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俊逸

金宇澄

金宇澄最近在看鸳鸯蝴蝶派作家朱瘦菊的小说《歇浦潮》。这是上海世界书局1924年版的影印本

　　采访者：王俊逸

　　受访者：金宇澄

　　金宇澄一直是《上海文学》的编辑，他的办公室由两个打通的大房间组成。他的办公桌很凌乱，书籍、杂志、工作校样堆放在一起

　　采访结束，我和摄影师正忙着收拾东西，金宇澄突然问我们：“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们齐刷刷地回应 “是的”，一边觉得有些奇怪。“那今天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相遇了。”金宇澄说。“会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吗？”我反问。金宇澄笑笑：“我们一直活在故事里呀，我们可以一直讲故事。”

　　他去年出版并一炮而红的小说《繁花》就脱胎于网络故事。2011 年，他在上海本地文化气息浓郁的弄堂网文学板块上，开帖讲故事，讲上海各色各样的市井小民，闲笔再聊一聊上海各处的新旧风貌。网友们看得很开心，每天都在帖子下面留言追问：“爷叔，然后呢？”这样写了几天后，金宇澄被触碰到敏感的写作神经，就这样“一去不回头”地写了下去，“感觉自己可以永远这么说下去了。”

　　2012年，《收获》8月刊以长篇专号的形式首发了《繁花》全文，杂志迅速脱销，马上加印。单行本去年3月上市，至今已经印了21万册。

　　王家卫看过《繁花》是确确实实的事。至于一直流传的是他买走了《繁花》版权的事，金宇澄只是回答：“你可以说他很喜欢。”

　　如今，小说家是金宇澄身上最醒目的标签，不过他的正职，仍然是《上海文学》的编辑。26年来，他每周一三五到办公室上班，但每天都要处理小说稿件。杂志社在巨鹿路675号一幢老洋房里。站在花园里，就看到咖啡色外墙满是苍绿的爬山虎，一大丛蔷薇枝条从三楼一角垂下。经由花园上楼的短短时间，金宇澄跟我们聊起这幢房子的往事，“这是30年代一个大资本家给他太太的礼物，请来邬达克设计的……”。原来，这幢历史保护建筑还有“爱神花园”的别名。

　　金宇澄的办公室在三楼。两个打通的大房间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空间，他的办公桌在里面那间。左边有个壁炉架，上面陈列的全是 1950 年代的《文艺月报》合订本（《上海文学》的前身），右边是朝南的大露台，由带窗格的落地玻璃门隔开。朝南光线强烈，他在玻璃上贴了纸。我发现那些旧纸都是 2010 年某一期杂志发稿目录的校样。他的办公桌很凌乱，书籍、杂志、工作校样堆放在一起。有一本《歇浦潮》很是显眼。这是上海世界书局 1924 年版的影印本。 “这本书大名鼎鼎，一直买不到，最近总算在网上觅到了，语言流畅，也比较罗嗦，整章不分段，内容比想象中要差一点。”他最近在看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这是金宇澄父亲留下的旧书。

　　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金宇澄小时家中有很多书。1969 年，经历几次抄家之后，家中的藏书除了初版《鲁迅全集》，几乎全被抄没。金宇澄的读物，当时就只有这套全集。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到了东北，1978 年返回上海后，随父亲到上海的龙华机场领取被抄走的部分图书，没想到进了一个大房子，满眼是“像垃圾一样堆起来”的书，没有分类，也没装箱，大家都在里面乱翻乱找，“到处是灰尘，到处是人，根本找不到自己家的书。”

　　老市民区是上海的“毛细血管”，也是金宇澄熟悉的上海生活，他笔下的故事就取材于这些市井生活。“市民生活是上海的基础，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回到家，还是进入了市民的文化范围。”市民题材的小说，在二三十年代曾经非常丰富，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被批判与压抑的状况中。“过了这么多年，这座城市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市民样态，也应该到了要表达的时候。”[NextPage]

《上海文学》的作者给金宇澄的书信，用毛笔写在撒金宣纸上

　　记者：你做了三十多年的编辑，应该看了无数的小说投稿，你喜欢什么样的来稿？

　　金宇澄：做文学编辑，要有职业宽容度，各种样式都要接受，就像做一桌菜，不能只一种口味，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至今我还在这个岗位上看来稿，感觉这么多年，差不多就那几种叙事方式，作者对文字特性没多少敏感，手法越来越单一。80年代马尔克斯进入中国，很多来稿都是“很多年以后……”，很少独立的个人创造。创造这个范畴，好像我们特别没有办法，来稿对于个性，创造性的努力，包括语言、题材、结构的意识都很缺。容易满足于一个故事，那不算好的文学。要么也就是翻译腔，二手语言的味道，实在影响我们太多年了。

　　记者：你自己很注意语言，有人说《繁花》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方言写作的语言系统。你会用这套建立起来的语言再写下去吗？

　　金宇澄：这个小说是讲城市。写各种人，各个街区的故事，很复杂，城市的丰富性，用这种语言比较合适。如果我下一个作品单写一个人的话，写他的活动，可能就会用其他的样式了，比如长句子。

　　记者：你说在东北插队时，当时都是受苏联文学影响，喜欢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可是《繁花》里有一大段写蓓蒂爸爸的议论，“苏联人里，肖洛霍夫最血腥，为了主义，可以父子相杀，相残，写了多少害人故事。”这很有意思。

　　金宇澄：对，这一段议论，出自苏联电影《第四十一》。那个时代，我们只接受苏联文学观的教育，一个简单可怜的时代，影响却很深远。为了主义，确实有理由可以把自己情人亲人杀死，肖洛霍夫的作品，亲人之间的相残写了不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是对，还是错？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来讲，也许是对的。其实是老百姓卷入了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记者：书里蓓蒂爸爸，一个1960年代出现的人物，在谈话中使用了“变态”、“女权分子”这样的词，还提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金宇澄：小说在《收获》发表后，“豆瓣”有一位读者怀疑说，那个时代，怎会有人懂这些名词呢？引起了我的注意，说明我没有写透，因此单行本扩充了，我让蓓蒂爸爸跟阿宝来回对话好几轮，让读者的疑问得到回答。我的意思是，上海一直有不少保持个人观点的读书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是上海，这些西方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就已经翻译，有多种译本，也就有很多读者，到 1960 年代，只隔了三十年，怎会没人知道没有人懂？这情节在其他的城市，或许不合理，什么事情，放在上海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上海五花八门，上海很丰富。

　　《繁花》经常出现看了很多书的人物，却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没什么观点，确实是懂很多书的，上海题材最能体现这些了，普通群落的藏龙卧虎，上海一直是由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

　　记者：你在《繁花》扉页里写“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这句话怎么来的？

　　金宇澄：这是钱钟书先生的话，我抄在书的开首，表现了一种民间的生态，平民的情感往往就在于此，老百姓的段子往往这样开始。我认为的文学，不是庙堂的深高。博尔赫斯最喜欢《一千零一夜》，他觉得好的文学，就是给读者消遣与感动，不是醒世与劝化。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