“海派”这个名词。当时的思潮就是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等，他们更多地会把我放在“寻根”和“反思”文学流派中，所以作家不由自主地就被他们安排了。1990年代地域性还不强，地域的文化还没上升到一个抒写对象。后来，“海派文学”成为一个热点以后，他们又把关于我的那些名词都忘了，把我归到了“顽强的上海书写者”一派之中。以地域划分文学的说法，我觉得没有一个作者是喜欢听的。它其实是对你的写作的一种限制。
谈创作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向一切传统挑战
锐读：您自1990年代以后的小说比之前要好读许多，转向了生活常态，注重讲故事，也总在改变读者的口味。这是不是也说明您对小说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王安忆：没有说1980年代、1990年代那么详细的划分。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实验，喜欢挑战，向一切传统挑战，比如说小说要讲故事，那我就不要故事，说小说要有逻辑，那我就不要逻辑，说小说要有生活的表象，那我就不要表象，那时候写的一些东西，现在自己看都觉得很枯燥、乏味。
到后来，我就慢慢服从一个需要，服从自己最初的需要，就是最初自己为什么会去写小说。首先是因为我喜欢看小说，那么是喜欢看哪一类小说？就是故事。我把自己的愿望说得朴素一点就是想要听一个好听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要有意义，要有一定的精神价值。说起来很简单，但你会发现很难做到。因为写一个故事远远要比写一个碎片难得多，其实那种实验性的东西写起来是很容易的。
锐读：您曾说过，我们现在的写作是非常不严格，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方便自己。而您觉得多少要有一点匠心，给自己找一些细巧的活、难做的活。您的新作《天香》是这种尝试吗？
王安忆：这也不是为了对抗上述现象而写的，是我本来就要写它。因为这个小说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远，所以能比较清晰地看到我的匠心。我写作是很重视技巧的，也就是很用匠心。之前的作品和生活比较相近，没那么明显看出。其实是差不多的，除了背景上、环境上我需要查找资料，但在编织故事、构思情节上还是依照我向来的写作想法。
在小说的世界里，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写的对象
锐读：您自认《天香》最像一部“女性小说”。这些女性传承了“天香园秀”，后来还以此立户持家。描写这些古代女性的风云聚会，与您以前作品描写的现代女性有何不同？
王安忆：因为这些女性都是我塑造出来的，我也不认识她们，我甚至不知道她们的任何资料。但最早顾绣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是，我觉得它很传奇，一家子的女性用女工养活家族的男性。这个故事的核心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要为它充实血肉，我就要想这些女性的手艺是怎么样传承下来的，每一代需要完成什么任务。靠女工养活一大家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比如需要有市场、需要女性独立。我写的古代和现代女性其实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我注意的主要是古代女性受到的约束肯定比现在要多，而约束越多的话，越容易有情节嘛。如果是一个毫无约束、非常自由的现代女性，那就没有故事了，你没办法让她越犯。
锐读：您还有很多作品写女性，《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小城之恋》中的女文工团员、《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我爱比尔》中的阿三等。您是作为女作家才更关注“女性”问题，还是受到过女性主义的某种影响？
王安忆：没有那么理性的。我不是个女性研究者，恐怕是更感性一些。因为你是个女作家，你就比较了解，更加容易发现她的美学含义，或者说给予她美学的含义。我觉得，在小说的世界里，男性是有点边缘的，他们很早就落在社会生活中，更适合外部生活，而女性往往在封闭中越来越向内，更容易成为小说的对象，在美学领域中是很有光彩的。
谈纪实与虚构
写作的思潮，不会在一两年内就发生变化
锐读：中国社科院今年出版的《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提到，2013年间各类文体的写作中现实性普遍增强，各路作家的倾斜和回归“使得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为蔚为大观的时代风尚”，比如有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您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也在加强吗？
