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怀宗
采访者:周怀宗
受访者:叶匡政
新锐纯文学杂志《天南》前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停刊,而已经出版的第16期《钻石一代》将成为该刊的最后一期。至此,这本仅仅走过了3年10个月的年轻的新锐杂志,就将告别所有的读者。
着名诗人、作家廖伟棠将《天南》称为“过去几年中最好的文学杂志”,在过去的几年中,《天南》杂志深度阅读为特点,介绍、翻译了许多新锐的国内外文学作品。它的停刊,也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纯文学杂志生存困境的讨论,有评论者表示“《天南》的停刊,是社会性的悲剧”。
对此,着名诗人、作家、文化评论者叶匡政说:“在文学领域,《天南》属于后起的不错的品牌刊物,它的突然死亡,只能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悲哀,不论是文化界还是商业界,都是如此。这么大一个国家,却容不下一份小小的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现象,值得反思。”
文学与盈利
把一份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办并非是正确的方式,投资文化对于企业的帮助,更多来自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社会的美誉度等,而非是物质上的利润。文化不是一门生意,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的人,其实恰恰丢掉了最大的好处。
周怀宗:《天南》这本新锐纯文学杂志的停刊,引起了很多关于文学生存困境的讨论,在您看来,文学生存的环境如何?
叶匡政:有一个名词叫做社会企业,意思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具备公共性的企业。实际上,文化企业正应该是社会企业,把一个文化事业、或者一份文学刊物当做盈利的商业企业是不合适的,它的功能并非如此。但实际上,当前许多地方投资文化产业,都是把它当做生意来做的,把文化放在利润的天平上去衡量,用利润去决定它的生死,当然难以真正实现文化的功能。
周怀宗: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衡量是否投资文化产业呢?
叶匡政:文化产业当然并非拒绝利润,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等,包括文学刊物,也都是有可能盈利的。当然,这种利润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和培养。相对影视产业来说,文学刊物赢利的可能性更小,因此生存状况也就更艰难。但实际上,把一份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办并非是正确的方式,投资文化对于企业的帮助,更多来自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社会的美誉度等,而非是物质上的利润。文化不是一门生意,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的人,其实恰恰丢掉了最大的好处。
叶匡政:阅读不能只有经典
过去的几年里,纯文学杂志生存艰难的问题屡屡被提起,《大家》等知名的纯文学刊物也都相继出现危机。商业社会中,究竟有没有纯文学杂志的一席生存之地?文学杂志,在快速的现代化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又是什么,让人们忽略了这些功能。
着名诗人、作家、文化评论者叶匡政认为:“一个社会的阅读,不能只有经典,同时也要有新的探索新的文学作品。文学杂志,不仅仅是语言和思想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文学的传承者,文学理想的播种者。失去了文学杂志,对于文学固然是一个灾难,对于社会,同样也影响深刻。”
办一份文学杂志不难
如果把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对待,核算投入产出,那当然是入不敷出的,不仅在中国,整个世界上都是如此,真正能够盈利的文学杂志少之又少。
周怀宗:文学杂志生存的困境反复被人提起,是否办一份文学杂志特别艰难呢?
叶匡政:仅就成本上来说,办一份文学杂志,我想并不是特别难,成本是比较低的。假如说没有退休人员等的负担,一本杂志本身可能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就够了,再加上印刷发行的成本,并不算太高,而且卖杂志多少能够收回一点儿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需要投入的不会太多。
周怀宗:可是为什么大多数文学杂志都表示生存艰难呢,包括许多知名的品牌也是如此?
叶匡政: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把文学杂志当做商业杂志来对待,核算投入产出,那当然是入不敷出的,不仅在中国,整个世界上都是如此,真正能够盈利的文学杂志少之又少。但是,文学杂志的功能并不在盈利上,而是在它的社会功能上,恰恰是当前的商业社会中,过度地强调投入产出,以盈利与否衡量一切,使得文学杂志陷入了生存的困境。比如《天南》,在过去几年中,这样一份有新气息的杂志非常难得,它的死亡,不论是文学圈,还是文学之外的社会,都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那么多以盈利与否作为标准的产业,每年产生数十万亿的产值,为什么非要拿利润去衡量一份小小的文学杂志呢?为什么还让这样一份文学杂志无法生存呢?
文学杂志的三重尴尬
我们的文学杂志,多数是各地作协、文联等官方机构主办或者主管的杂志,这些官方的杂志所形成的天然联盟,或多或少地在排斥民间杂志,这其实也是民间杂志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尴尬,身份的尴尬。
周怀宗:《天南》是一本民间文学杂志,也有不少评论者指出民间杂志生存更难,是否如此?
