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大伟 郭婉华

董启章

　　采访者：赵大伟 郭婉华

　　受访者：董启章

　　香港书展第一天，2014“年度作家”董启章在明报上发表文章《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他写道：“我期待将来终于有一届书展年度作家，不须再回答‘为何环境这么恶劣还能写下去’这样的问题。并且在被问及‘怎样才可以像你一样成为作家’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告诉面前的年轻人：‘不用担心！你尽管去写吧！无论能不能成为作家，文学都会是你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的理由之一。’”香港，董启章生活和写作的舞台。从1994年的《安卓珍尼》开始，他一路到2005年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他虚构的“V城”故事成为旷世寓言。

　　香港书展前四位年度作家分别是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出生于1967年的董启章是荣膺此殊荣最年轻的作家。他说，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一个责任，“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去注视文学在香港的状况”。

　　在香港的日常生活：在中大教通识课、每天写作

　　记者：第一次参加香港书展你还记得吗？

　　董启章：记不清了，书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规模变大，加入比较多文化性的东西，比如邀请各地的作家过来演讲和交流，这是种进步，对文化身份比较看重。还有年度作家的设置，今年是第五届，虽然书展是关于书而不仅仅是文学，但年度作家依然是文学类的作家，他们愿意来推动看起来比较小众，但是文化意义比较深刻的写作。

　　记者：每年书展都会有不同的名家来，今年你比较注意的是谁？

　　董启章：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看其他作家的书，毕竟是太忙了。但有一位是我提出邀请她过来的，就是日本作家中岛京子(2010年日本直木奖得主)。她除了跟我有一个对谈，还会有一个个人的讲座。她是第一个受邀过来参加香港书展的日本作家。

　　我对她的一些写作状态感兴趣，她的书在处理日本“二战”前后这段历史非常大胆。今年电影(《小小的家》)的改编也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契机把她介绍给香港的读者，可以从她那里借鉴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去处理历史、处理现实的问题。

　　记者：现在你在中大(香港中文大学)是怎样一个状态？

　　董启章：我是教通识课的，教“香港文学”。这个课我教了十几年了，每个学期都有。课程主要集中在介绍香港文学重要的作品，因为其他系同学没有中文基础，所以比较简单，让他们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比如香港小说里的艺术性、大致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的关系等等。这个通识课可能不会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记者：你现在每天的生活是怎样的？

　　董启章：之前的写作很规律，每天早上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直到近些年孩子慢慢长大，下课回家后，不得不从写作中抽身，辅导孩子功课。孩子对文字没有很大的兴趣。通常父母都希望孩子是自己的翻版，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就接受吧，让他找到自己的方式。

　　曾经的写作与阅读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在于对时代的思考

　　记者：之前看过你有表述，香港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于写作的地方？

　　董启章：对，这是一个客观条件。但是后来也有其他一些想法。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说(香港)不太适合写作，但是对于还在继续写作的作家来说，这也是香港文学的特质。几乎所有在香港一直坚持写作的作家，都没有其他功利性的目标，只是为了文学而文学，所以这个状态在表面看不是很好，但从另外一面看，它造成香港文学比较纯粹的状态，写作的人真的是为了文学本身，而且一直都有人坚持下去。

　　记者：从你的阅读心得来看，普鲁斯特和大江健三郎算是你喜欢的作家？

　　董启章：我读普鲁斯特比较早，是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候。他的难懂跟大江健三郎的难懂是不同的。普鲁斯特是比较注重内在的，比较适合年轻的人或是内向的人看。后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开始读大江健三郎的书，也是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除了注重内在性外，也开始关注到写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那就是受了大江健三郎的影响。

　　他们当然是影响最大的，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去回应世界的状态。普鲁斯特比较注重内在性，但是他也把不同范畴的东西包罗进去，包括音乐、艺术、哲学等。大江健三郎比较注重文学性。他明显是个读书人，读过很多书，把读书心得都融入到他的小说里面。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所以我就看得特别有感觉，思考性比较强。

　　记者：“长篇小说过时了”这个判断你还坚持吗？

　　董启章：依然是这样，可能在内地不一样，我在香港或是在国外都会有这种感觉。可能长篇小说不大适合这个时代。读者的阅读时间不够。我们也看到少数长篇挺受欢迎的，但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记者：那对于你自己的作品来讲呢？

　　董启章：我就经常在这个过时的状态中。由于身处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想，如果长篇小说要成为过去，那我就做长篇小说创作的最后一个人。或者由这样最后的长篇带出其他的人。我在寻找长篇不同的方法，里面会有新的文体、新的文学发展方向，但我感觉不太肯定。

　　记者：这观点有没有跟其他作家交流过？

　　董启章：讨论过一些。不过我觉得香港可能不太考虑文学的状态。在年青一代里面，他们不太担心我所担心的，他们讨论文学的方向比较倾向于文学是一种参与世界的方法，跟这个世界同步，他们没有我这种“终结”的焦虑，认为文学没有前途，他们没有这些担忧。

　　手头在进行的写作：文学如何回应它所处的时代很棘手

　　记者：最初的写作动力跟现在有变化吗？

　　董启章：最初的时候，年轻，不用考虑太多，写作热情本能地迸发出来。到写长篇的时候，就要多一点筹划，好好地安排、准备，然后很有计划地把它写出来。我写前面几部长篇，还不是很困难，只要能够长时间专注、有规律地写作，还不是什么障碍，比较难的是最近两三年，就是《学习年代》以后，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构思。

　　记者：《学习年代》以后构思压力在于？

　　董启章：《物种源始·贝贝重生》本来是想写下篇，组成上、下篇。但后来在写作中发现这个工程越来越大，单一个下篇不够去发挥，然后想过不如把它变成另外几本书。这个还没有具体的计划，这个写的形式跟之前的故事能否有延续性，也在考虑中，很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下篇。故事有好几个层面，我设计了好几个人物的观点，这几个人物各自成为一本独立的书。如果我要充分地去定位他们的状态，故事本身没有太多东西，是角度太多，而且时间跨度在一年内。

　　记者：《美德》算是最近的一个创作吧？

　　董启章：去年年初写完的。这个作品算是一个过渡，是后面一个长篇的前奏。2012年底我去了一趟东京大学作演讲，因为《地图集》的日文翻译出版。然后日本的文学杂志《文学界》跟我约了稿，希望我可以写一个新的短篇在他们上面翻译发表。当时我一直在构思新长篇，没有其他新的题材，后来就想不如写这个长篇的前奏。把大概的故事形态写出来，也算是让自己整理对这个长篇的基本看法，所以就写了这个《美德》。

　　记者：你的作品里有过去与现在的交织视角，其实对当下现实还是有关注的。联系香港现实，香港文学能不能面对香港当下的这种复杂的情感关系？

　　董启章：这也是我面对的难题，文学如何去回应它所处的时代的状态。我不知道其他作家(会不会有这个危机)，但有些作家的写法是比较个人化的，这个问题对他可能就不是什么(障碍)。我写长篇的思路都紧贴着香港的现实，所以最近一两年的发展让我很困惑，觉得写小说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有些东西写出来就会觉得太脱离，完全不符合现实。但是完全根据现实的发展去写，对文学的想象又是一种限制，无法突破。这的确是个难题。也不一定是无力，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不容易去发挥。也不能说是紧张，就是会考虑得比较多，反复地考虑。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