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长文
采访者：叶长文
受访者：余世存
7月20日，《家世》作者、著名学者余世存以“小家庭时代下的家风家教”为主题，在深圳万象城西西弗书店发表演讲并与读者交流，记者记者借此机会专访了他。余世存在《家世》中为14家百年家族立传，追寻几代中国人逝去的家族传承，期冀国人读后能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认为，如今正是回家的时代，包括个人、传统文化等都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
好的家教家风可启示当代人
记者：近日来，您在各地为《家世》做了很多宣传、演讲、签售。您在书中也把自己的家族故事写出来，是想传达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家族观念？
余世存：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已经离家出走一百多年了。无论是个人、家族、宗法文化和传统的中国文化，现在基本上是回家的状态。包括这几年兴起的“国学热”、“民国热”，还有大家对传统节日越来越重视，这显示中国人对自家文化的一种认同感，从这些大大小小的方面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回家的时代。在回家的过程中，我觉得需要对传统的中国家族文化进行梳理。新文化运动对家庭文化的否定，族权文化对中国人的束缚，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从家庭文化中找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记者：《家世》写了14个家族，您觉得这些家族的家教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余世存：正如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幸福的家庭中，有信仰，有善心，能够积德行善，把读书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以及对家族文化的开放态度都是相似的。比如说蒋介石这个家庭，它就有开放精神，同时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敬畏之心。又比如钱锺书一家，把读书当作家庭的家风家教。当然还有小家的家国天下的观念，比如在梁家、林家这些家族可以看得出来。在今天的社会有必要倡导一种好的家风家教，我们可以从这些成功的家庭中得到某些启示。
记者：您在书中写道：“想到我的家人，心里就有一种愧疚感。我从家庭中汲取了太多的资源，成就了自己，苦了家人。” 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家族的利益。在中国农村出一个大学生，不是光靠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付出，等到这个大学生毕业到了社会，才发现无形中背负了很多期望。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余世存：你问了一个特别沉重的问题。确实，这是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共同面对的问题。在社会上，他们的能力、成就可能无法回报家族的期望。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处理得很好。我可能辜负了家里，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是地方政府、地方文化人，还是家人现在都认同我所做的事情，给家乡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对我来说，虽然能力不足以回报很多的人，但是我过得如此清白，我觉得这也是对家人的一种回报吧。
我这条路不一定顺畅好走，但是对当代大学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那就是在这个时代尽可能地过一种干净、纯粹的生活，最终亲朋好友还是会认可你，能够从你身上得到一种精神力量。而对父母而言，他们也并不需要你回报一座金山、银山，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期待中国家庭完成现代化转型
记者：前几年媒体关于“虎妈”教育的报道，引发了家教大讨论，您觉得这种方式像典型的中国家教吗？
余世存：我觉得不像。中国的传统是“严父慈母”，而且“虎妈”的教育方式也没有提到父亲。在家庭中，父母的角色肯定得有一定的分工，要么父亲严厉，要么母亲严厉，如果只是单向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还是不利的。
记者：现今不少父母认为孩子考上公务员或是能进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在家族中才是最有面子的，可是有人就是不喜欢，但是他们又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您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
余世存：其实《家世》出版后，很多知识分子或青年人都是反对我这本书的。他们认为目前我们对家族文化的批判还不够，你现在又写了一部赞扬中国家风家教的书。即使是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都在束缚年轻人的自由、思想。父母对孩子的干涉还是太多，无形中也给年轻人带来了过重的压力，就像80后的孩子在网上吐槽50后的父母。既然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同时想要从传统文化去寻找身份认同的话，就要直面这些问题。出现问题，我们要努力去引导它，解决它，把家风家教做好，不能说出现问题就逃避问题。其实，中国的家庭现代化是很大的话题。
记者：您说得很对，或许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回溯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一些方法去解决问题。
余世存：对的。比如在《家世》中，聂家有家庭会议，他们每周要开一次家庭会议，这就很民主。这些需要我们慢慢寻找一些技巧或是窍门，先不要说父母跟孩子之间是无法调和的，我们先找到一些方法去解决。在韩国，家庭现代化就已经很成功了。你看韩剧，能感觉到儒家伦理道德在家庭中起作用，而且韩国家庭成员的信仰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父亲是基督徒，母亲可能信佛教，孩子可能推崇儒家文化。信仰如此不同，但是大家还是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也让中国的家庭完成现代化转型。
一直坚持寻找自己的道路和目标
记者：说说找工作，媒体每年都报道今年比往年更难就业。在中国普通家庭的家教观念中，安身立命似乎更重要，您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找到一个安顿好自己的答案了吗？
余世存：我只能说，这条路我找到了，但是比其他人需要的时间更加漫长。我换了很多工作，也到了很多地方。在前阵子的同学聚会上，我的同学就说我瞎折腾。若是按我大学同学的生活方式，可能早就奔小康了。可是，我一直坚持寻找自己的道路和目标，这一点是能够跟青年人一起分享的，并不是说，胸怀理想主义，就注定失败。在寻找的路上，并不是只有失败，还是可以寻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和安顿的地点。
记者：当年您去云南隐居，是不是因为自己想过的生活跟现实有了出入？
余世存：冲突很大。因为北京热闹的生活，跟真正读书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致的。在北京三天两头地聚会，如果你接受，你就会妥协在社会活动当中去了，无法安静下来多读几本书。如果你不想被这种氛围污染，只能躲开。
记者：当您从体制内退出，过着体制外的生活，您有过相同的困惑吗？
余世存：肯定还是有的。如果你的生活史都是庸俗的没有责任感的都市生活，如果你不能找到一种有精神内涵的生活方式，就会很迷茫。比如，我们这代人都想做历史和社会的推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推手做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在实践上来说，你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能够有效地矫正同龄人的一些不足。从理论上来说，你能不能为社会提供很好的思想资源，让大家明白在当今社会我们是应该适应它，还是应该改造它。这些都是我的困惑。
记者：那您接下来还有出书的计划吗？
余世存：接下来会出版《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和《东方圣典》两本书，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也有一本书叫《时代的精神状况》。很多人觉得，我的前一本新书在精神内核上跟雅斯贝斯的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建议用这个书名。
而另外一本由我和李克先生主编，叫《东方圣典》。书中引用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来注解中国先秦的经典，希望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经典的通俗化、社会化和普及化。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去读论语，却发现版本太多了，每个人都在孔子后面盖个名字。《东方圣典》这本书，希望能完成这份工作。我在书中引用外国经典来注解中国经典的过程中，发现东西方文明在发展期间有一个同源的过程。
《东方圣典》这本书是采用原文、白话文和注解三种形式组成的，这也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说，你去日本，每一个旅馆你都会看到英文和日文对照的佛经和《圣经》。你若是去欧洲旅游，会发现那里的大部分旅馆床头都放着一本《圣经》，我们希望中国的经典也能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背景中。
余世存
诗人、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著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
我这条路不一定顺畅好走，但是对当代大学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那就是在这个时代尽可能地过一种干净、纯粹的生活。
我一直坚持寻找自己的道路和目标，这一点是能够跟青年人一起分享的，并不是说，胸怀理想主义，就注定失败。
如果你的生活史都是庸俗的没有责任感的都市生活，如果你不能找到一种有精神内涵的生活方式，就会很迷茫。
——余世存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