叶匡政:我们的文学杂志,多数是各地作协、文联等官方机构主办或者主管的杂志,这些官方的杂志所形成的天然联盟,或多或少地在排斥民间杂志,这其实也是民间杂志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尴尬,身份的尴尬。这么多年来,民间杂志不少,《天南》应该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之一。但是包括《天南》在内,很多都最终停刊死亡。这些年来,虽然政府一直在扶持文化事业,但是对于民间的文学杂志,重视依旧不够。
周怀宗:您认为投资者的选择对于杂志的影响是否同样也至关重要?
叶匡政:是的。资本往往以逐利为目的,实际上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获利,文化影响力、社会名誉等才是文化产业真正能为企业带来的好处。一个成熟的、有眼光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往往并非是盈利为目的,甚至不会考虑到利润的问题,因为其他方面的好处足够弥补经济上的投入了。
无法评价的功绩
文学杂志对于当下时代的影响力,一方面没有时间的沉淀,一方面也没有公正的评价体系。我们知道,办文学杂志其实是为他人做嫁衣,是发表他人的文学作品,那么它对于文学的贡献、对于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就容易使创办者心灰意冷。
周怀宗:在您看来,《天南》的停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叶匡政:首先,我想会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效果,以后别人也想办文学刊物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能不能办下去。实际上,一份杂志,它的影响力,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沉淀和证明。但恰恰,商业天平下的文学杂志,没有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周怀宗:这会让有志于文学的人退缩不前?
叶匡政:是的。文学杂志对于当下时代的影响力,一方面没有时间的沉淀,一方面也没有公正的评价体系。我们知道,办文学杂志其实是为他人做嫁衣,是发表他人的文学作品,那么它对于文学的贡献、对于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就容易使创办者心灰意冷。大概20年前,我在当时的《诗歌报月刊》工作,这份月刊曾经影响了许许多多先锋的诗人,也是现在很多知名的先锋诗人的成长基地,他们大多都曾经在这份月刊上发表过诗歌,也有不少人在此走上文学之路。20年后,这份月刊早就消失了,但是它对于诗歌的贡献并非消失,只是无人关注。结果就是,没有人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份刊物,在那个年代默默地为诗歌做出过贡献。这样的冷遇,恐怕会让许多想做刊物的人放弃想法。
不能缺少的文学杂志
文学使得语言表达更加丰富、更具有感染力,也更加陌生化。同样的观点,你用千篇一律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和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思想上的探索也是如此。它让人们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
周怀宗:在您看来,文学刊物在一个社会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
叶匡政:首先,在文学上,一份优秀的刊物,会不断地发掘新人,发表那些有探索性的新作品,同时给后来的作者以鼓励。可以说,文学刊物是一个吐故纳新的平台,大多数未来的作者,都是从文学刊物的读者中产生的,他们通过阅读文学刊物,培养自己对文学的兴趣、素养,以及树立自己的文学理想。因此,文学刊物在文学的传承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不仅仅只有经典,我们总不能只读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恒久以前的作品。对于当下,对于新的探索性的作品,同样也需要阅读,这也是我们永远前进的动力。
周怀宗:在今天这个资讯和沟通极度畅通,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我的时代,文学对人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叶匡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文学永远承担着语言和思想的探索功能。通过文学,新的表达方式会不断地发现和扩散。现在,网络固然发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但是如果自己观察会发现,那些更具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他的观点,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赞同。文学使得语言表达更加丰富、更具有感染力,也更加陌生化。同样的观点,你用千篇一律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和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思想上的探索也是如此。它让人们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
如何养活文学杂志
很多西方的文学杂志,他们同样也不能盈利,但是他们很容易获得企业的赞助,或者各种文化、文学基金的投资。那些文化基金,他们往往是公益性质的,或者是以利润之外的收益为目的的,投资者通过投资文化事业,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这对于他们的帮助,要比直接盈利更大。
周怀宗:在你看来,文学杂志应该如何生存呢?
叶匡政:文学杂志需要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比如说《天南》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死掉,最起码不会像这样轻易地死掉。很多西方的文学杂志,他们同样也不能盈利,但是他们很容易获得企业的赞助,或者各种文化、文学基金的投资。那些文化基金,他们往往是公益性质的,或者是以利润之外的收益为目的的,投资者通过投资文化事业,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这对于他们的帮助,要比直接盈利更大。
周怀宗: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这样一套体系呢?
叶匡政:最重要的还是要转变观念,文化不是生意,它带给一个社会、一个企业的,远远不止是经济上的收益那么简单。过度商业化的时代,容易把一切都从利益的角度去衡量,但是这种选择,带来的只是短期的效益。在更长远的时间里,文化、文学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情感、思想、表达和沟通方式。这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