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英
采访者：王英
受访者：王安忆
“我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读过书。”教授王安忆一直对没上过大学耿耿于怀。
“说我不需要进复旦，那是很大的误解”
记者：当时你已经当了上海作协主席，为什么还要来复旦工作？
王安忆：我很向往大学这个环境。从国外、香港看，一般作家落脚在大学里，是最恰当、最踏实的一个归宿。在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待了那么久，我觉得这个体制越来越空洞，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上海作协有个传统，主席是挂名的，也不强调行政化，最早是巴金先生，后来徐中玉是华师大的教授，也是高校的。
我以前没想过进高校，我有个极大的障碍，我没大学文凭。2003年，有次华东师大的陈子善教授说自己也没文凭，破格进高校评到了教授。后来陈思和说，你要到上海高校一定要进最好，那就复旦了。费了很大的周折，作为杰出人才引进，我很幸运。
记者：很多人说你根本不需要进复旦。
王安忆：这是很大的误解。大学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那是肯定的，但是一个作家如果能得到高等教育的话，一定是好事情。我们都是从一个反常社会里面出来的，不是我们不想接受完整的教育。虽然没有正式地进过高校，可是我在《儿童时代》的时候，上了很多旁听补习班。我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的教育。
当年我们这帮作家，读过大学的人大概只有一半吧。1980年代，上海评论家程德培、吴亮很出跳，然后是蔡翔，都是工人出身。今天的评论家，更多集中在大学里。后来，蔡翔到了上海大学做中文系教授。现在苏童、叶兆言、韩东、毕飞宇，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是学院毕业的。这和社会发展、教育的完善有关系。现在你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不是大学毕业的。
记者：很多人把你当例子，认为大学并不能培养出最好的作家。
王安忆：那他们就说错了。如果我有可能读大学，我的知识积累，肯定比现在更加完善。我和阎连科、莫言这些作家有些区别。他们是那种生活准备特别丰厚的人，他们在农村，农村真是个大课堂，里面涉及宗族关系、伦理关系、社会关系。他们整个生活的积累，比我厚得多了。
我在城市里面长大，生活非常简单，虽然去插队落户，也不过两年而已，整个社会的经验是很不富足。对于我来讲，要持续性地写作，还需要很多理性的准备。
莫言是个很特别的例子。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中国作家里面，莫言是最有才华的，他是属于那种才华横溢的人。我呢，是需要靠后天努力来补充的，学术知识理论，这些对我可以说是安身立命的。
“能通过统考，素质不会差”
记者：你负责的“写作实践”这门课，互动性很强，平时怎么上课？
王安忆：经常是每人开一个故事的头，我会和每个学生讨论，这个开头合理不合理，能不能发展下去，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要靠实践来检验，有的头开得不错，可是它发展不下去。每个环节都会和他们进行讨论，不断对他们的故事提出修改意见，直到故事完成。
美国的写作课，就看你怎么开头怎么结尾。让每个同学各想一个动词，从动词里发展一个形容词，再每人写点东西。他们的课，我从头到尾都听了，形式差不多。
记者：学生毕业，交论文还是交文学作品？
王安忆：文学写作硕士，毕业时交一部3万字的虚构作品，还有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文章，我特别强调他们能够从不同的写作经验角度来写，或者是研究文学写作的理论文章。
记者：你目前带了几个弟子？
王安忆：我先是招了三届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从第四年开始招文学写作硕士。第一个学生的论文题目是写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毕业后去了公司；第二个学生的论文是研究台湾小说家邱妙津，毕业去时尚杂志工作；第三个学生的论文写迟子建，她“直博”以后，我建议她把硕士论文先放一放，但她把它做完了。
他们都是很好的学生。考复旦很难，进来的都是高分，再能够读到研究生，都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准备都很好，他们不再从事文学这一行，我能够理解，但也觉得有点遗憾。
记者：招文学写作硕士的时候，很多知名作家都想当你的学生，但外语和和政治过不了关？
王安忆：很难考，但必须参加研究生的国家统考。这是我历来非常坚持的，我说千万不要有种误会，觉得是考不取研究生的人，才来读我们的写作课。成为作家道路有很多很多条，到我这里来读，一定是学院派的，一定要经过所有的考试。每次专业考的题目，都是我自己出，然后我来批卷。
大学还是一个通识教育的过程，如果连一般通识教育都不能过，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考试，你一定要在这个水准上，然后才能谈到其他。我外语不好，就希望学生外语好点，可以看很多人看不到的书。
记者：你不会在乎他写没写过小说？
王安忆：不在乎。就看他落下的文字。我很重视他写的那篇文章，因为我只看这个考卷。我还是比较相信国家统考的，一个人能经过统考的话，素质不会差。
记者：为什么强调培养学院派作家？
王安忆：如果你是像莫言，或者像我本人这样子，完全靠自己努力，靠天分这么写，当然好。如果是天才，他不要上学，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作家。
既然你读了那么多书，经过这么艰苦的考试到我这来，我当然需要你知识准备多一点。我们有个学生是叶兆言的女儿叶子。她读过很多书，和别人不同。她要做作家，我也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她的知识准备不一样，眼界也开阔。我在想她可能将来不一定做作家，会做一个评论家。
格非是最学者化的作家。我相信如果我能再多受点教育，会更好。
“克里斯蒂就是很好的操作工”
