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俊
刘文飞
采访者：蔡俊
受访者：刘文飞
是文学，更是情怀和理想
当安娜·卡列妮娜扑向火车，聂赫留朵夫奔往西伯利亚，皮埃尔思考着生活和死亡，俄罗斯文学特有的厚重感，浓重的忧患意识和绵密广大的戏剧氛围，便深深地将中国读者包围。
而在上世纪50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在中国青年的书架上也从未缺席。这一波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大地的风行，再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交往，世所罕见。关于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于那些被俄罗斯文学唤起的情怀与理想，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刘文飞教授的讲述中，华彩呈现。
“带来的不只是纯文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入”
记者：俄罗斯文学从民国初期至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有人说，文学在一个不同的人文环境里能够生根并扩散巨大影响，缘于合适的土壤和环境。
刘文飞：对，任何一种文学和艺术能在另外一片土壤里异乎寻常地生长，其原因肯定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这样一种外来文化或许有着特别的价值和内涵；另一方面就是接收方，肯定有着迫切的需要，有一种真切的内在吁求。俄罗斯文学最早进入中国，就仰仗于这两方面力量的结合。
俄罗斯古典文学，也就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文学，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在19世纪下半期都已经很有影响。而那时的中国不光是处在文学的转变时期，也处在文化的转型时期。俄罗斯文学在当时开始传入，它不光扮演一种纯文学的角色，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次再启蒙。
记者：其实，在20世纪初，德、法文学巨匠的作品进入中国的也很多，可是看起来，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坛的影响更深远。
刘文飞：五四运动大的背景，就是要汲取西方“进步的”文学和文化思想，而今天人们回顾五四的思想来源时，往往会将其概括为三种，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和俄国的文学，也就是说，俄国文学是当作一种思想资源、一种意识形态被输入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发现俄罗斯文学更投我们的“味儿”。
这是一种共鸣。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虽然大部分是贵族，但都是在为“小人物”说话，呼吁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确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这样的文学命题是社会学的命题，对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人来说很有召唤力量，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于是情不自禁地翻译并模仿起来。
这也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即第一代中国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和研究家不是学者和译者，而是中国著名的作家，比如巴金、茅盾、鲁迅，或是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瞿秋白、蒋光慈。
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少见，革命志士除了革命工作还翻译作品，而且把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当作思想武器。俄罗斯文学在当时的中国绝不仅仅是文学，更是一种情怀和理想。
记者：俄罗斯文学引进过程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替契合，一定相当曲折。
刘文飞：以前曾有说法，俄罗斯文学最早引进是在20世纪初，也就是1903年，当时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从日文翻译的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但后来发现，俄罗斯文学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就进入中国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克雷洛夫的几篇寓言被一位美国传教士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标题为《俄人寓言》。早期的俄罗斯文学之汉译有几个特点，一是大多为转译，即从英文、日文或德文转译过来的；二是译文大多为文言文。这或许正是您所言的“曲折过程”。
“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记者：在中国近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受俄罗斯文学及艺术影响甚深。您认为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哪几个阶段？
刘文飞：广义的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要说影响最大的时期，大约有这么三个阶段：
一是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借鉴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就借鉴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当时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俄罗斯文学的显明印迹。这个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因为起步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及时地”对接了已经取得了世界性声誉的俄罗斯文学。
二是中苏蜜月时期。王蒙在他那本《苏联祭》中就历数哪些中国作家受到了哪位苏俄文学家的影响。在我看来，苏俄影响中国文学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影响是文学意义上的，那么第二阶段则是意识形态上的。当时的苏俄文学和中国文学发展同步，中国作家、读者都在同步阅读苏俄文学作品。
三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苏俄作家，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被认为是具有苏俄文学影响的印记的。一直到现在，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写作，往往还是喜欢借鉴“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先锋派诗歌，以及20世纪俄苏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责任感。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
记者：与具有忧郁气质的古典文学相比，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等是苏联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字，这两种文学形式的交替，似乎相当突然。
刘文飞：我不认为这样的对比有逻辑性。这种划分把苏联时期的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对立了起来，过于简单粗暴。俄罗斯古典文学所谓的“忧郁气质”，或许就是指贵族的忏悔意识，其实即便写到贵族的忧郁和优雅，也是很表面的东西，那一时期文学的实质仍在于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其强烈的人道主义意识。
而苏联时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宣传品，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主人公们信徒般的虔诚和奉献，如果从这种角度解读，也能觉察到它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之间的某种关联。
也就是说，苏联时期的作品和俄罗斯文学是有所延续的。单就苏俄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来看，甚至感觉不到其中有什么突兀的交替。
记者：这种交替形式与中国近当代文学的交替有类似之处。
刘文飞：我听出了您的潜台词。您一定是想说，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对人生的追问多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受苏俄文学影响，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对钢铁意志的表达多一些，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
当时，两国社会制度方面接近，这种影响再自然不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完全借鉴、甚至模仿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甚至连创作方法、作家组织、文学奖项、文学杂志名称等等，都完全克隆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实际上就是苏联文学的翻版，这句话恐怕并不十分过分。
如果说，俄罗斯古典文学主要影响到了五四时期的文学，而苏联文学则更多地影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学，这两个阶段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交替”，那么现在，中国文学对苏俄文学的接受则似乎进入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新阶段。
“俄罗斯的文学，依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
记者：中国文学界一直处在模仿和借鉴的阶段，难道中国现当代文学仍未成熟？
刘文飞：不能这么说。好多搞中外比较文学的，比来比去，一比都是中国作家学外国，似乎我们的文学自信心一直不太够。
其实，文学是不分国界的，俄罗斯文学虽然如此辉煌伟大，但他们过去和现在也在不停地模仿其他国家的文学，比如普希金模仿拜伦，模仿海涅。俄国也有很多作家热衷模仿蒲松龄，很多现当代俄罗斯作家都认为中国最好的古典作品是《聊斋志异》。
记者：近年来，俄罗斯文学受该国政局、经济影响，其力式微，这是否证明了文学和经济、社会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
刘文飞：您的问题比较委婉，有人直接问我，俄罗斯作家还有没有希望再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解体后，文学影响力确实下降了。一个国家的国力不等于其文学影响力，许多欧洲小国都是文学大国，比如捷克。但是，国力强弱还是往往会对一个国家文学的世界声望产生作用。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世界影响的确不如从前。但是，我认为原因主要还存在于俄罗斯当代文学之内。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家体制要对接西方轨道，文学也想对接西方，于是兴起后现代，玩技巧，玩荒谬，可是渐渐地，俄罗斯作家发现这些都不是俄罗斯作家的长项，也是西方作家玩剩下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自省意识开始觉醒。
当今，俄罗斯国力在逐渐恢复，俄罗斯的文学，依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俄罗斯社会和人民十分看重文学的国家名片作用（索契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就必定会迎来俄罗斯文学的再度辉煌。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