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昶伟

　　采访者：李昶伟

　　受访者：蒋晓云

　　“中国好声音”之类的综艺节目中，常有离开歌坛数年的歌手重登舞台一展歌喉让人惊艳。以一本短篇小说集《百年好合》重登文坛的蒋晓云和这个有点像，只不过，好的文字、好的故事更难得、更让人惊喜。

　　和朱天心、朱天文姊妹差不多同时跻身台湾文坛的蒋晓云，二十出头就三度获得“联合报文学奖”，被夏志清誉为“又一张爱玲”。但大学毕业出了两本短篇小说集的她，转身换了一条轨迹：赴美留学、转行计算机专业，直到近年退休，阔别文坛三十年后，一边环游世界，一边重新写作。“一个人喜欢写东西就像喜欢唱歌一样，你时不时地在洗澡间也得唱一唱，是一样的道理。”蒋晓云这样说。

　　今年年初，蒋晓云的《百年好合》在内地出版，12个短篇写14个民国女性，书写1949年去国离乡流落台湾的一代人，是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的第一部，出版后好评不断。但实际上，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桃花井》才是蒋晓云真正的回归之作。两部小说都是写的1949年到台湾的外省人的人生故事，这是人们熟悉的“眷村”之外的一个群体，其中有不少是蒋晓云熟悉的叔伯阿姨，蒋晓云说，一个人或许在别人看来是路人甲、路人乙，但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一个人再卑微也是他自己故事中的主角。

　　《桃花井》里蒋晓云写了一个苦命人杨敬远，国共内战之后只身赴台，后被同乡告发通匪关进绿岛，放出来后无依无靠，幸而有入狱前收养的义子接回家，开出租孝养。等到两岸开放探亲，同乡募捐凑资资助他返乡，却死在半路。人物原型是蒋晓云父亲的一个故友，蒋晓云记得父亲跟她讲时唏嘘：“最后连岳州城都没进去，还是没有回到家。”蒋晓云说，她的愿望是记下父母这一辈异乡人曾经年轻、曾经努力、曾经热血、曾经战火、曾经流离的人生逆旅。

　　重拾写作，是因对父母亲那一辈人的情感

　　记者：《桃花井》的序当中说，你三十年后重归写作，最早的读者是你的侄女？

　　蒋晓云：对。因为我中间停了三十年。在台湾，像你们这么大的人不知道我是谁，现在的编辑、记者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也没有年轻的读者。那时候我刚开始回归写作的时候，我的侄女30多岁吧，就是我的试读读者，我说你们读读看，看得懂看不懂。

　　《桃花井》是我复出以来的第一本书，《百年好合》是后来才写的。我原来计划中写的是《百年好合》，可是那个时候我为了学中文打字，就把我最后一篇文章《杨敬远回家》拿出来练习打字。《杨敬远回家》是我在生我家老二后坐月子的时候写的，是我写的最后一篇中文作品，那个时候还是用手写的，所以我就拿那个来练打字，用中文打一遍，就会了。

　　然后打字的过程中就开始有情绪上来，而且我打完了以后给我侄女看，她问我，后来发生什么事？我就决定把它继续写下去。

　　记者：你那篇序写得很好，你也提到其实你是想写眷村之外、无法被规约的外省人的命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情感让您来写这些人的人生轨迹？

　　蒋晓云：这就是对我父母亲那一辈人的情感。当初到台湾去的有100万人的军队，可也有100万的难民，这些人的故事就因为他们的下一代的选择有不同的面貌，比方说台湾有个很出名的主持人张小燕，是张爱玲的侄女，她的家里也不是军人，她也没有要讲她的故事，可是王伟忠他是眷村的，他通过《宝岛一号》就把他的故事发扬光大了。我只是觉得我可以补上这一角，说一说这些没有人说的故事。其实在刚刚到台湾的时候，这些人才是主流，因为他们带去了知识、文艺，所有讲的故事包括像琼瑶最早的故事都是讲这一批人。可是这些人凋零了，知道他们故事的人也就没有了。我等了三十年，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的故事继续下去。也许我有这个能力来说这些故事，所以我就决定写了。

　　记者：写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蒋晓云：会蛮感慨的，就会觉得我跟这些人擦肩而过。我常常在台北街头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外省的老先生，坐在轮椅上，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菲佣，推着那个老先生，从围墙这边走到那边，两个都不说话，每天在同一个地方。那个老人的故事可能子女也都不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他曾经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子女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只是想要知道台北那栋房子归谁。真的蛮惨的，整个时代的人，他们所有的努力统统没有了。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得到过美国人给的一个紫心勋章，她交了一个美国的空军男朋友，男朋友说，天哪，这个勋章多么伟大，你爸爸做了什么？她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家里有这么一个紫心勋章。她父亲可能觉得他代表的那一方输了吧，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反正在美国，孩子也都是美国人，有什么好讲的呢？

　　后悔没有认真去理解父母

　　记者：写你父母这一代身上这种命运，家国命运也好、个人命运也好，这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难度吗？你怎么理解他们这代人？

　　蒋晓云：其实我都蛮后悔的，因为以前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知道你跟父母在一起，除非他们已经走了，或者说你成熟得比较早，否则你对父母的那种感情就只是孺慕之情，你不会把他们当一个人来理解。你可能花很大力气去理解你的丈夫，可你不会想去理解你的父母，所以我现在就蛮后悔，我没有在我父母在的时候，好好地去理解他们，都要到他们走了以后用猜的方式来理解。当然这猜的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中间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我可以给他们乱编排，他们不能抗议。可是你也会觉得很遗憾，这个事我怎么没搞清楚呢？或者那个事情多么可疑啊，他们那会儿在干什么？