记者：为什么你不赞成你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写小说？
王安忆：问题在于，他们所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是比较潮流化，和文学的本质好像不是一回事情。
我主要教小说，小说要有虚构能力。现在有博客，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写自己的生活。作家是要有想象力的，有虚构能力。你要把这些从你自身经验里生发出来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技巧，虚构成一个故事。现在年轻的孩子在风潮底下把写作当成一种宣泄。我很不喜欢他们有这种习气，宁可要一个从来不写作的人。
我劝他们少发一点。但全国那么多杂志，都挺需要稿子的，我也很难去阻止，其实也不敢阻拦他们，因为会关系到很多，比如个人成功、经济收入、需要发点稿子才能找到的工作。
记者：人文素养可以培育，作家能培养吗？创意写作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王安忆：来读MFA的人都是已经在写作的人，他对写作有特殊的兴趣，或者已经有一定的成绩。
文学确实需要天赋，天赋不能教；另一部分由生活经验来决定。但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这就是技术。比方说，小说的虚构能力，框架和结构，包括语言。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垃圾语言。我开写作实践课，就是想通过我的经验、我对写作的理解，让你们在实践和训练中，了解什么叫做虚构。而对MFA的学生，我个人很看重的一门课是经典阅读。我们都是从阅读当中得到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的。
记者：“创意写作”听上去，像是一个培养职业写手的训练工厂。
王安忆：这个艺术硕士的论文，是要以创作来体现的。至于是不是创作工厂，能不能培养创作能手，还不好说。克里斯蒂就是一个很好的操作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步？这是万难的事情。
美国这方面的课程特别多。有些作家身上，非常明显地能看到，他受过写作课的训练，比如哈金、严歌苓。他们有天分，但他们确实从写作课得到一种技巧，让他们的创作能持续。现在一些作家，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了，一两篇作品很好，以后难以为继。
有一些印度作家，我建议你注意一下，他们都是在美国的写作班里待过的，你能看出来他们的技巧，创作力非常之旺盛。
中国的作家都很有才情，可是都缺少职业化的素质。总的来讲，中国的各行各业都缺少一种专业性。
“我尊敬真正的畅销书作家”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
王安忆：我内心是很尊敬畅销书，但要是真正的通俗小说，不是那种假的。推理小说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小说。推理小说里面，我又觉得克里斯蒂是最好的，她的作品我已经看了有二十年了，每套全集我都有，看得滚瓜烂熟。推理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主体性，就是因果关系，有个逻辑推理。她这方面结构很严密，外形又非常地感性，有人性、有生活，她本人的个性投射又那么清楚。
记者：你喜欢斯蒂芬·金吗？
王安忆：不太喜欢。他的小说有个问题，推理不下去了，就制造一个奇怪事件。而克里斯蒂不大会犯这种错误，她所有的案子，和她的解答，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
斯蒂芬·金总是写那些我们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事件，这样写很方便。克里斯蒂有时候也会碰到实在推不下去的地方，那么她也会再死一个人，但基本上符合生活的逻辑，而且是日常生活的逻辑。
还有一个作家，松本清张，我也很喜欢。但日本把他归到严肃文学。松本清张的小说，往往和整个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背景有关系，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记者：你很欣赏王朔和迟子建，为什么？
王安忆：王朔是一个很会写故事的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那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虚构能力很强很强。王朔其实是一个古典作家，主要是他的思想有点离经叛道……
迟子建和我有点像，我们都属于那种写作上使过笨功夫的，不是仅仅是有才华的那种作家。她不停地在写，有力气，不停地有好的东西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小说家的十三堂课》里，除了马尔克斯外，其他的作家都是古典主义的老作家。
王安忆：现代派里我只选了一个马尔克斯。有些经典的作家，我们是推不翻他的。比如托尔斯泰，怎么可能推翻他？真是应该感谢前辈的积累。到我们今天来说，小说已经留下了许多的财富，有些财富你推翻不了。
我也很注意从当代作家中寻找好的东西。当代作家给人的困惑就在于他们不稳定，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终点，不晓得他们最后会在哪里完成自己的代表作……但是他们非常活跃。
记者：在《王安忆导读报告》里，你带学生们分析的，都是不那么知名的年轻作家作品。
王安忆：我选了周宛润、胡廷楣、李肇正、王秀明。这本书的主题是写上海生活的当代小说，后来给香港的学生上几堂大课。完全是教学需要。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反映了我的一个阅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哪怕我是在写一部我并不很满意的作品，我也总是努力地要使用它，让我的观点得到全面的表达。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