王安忆：我首先不太理解他说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概念，也不懂得怎么分类的。你写得稍微远点，他们说你怀旧，你贴近当下他们就说你关注现实。我倒不认为这成为了一个潮流，但是小说的话，还是写现实生活比较多吧。我不能接受这种分法，因为写作的思潮不会在一两年内就发生变化的。你要对一个写作者进行评价的话，就要纵观他几十年的创作，如果分配到每一年中，他可能会一点变化都没有。
锐读：如果大家的写作都贴着现实写，那么文学的先锋性因素体现在哪里？
王安忆：这恰恰搞反了，先锋性文学比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更加关注现实。比如现代艺术是对现实最最关心的，而且是对当下非常激进的发言。现代艺术本身就是激进主义。现实主义倒是比较古典的。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这些都是经典的“现代主义”，都是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直接介入的、直接发言的。
锐读：此次秋讲论坛的主题是“纪实与虚构”，您怎么看“纪实”与“虚构”两种文学手段？虚构的难度更大？
王安忆：当然是虚构的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纪实每个人都会写，只要你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一定的语文能力就可以写。但看看现在中外作家的作品，你会发现虚构还是最难的，虚构是需要创造的。从全球来讲，非虚构作品的出版量一定高于虚构。非虚构有一个真实发生的说服力，受众也会多一些，比较吸引人。
锐读：我看到您在最近两年出版的一套书被命名为“非虚构”系列。目前有四本，还会陆续出吗？
王安忆：不是出版方命名的，是我自己命名的。那是一本散文集，是分类结集的一本书。因为在国外只有虚构和非虚构两种分法。非虚构包括很多种类，传记也是非虚构，游记也是，社会记录也算。以前没整理不知道，其实收集量很大的，现在出版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还会陆续出，还没整理完。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类东西，因为它短小，又能知道作家的轶事，知道作家的一些经历，又是真实发生的。
谈教学
他上了我的课，至少人生会有趣一点
锐读：您有关“如果能完整地接受高等教育，写作状况会比现在更好”的现身说法被广为传播。现在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在教创意写作课，那这方面您有没有感觉得到了弥补？
王安忆：我从上海作家协会调到复旦大学，也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觉得我生活当中缺的最大的经验就是学府的生活。我觉得一个作家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很重要，这是一个学养的问题。当然作家更多是依附于天赋，但一个人又有学养，又有天赋，那不是锦上添花吗？
锐读：您觉得在高校开设写作方面课程对自己，还有对学生，都是有好处的？
王安忆：我和年轻人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因为看到他们很天真、对文学的认识也很天真，有些学生会有很大的改变。不是说他变成一个有名的人，而是他变得很快乐，因为他领略到学习的乐趣了。我想不管他以后做什么，他上了我的课后，人生都会变得有趣一点。
学校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栖居地
锐读：您怎么看现在不少作家进入高校当教授，即作家逐渐学者化的？
王安忆：其实这不只是我们国内才有的现象，在国外也很多，这里有一个现实的条件：因为学校会有假期，会有稳定的收入，你要做一个职业写作者的话，想靠写作养活自己的话恐怕不容易，特别是小作家。我觉得学校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栖身的条件，并且我觉得教书也很好，可以帮作家整理自己的思想，又不会占有全部的时间。在欧美国家，作家在高校任教是有一种现实的考虑，你是一个职业作家的话，在高校任教，当然会有更多的优势：没有考勤制度又有假期，同样是精神思想劳动，就是说高校这个环境比较适合作家寄居。
锐读：您有没有关注目前市场上很走红的80后作家？比如张嘉佳的短篇小说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让我留在你身边》长期在全国畅销小说榜上打头阵。
王安忆：我们现在很难从他的写作来分析他的走红。因为在写作之外还有一个销售的问题，据我了解，有一种销售策略是从二三线城市开始引起轰动，包括《小时代》。因为二三线城市比较封闭，信息流通没那么快，《小时代》的票房主要是在二三线城市里赚的。我也没看过他的作品，很难说什么，因为有些是短篇小说，有些是故事，有些是读物，还有一种就是他之前是不是先出了一部电影或者出了一本长篇，至少要出一本长篇。我觉得中国的出版逐渐会走向国外的模式，因为国外没那么多杂志。在国外即便你是写短篇的，也必须要写12至15篇，出版社才能给你出本书。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