　　我在台湾待到24岁，我成长的那个环境即使是在我懂事以后，也是很肃杀的，尤其是我父母这样子的人，他们根本不愿意你沾边政治，所以基本上不跟你讲这些事情。小时候我挺快乐的，根本没想那么多。他们唯一反对的就是有一次，学校里精英入党，让我去入国民党，我家里不同意，说如果教官来问的话，就说“这是大人之事，我太年轻了，不与闻”。我真的是这样文绉绉地跟教官说了。

　　记者：你说写这个小说也是怀念父亲，能聊聊您的父亲吗？

　　蒋晓云：我父亲以前是一个地方上的政治人物，他们家很像巴金《家》里描写的那种大家族，算一个耕读世家，有一部分人要出去做官，有一些人要读书，有一些人要在家里看守房产、田地，所以他们兄弟在很小的时候，大人就看小孩子的资质，有不同培养。我父亲是家族里最小的孩子，他的个性比较活泼，所以就出去读书了。结果读大二时抗战了，他是比较激动的人，就投笔从戎，那时因为仗已经打起来了，所以他没办法去广州念军校，就在武汉就地培训大专学生，大概叫做军官训练班吧，之后就准备让他们去当地组织游击队抗日去了，可是我的祖父从家乡跑到汉口阻止他，希望他把书念下去。后来就没有去成，回到地方上。他主要是个生意人，但做过湘西五个县的县长，其中包括凤凰县，我哥哥就是在凤凰出生的。那个时候就像电影《让子弹飞》里一样，每个县长死掉就把印章给他，我每次看《让子弹飞》都笑得肚子痛，想到我爸爸，他每次都拿这件事情来讲笑话。后来共产党来了，他就赶快跑掉了，家里本来就有生意在香港，他就去了香港，再去了台湾，我是在台湾出生的。

　　记者：你说你父亲很有讲故事的才能。

　　蒋晓云：我父亲在台湾工作一直不顺利，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都是靠我母亲养家，所以他空闲时候多了，就给我讲故事。所以我小时候跟他相处的机会非常多，等于是跟他身边长大的。他很有讲故事的才能，他会讲很多故事给我听。可是没有讲什么自己的故事，讲的都是他自己编的，掉一个洞里头去，得到一本秘笈这一类的。

　　为写小说做调研

　　记者：我记得你说2005年之后其实是有三年时间重新阅读中文，慢慢地找回中文的感觉。那个时期你大概是读什么东西？

　　蒋晓云：我读很多，找到什么读什么，读了好多大陆作者的书，像王安忆。我那时候很欣赏韩少功、王安忆、阎连科。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写得这么好，我不需要写了。一开始我没有任何的创作欲望，因为我那时候发现华文有这么多好的作品。我后来到台湾去，觉得怎么整个风气都变了，台湾的小说都不讲故事了，大家都好像有点喃喃自语、掉书袋，好像失去了我喜欢看的小说。

　　你想想看，我刚才讲的这些大陆的作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可能写的是西北，或是上海，从他的生活环境和经验里，有养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可是台湾的那一方水土我看不到了，所以我很想把这个加进去。我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说，有了这样的感觉。如果有很多人在写这样的东西，又写得很好的话，我可能就不想写了。

　　记者：很早以前夏志清就对你有很高评价，觉得你有写小说的天分。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你转行，当时怎么就那么决然地转行了呢？

　　蒋晓云：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觉得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就觉得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吗？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可以去试试看。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写作上的)荣誉也来得很容易，我是开开心心地去写小说，但是转行也没有太痛苦，我也很享受这个工作，因为工作上也会有成就感——— 养小孩、交税，包括回来写作，都很自然。

　　有朋友跟我说，你别玩票。我说我不是玩票，我觉得我还蛮认真的，甚至像写博士论文一样，还要做一点调研。

　　记者：你会做哪些调研？

　　蒋晓云：比方说我最近写的一个人他是个共产党，我对共产党所知有限，所以我就得研究一下，不能胡说八道。虽然他在里头只是个过场，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对不对？

　　记者：那你会去看什么东西？

　　蒋晓云：看的东西可多了，有的保证你没听过。比如说像有一阵子，我在研究上海的舞厅跟舞女，要看很多小报，以前的那种纨绔子弟的回忆录，还真买得到。所以我写到给上海的红牌舞女小费要卷成厚厚的一卷塞到人家手里头，还真不是乱说的。我现在看这么厚的一本书，叫做《山东学校流亡史》

　　记者：《桃花井》也做了这样的研究吗？

　　蒋晓云：有，比方说杨敬远离家前，我要去研究当时的人穿长袍和布鞋是不是合适？在那样的街景里头，他穿个长袍和布鞋，对我来讲是比较有画面的。可是他这样一个新派的人，会穿这样一套衣服吗？写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我去问爸爸。爸爸说，共产党来了，人们把那些招眼的衣服都收掉，反而会穿着长袍、马褂和布鞋，让人家觉得是个乡下人，不会去多注意。很有趣吧？我自己也没想到过。所以写小说是很有趣的。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