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旭光 王宏

董启章

　　采访者：李旭光 王宏

　　受访者：董启章

　　7月16日，第25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今年的香港书展将“年度作家”荣誉授予本土作家董启章。相对于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等前几届的年度作家，董启章显得年轻，但是他产量却不低，作品高达二十几部，且部部精雕细刻，构思巧妙。

　　由此，他被梁文道赞许为“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王德威称之为“香港有了另类奇观”。

　　但遗憾的是，尽管多产，内地读者对其却知之甚少，直到2010年他的《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才在内地出版。好在这两部书算得上是他的集大成之之作，内地读者得以管中窥豹，得见董启章创作的大致状况。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他如何评价书展？对内地作家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董启章先生。

　　我是香港文学的一个“例子”

　　记者：作为今年书展的年度作家，您如何看待“年度作家”这一称号？

　　董启章：当我得知书展今年选出我做“年度作家”的时候，第一就是觉得有点意外，因为过去四年选出的都是前辈作家。但是也非常开心，觉得这是一个荣幸，因为能够排在四位香港文学前辈后面，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当然也觉得是一个责任，当年度作家我不会视为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能够过这个机会去让更多人——不单是香港的读者，还有内地的和其他地方来的读者，都可以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去观察了解香港文学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家怎么在香港从事写作，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在书展里面的作用。

　　记者：您一直生活、写作都在香港，您如何看作家的本土书写？

　　董启章：在香港写香港会让人觉得是本土书写，也是正常的。事实上每个地方都有本土书写存在，在这里生活的人跟这个地方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可能不单是作家自己，可能他的上一代就是整个家庭在这个地方的有历史背景的生活，然后就影响他的意识的状态。跟这个本土或是他生活这个地方不能分开，所以无论他在写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外露出来，即使没有去让人觉得他是特意处理这个题材，但是也会带着很明显的本土性。

　　但本土也有反面、负面的因素，就是排外，所以这个理解就说明这个东西有两面，当我们内向的，我看一个方向的问题，本土本身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本土性的追求是我们能够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排斥在外面，那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方面我是写香港，但是我会引进其他具备普遍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做意向去探讨人跟城市人跟自然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题材都会超越香港本身，是关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问题，从而避免可能产生的偏颇。

　　内地作家最喜欢格非

　　记者：您如何评价诺奖得主莫言的作品？

　　董启章：第一就是对于莫言，实际上我不是每一部莫言的小说都看过。我觉得莫言想象力非常强大，说故事的能力也很厉害，就是天才。我一定写不出莫言那种讲故事方式的小说，那么动听的小说。莫言的爆发力也很强，在短时间能够写出一个长篇，我也绝对没有可能，因为我身体没有他那么好。

　　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面对社会、对时代也有很多的反思。反而我觉得他最困难的就是，我不确定这是否是内地作家共通的困难，就是把握不好政治的尺度，然后作家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应该讲到哪里才最合适。

　　记者：那您最喜欢的内地作家是谁？

　　董启章：说我最喜欢的作家可能是格非，第一印象就觉得他的小说非常迷人，读他的小说觉得有梦幻一般的魅力在里面。后来到了2009年，我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时候，格非也是参加者之一，在那里我们就成为了朋友。

　　我就发现我跟他本人有点比较近，都习惯看书，而且思考的问题或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比较近。格非是作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在大学教书，所以他看的书、关心的问题跟我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认识他之后再去读他的作品，感受就更深一点。

　　记者：格非是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那您如何看待现在内地讨论的“先锋文学消亡”的话题？

　　董启章：所谓当年的先锋作家，现在都不那么先锋了，风格有很多改变。我觉得格非也有改变，当然对他的改变不是变成了比较通俗那一种，我觉得他新的作品还有很深的对于社会的思考在里面，不过当然写出来的状态要比他最早的小说是容易进入一点，你看到他的这个里面的书室里面的故事，这些都比较靠近现实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是正常的，无论是格非当一个作家的改变，或者是整个时代一代的作家的改变，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先锋是有他的必要性的，但是后来大家可能也要受不同的对新的时代反应的方式，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同意每一个作家的改变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必然的，可能到今天还是用先锋时期的方法去写。

　　我的作品也会对政治做某种回应

　　记者：您怎么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政治又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董启章：简单点说就是我觉得不能说文学跟政治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太简化了，实际上文学是跟所有东西都有关系，所以与政治的关系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如果说文学跟爱情有关系，文学跟幸福有关系，但是文学跟政治没关系，这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关系不代表文学就是政治。

　　另外一种说法是文学就是政治，文学里边表达的东西就是政治，所以最重要是用政治去判断，去考量一个作品的价值，我觉得这又是一种简化。用政治去判断文学，会忽视文学的特殊性，然后不存在文学这个东西了。

　　在写作以外，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里面会有某种回应政治的成分，但是这跟一个作家在这样的作品以外去谈论他的政治见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一个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去做回应，而不是在作品以外去表示，但是他可以也一定有某些他的政治的观点，并且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社会，一个政治环境底下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有自己的见解。

　　记者：您怎么处理在写作中遇到的瓶颈？

　　董启章：写小说可能有瓶颈。之前写小说没有觉得很大困难，因为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有计划的一个人，写长篇也做了很好的准备，所以一般是按照我的计划去写就可以。

　　当然最近两、三年的确遇到一点困难，就是我本来的三部曲再往下写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后续的部分不太顺利，不是故事的问题，也不是人物的问题，是没有妥善地找到一个形式，一种声音，一种动力来实现我的构思。一个长篇不能单单是把这个故事这样放出来就可以，一定有一个文字语言上的动力，让自己写下去的手越写越起劲这样子，但是我写过大概是十多万字，写出来也可以写下去的，但是没有感受到很强得写下去的动力，所以我就停下来，再去看看书思考一下，希望书展以后我可以继续专注写我后续的长篇小说。

　　延伸阅读：

　　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曾任中学教师。1992年开始发表文章，现从事写作，亦于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写作教学。主要代表作有《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小冬校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