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若茜
村上春树
采访者：孙若茜
受访者：施小炜
“从读‘大二’那年的7月起，直到次年的1月，多崎作几乎只想着死这一件事。”村上春树最新的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就这样开始了。
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多崎作在名古屋上高中时，有四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两男两女，姓氏都带有色彩：“赤”、“青”、“白”、“黑”，唯独多崎作没有。“大二”假期返乡之际，多崎作突然被四位朋友告知要绝交，且没有任何人向他说明原因。他深受打击，几至形销骨立，许久才恢复正常生活。16年间，他和曾经四位好友组成“小团体”的成员们始终没有见面。在女朋友的劝说下，36岁的多崎作才终于决心去拜访抛弃自己的四个朋友，寻找真相，由此开始他的“巡礼之年”。
“这是继《挪威的森林》之后的第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我感到必须写百分之百的现实，才能再上一个台阶。”村上春树在一次公开场合谈起这本书时如是说。这已经是村上春树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2013年春天在日本出版，同年底中文版上市。距离《挪威的森林》——曾被村上春树称作最后一部现实作品的小说，已经有26年时间。此间，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从《寻羊冒险记》到《1Q84》，总是会将非现实的因素融入其中。
翻译了村上春树的《1Q84》、《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无比芜杂的心绪》等作品，同时也是《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文译者的施小炜说：“就像毕加索的绘画一样，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他的绘画作品连三年级的小学生都可以画出来，认为他作为艺术家的素描功底或者写实的功底不够，于是毕加索有意创作了一些纯写实的作品，让大家看到后了解，即便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挪威的森林》对于村上春树来说，意义就和毕加索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品有相近之处。”
至于《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施小炜说：“有人说是村上回归之作，我觉得也未必，其实村上春树对自己的写实主义的作品评价并不是很高。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他又重新回到写实的这条路上去。”
记者：很多评论认为，村上春树并不是典型的日本作家，他的作品也不是典型的日本文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施小炜：可能跟“很多评论”所认为的不一样，我不觉得“村上春树并不是典型的日本作家”。他的作品或许不是我们中国读者心目中认定的某种典型的日本文学，但是他的作品毋庸置疑，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一种典型。
如果说村上的作品和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前辈小说家有所不同的话——有所不同其实是理所当然，即便同为日本作家——一个显然易见之处就是他笔下的主人公不穿和服、不喝日本酒、少吃日本料理，而是身穿洋装、爱喝洋酒、吃的是“无国籍料理”，一句话，是生活方式彻底变了的当代日本人。毕竟，他们是生活于迥然不同的时代的日本小说家。
村上春树喜爱在其作品中有意识地导入音乐以及饮食、时尚等当代亚文化符码，并将自己小说创作的目标规定为将“pop-culture”的“structure”与“纯文学的内容”融会结合，这似乎都是其不同于他的独特之处。
记者：大众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在村上春树的创作中具体是如何体现的？
施小炜：村上本人多次亲口言及“jazzmusic”和“hardboiled”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并多次明确表明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借用“波普－卡鲁恰”（“pop-culture”的日文讹音。他自己给这个外来语加注的汉字就是“大众文化”四字，而他举的所谓“波普－卡鲁恰”的例子就是美国硬汉派推理小说）的“斯特拉库恰”（“structure”一词的日语讹音），往里面塞进“纯文学的内容”。这就是影响，只不过，这影响不是“我认为”的，而是村上自己坦白的。
记者：这部小说呈现的写实主义，相对于村上春树的多数作品的创作风格、手法而言，有何意味？
施小炜：纯粹的写实，似乎不是村上的强项。对此，他自己也曾有言及（可参看杂志《大方》第一辑所刊松家仁之氏的村上春树长篇采访录，张乐风译）。就思想性而言，表现出更高深度的文本，无疑是村上的非纯写实作品。对于那样一种表现形式，他似乎驾驭得得心应手。但是从写实技巧的纯熟度来看，村上显然也并不输于任何以写实见长的小说家。这部作品与另一部写实主义的长篇《挪威的森林》一道，向我们展示了村上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功底的深厚、全面。
记者：你曾谈到《没有色彩的多崎作》这本书中一个很大的突破，是村上给多崎作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你认为这种突破，其背后的意义在哪儿？
施小炜：此前村上作品的主人公，大抵都被设定为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团体的“独行侠”——这其实是承袭了自夏目漱石笔下的“高等游民”以来的日本“私文学”的传统。他们游离于组织之外，处于社会边缘，在享受精神独立的同时，也牺牲了来自组织的保障，得独力承担一个自由人必须负荷的一切。
此次的多崎作，则始终被小说家放进了或小或大的组织之内，起初是名古屋的小小五人帮，后来是东京的大型私铁会社。他自始至终缠绕在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却犹自是个孤独的存在。群体之中的孤独，在当今之世恐怕更有普遍性。
而哪怕是游离于组织、群体之外的自由人，当主人公由静态转入动态时，就势必在所难免地要催生出某种社会关系来。一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从某个特定角度去看，其实不妨视为主人公不断地构筑、丧失、再构筑社会关系的过程再现。
在这层意义上，给主人公安排一份固定工作，就是将主人公放置于群体、组织之内去思考、表现“我”与他、个与群、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在村上文学系列中，或当视为深化此种探索的尝试。
记者：多崎作这份具体到建造火车站的工作，使得火车站这个意象频繁地在故事中出现，评论中各有不同解读，你认为“火车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
施小炜：多崎作是做车站的，我们一般说建造车站，但是日本说是做车站。一般日本的评论家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很少做政治性的解读，可能“3·11”大地震以及后来的核电站事故，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打击太沉重了，所以好几位评论家认为这个小说背景中有“3·11”大地震和阪神大地震。有人就这部作品的时间做过分析，村上写这部作品的时间，他的巡礼之年可能发生在2012年，16年前是1995年，而那个时间多崎作应该是经历过那样一个灾难。
关于车站的寓意是什么，我觉得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种解释，认为是日本地震之后复兴的一个象征。另外，火车站往往是一个终点，同时也是一个起点。我从前住在日本乡下，千叶县一个叫野田的地方，离我家最近的车站叫梅香，这个车站非常小，只有一条铁路线通过，而且是单线。每次在这个车站等车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想联翩，觉得这个地方也许会有什么故事发生，以前可能也发生过很多故事。我觉得车站也好，空港也好，都是人生中很可能有许许多多故事、许许多多记忆发生的场所，浓缩了人生中一些场面的地方。
日本人作品里面写车站的蛮多，早年的明星高仓健演了一部电影叫《车站》，后来小说《铁道员》里也有车站场面出现，日本人好像比较喜欢车站，比较喜欢铁道。车站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某些独特的意义，所以选择造车站，恐怕也有村上本人的一些想法寄托在里面。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