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宇浩
梁晓声
采访者：宇浩
受访者：梁晓声
出生于1949年，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知青》《浮城》《返城年代》等一系列“北大荒小说”，根据《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曾红极一时。近年来也出版了《郁闷的中国人》《中国生存启示录》《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不少针砭当下的杂文集，日前推出新书《真历史在民间》。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晓声以知青文学叱咤中国文坛，《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文学的里程碑。至今已创作1600余万字的他，去年以《返城年代》彻底封笔自己的知青文学创作，但65岁的他坚持纸笔写作，新作《真历史在民间》仍是典型的梁氏叙事文风，以散文笔法记录大时代里各色人等的命运，融叙述和议论为一体，用一个个小人物的真实经历拼凑出时代大环境。他的小说曾充满愤懑和沉重，如今的文章相对越来越温和，接受采访时梁晓声坦言：“对整个社会我是有理想寄托的，希望它变得更好。当代知识分子要是一点愤懑都没有，我觉得也挺奇怪的。但是我逐渐发现有些属于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就能解决的，所以再写文章可能就是谈另外稍轻松的事了。”
有过7年北大荒经历的梁晓声并不想放大知青的个体痛苦，他希望年轻人看了他写的知青经历能多一点人生动力，“今天年轻人所经受的和我这代人年轻时经受的，有相似之处，都有压力，只是压力不同。年轻一代在生存和对幸福的理解上，比我们所受的诱惑、刺激更大。但是如同你爱一朵玫瑰就必须连同它的刺，爱一个人要连缺点也接受。我们促进了一个时代，也必须接受这个时代的负面压力，哪怕这种压力是一种时代病。”
记者：新作叫《真历史在民间》，你所说的民间历史是一个什么概念？
梁晓声：我所谓的“民间”，是除了达官、名流、富商巨富们所剩的那一部分，就是在古代曰“苍生”的。一个社会好不好，或有没有希望、有多大希望，不仅看官员、各类精英是怎样的，还要看民间是怎样的。现在的我，很看好民间。民间原本是比别的社会层面更多温暖的，是最能自然地体现人性的。理性的民间，才是有真力量的民间；伸张正义的民间，才是受尊重的民间。也只有这样的民间，才配是“国之根本”。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民间，正在中国成熟着。
记者：题材从小说转到杂文，创作理念有什么变化吗？
梁晓声：我一直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人的心性提升”。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类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好、最凶恶的动物。其他动物，哪怕是肉食类猛兽，也只不过为了饱腹和生存，不会在折磨中获得快感。但是人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孵化就会非常凶恶、残暴。我是人性理想主义者，我希望每个人对自己的人性都要有要求，不管贫富，首先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好人。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吐槽”：先说自己怀才不遇，接着批评别人有眼无珠；说了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吐槽”自己生活的那座城、那个省……却很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陷于狼狈之境。文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于自我化解忧愁、化解烦闷。
记者：你说过“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这方面你好像特别忧心忡忡？
梁晓声：娱乐这种习性是连动物都有的，娱乐本身也分高低俗雅，“花边儿”炒成大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娱乐很容易使人成为看客，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文化就是既给予娱乐又克服娱乐，作家要关注的是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市场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人性需要忏悔需要善良……作家就通过作品来给予这些，而不仅仅是给予商业价值链，因此，文艺作品的价值意义一定要大于娱乐的喜感。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亲和力的民族，但是丧失了庄重气质的民族也不可爱，民族是需要文化培养的。
梁晓声的微博更新了不到一个月、只发了14条就在2011年“收摊”了，“本就是奉友人之名而开的——我更属于笔纸。”开了7年的博客也在2012年关闭，“事实上我与电脑的关系一点儿也不亲密，我的手至今未在电脑上敲出过一个字。博客是当初应要求而来，而且起初由网站打理。但凡是署我名字的所谓‘博文’，每一个字都先由我写在稿纸上，然后将文移送打字社，非常麻烦。”虽然不用微信、微博，甚至不太用手机，也不上网，但这并不影响梁晓声观察这个时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成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糊糊的一团。我的‘牙齿’习惯于咬碎一切坚硬带壳的东西，而生活提供给我的新‘食物’既不坚硬也不带壳，它是软的、黏的，还粘牙，容易消化却难以吸收，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宁愿是哑巴。”
记者：你不喜欢自媒体这种“短、平、快”式的意见表达？
梁晓声：我不上网，我对网络亦敬亦厌，因为网上奇树异花、“正义审判”之类的东西太多，穿插着骗子行径，假货叫卖声不绝于耳。然而网络终究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所以我的敬还是第一位的。在人人都有“自话筒”的情况下，每天什么事都发表个态度，除了说你在玩话筒、痴迷于话筒，变成了话筒依赖症，还能说明别的吗？我觉得正因为拿着话筒更不能轻易说，没有必要不参与，若要参与一定是真诚、有价值、有意义的表达。一些人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都在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转来转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许多问题需要严肃地看待，表达应该是严肃、郑重的，考虑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地发问，但是现在很多人更习惯于用有趣喜感方式去表达，说到底是在玩，玩微博的背后是玩意见表达。有些人觉得网络实名制会限制表达，为什么一旦实名制了你想说的意见就不能说了？经过深思熟虑，必须说出来的话，无论实名与否，都是要说的。
记者：你不选择用网络发声，同样也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去换取商业价值，我听说曾有人找你拍广告，你拒绝了。
梁晓声：文学不是经济，作家不是商人，因为真正的文学是趋义不趋利的，是有自己的定向与定力的。在商业时代，嘴是可以暗地里计价出租的，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面对缭乱的商业时代，我们不乏对社会历史和当下现实有清醒的认知并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期望他们担负起更重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不只是我们，还有这个时代。
记者：2002年起你当了老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讲“文学写作与欣赏”，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
梁晓声：几年前我在日本碰到一件事，感触很大。我们到一个小饭店吃饭，向导说，为我们端盘子的男主人是东京大学世界历史学博士，女主人是早稻田大学的文学博士，都出过书。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是开餐馆的，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差，反而肃然起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可以谈历史、谈别的。而很多大学生上完大学之后，谈世界不能谈，谈历史不能谈，谈中国的过去和将来的可能性不能谈。当你什么都不能谈，那你们的发展在哪里？你会使人对你肃然起敬吗？在今天这个社会，有了能力，到处都有那么多机会。所以年轻人还要注重自己内心的建设，包括文化方面的修养和提升，另外还要明白自己的能力——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目前必须做什么。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