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迪
廖伟棠
采访者:明迪
受访者:廖伟棠
明迪:很多年前美国诗人阿法在他的网上咖啡馆介绍你和曹疏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印象较深的是CAN影像志,当时以为你是香港诗人。你认为大陆诗人和香港有什么区别?
廖伟棠:其实我没有刻意界定自己是香港还是大陆诗人,而且因为我的诗集主要在台湾出版,还有人误会我是台湾诗人;其实我就是一个汉语诗人。大陆诗人与香港诗人最大的区别是,后者较少以专业化要求自己,因此在技巧的精深不如前者,而在诗心的纯粹较前者纯净。
明迪:2009年为6- 4二十周年写专稿时读过你的诗,也用过你的诗,平时在网上也读过一些,觉得你的诗很大陆。我对语言很敏感,台湾诗人或香港诗人与大陆诗人的语言是不同的,你用的是大陆当下的诗歌语言,你与香港本土诗人关系如何?觉得他们的诗整体上如何?
廖伟棠:我是15岁在大陆(珠海)开始写诗的,最早影响我的大陆当代诗人包括海子、柏桦和陈东东;97年来香港之后,黄灿然在诗歌口味上、肖开愚在实验倾向上对我有影响,而且我也像他们一样从古典吸取营养来进行语言实验。所以我的诗歌语言更倾向于大陆,台湾的痖弦、香港的蔡炎培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与台湾、香港的青年诗人关系更密切,与大陆诗人交往也更多是70后的学院派诗人(我也是北大《偏移》的同仁),而不太喜欢大陆的中老年诗人们的习气和江湖气,有点刻意保持距离。香港本土诗人有的并不喜欢我和黄灿然,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南来”作家,文学价值取向不一样,我也更喜欢香港诗人中前卫的异数,像蔡炎培、饮江,以及早期的也斯。香港诗人的技术水平不能跟大陆比,但很多人让人欣赏的是他们的纯粹和真性情。
明迪:你的诗无论是写社会现象还是个人心境的,都有一种音乐感,你自己是否注意到了?你认为诗歌的音乐性重要吗?如何看待诗与音乐的关系?
廖伟棠:我是一个严重的音乐爱好者,听大量各国音乐,长期写关于摇滚、爵士、民谣的乐评,有时会去民间音乐“采风”,自己也玩乐器。我的诗的音乐感是自然而然的,有部分诗深受bob dylan那一代美国音乐影响,包括乐感与谣曲的叙事方式。我很重视音乐性,也多次进行配乐的诗朗诵会。但诗的音乐性必须独立于音乐,语言自身内部的音乐性很微妙,尤其在很多我们不常用的字词里,所以我常常使用一些这样的词。
明迪:你认为诗歌的先锋性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你同意“先锋”一说吗?)
廖伟棠:我同意先锋性在当代诗歌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它不但表现在语言、叙事等的实验,更表现在一个诗人对待社会、国族、时事问题等的独立性、高瞻远瞩和尖锐态度。
明迪:大陆时兴叫60后70后80后,你与大陆70后诗人是否有一种认同感?你认为70后诗人与前辈诗人有什么诗学意义上的区别?
廖伟棠:的确存在认同感,毕竟我们的早期成长经历接近,文学滋养也相近。我更倾向于那些有技术、有远大诗歌理想的同代人,而不是另一些犬儒、吹嘘形而下的同代人。我所认同的70后诗人于前辈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一种独立性,诗思的独立,生活的独立(不依赖文学谋生),诗歌当中的思考更为冷峻,更少受到毛时代语言与思维逻辑影响,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也更从容,力求站在同样高度甚至更高的起点上进行自己的实验。更重要一点:中国近二十年的剧变直接作用于我们一代身上,无从逃避,也不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这迫使我们与同代电影人如贾樟柯等一样,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让它们在自己身上产生尖锐的碰撞。
明迪:你有这种认同感我能理解,但你的文学倾向与某些50后60后一直到80后诗人都承袭一些共同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你的“白银”情结在上一辈诗人中很常见,这说明写作与年龄是没有关联的,而且恰恰是在70后诗人中有很多与你美学趣味完全相反的诗人,你觉得呢?
廖伟棠: 我也很同意,可以引用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一句话解释:“不,我和谁都不是同代人!”我觉得一个诗人美学上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明迪:你89年开始写作,97年从中国广东移居香港,你感觉在香港写作有什么有利或者不利因素?到香港之后你的写作有无变化?
廖伟棠:—— 来香港使我的诗歌发生巨变,原来我的诗歌追求纯诗、耽于想象和哲学思辨,深受里尔克、特拉克尔和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影响。来到香港后,一是强大的世俗社会压力,二是黄灿然引导我阅读美国当代诗歌,让我的诗里的现实因素骤然增加,后来在北京的工作生活使我接触中国底层社会问题,加上对杜甫的深入阅读,令我的诗的现实因素更多了。这两年对现实介入诗歌有所反思,在寻找一条更个人的道路。
明迪:香港的诗歌环境生态与大陆有什么不同?
廖伟棠:最大的不同是,你在香港写作可以非常寂寞和独立,不用参加什么协会也不用去一些很土的诗歌活动,没有干涉没有诱惑,这样的生态是很健康的,所以我期待未来的香港诗歌会产生更好的作品。
明迪:你从2009年开始担任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的诗歌编辑,你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语境下,“独立”“民刊”意味着什么?
廖伟棠:作为《今天》的诗歌编辑,我继承张枣和宋琳的传统,独立选稿、推举新人和被主流忽视的诗人。我觉得《今天》依然是一本民刊,在当今一片招安声中,真正的民间弥足珍贵,一本好的民刊不但提供自己的文学标准、优秀作品,还应呈现民间的野生状态、民间的不合作甚至美学挑衅。
明迪:北岛作为主编是否参与选稿和编辑,是否民主,你作为诗歌编辑有没有什么比较个人的办刊理想?
廖伟棠:北岛从来不介入我的选稿和编辑,我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度,而且他很高兴我每期都能介绍一些他以前陌生的新诗人。我个人的办刊理想,是做一本完全无视文学潮流的、刊载所谓文学史的局外人的作品的杂志。
明迪:你关注大陆诗歌吗?你对大陆当下的诗歌有什么评价?
廖伟棠:对大陆诗歌的整体面貌和个别我欣赏的诗人很关注。评价说不上,我厌恶一个诗歌圈、诗坛,真正的诗歌生态永远由独立的个体诗人组成,我怀疑一切以流派为名义的哗众取宠,瞧不起大陆很多诗人的急功近利,尤其是那些轻易把诗歌出卖给商业或参与盛世神话的共谋的诗人,他们的诗因此而经不起推敲。当下大陆,能洁身自好的诗人越来越少了,具有批判精神的更少,有时候他们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诗歌读者那么忠诚于诗、忠诚于公民良心。严肃写作的人被迫很分裂,而不严肃写作的人大多在寻找终南捷径。诗歌的实验在某些中青年诗人那里得到深化,我期待他们更加大胆,无论是技巧还是主题上。
明迪:你在香港和台湾都获得一些文学奖,与台湾诗歌接触多吗?对台湾诗歌有什么看法?
廖伟棠:事实上,当我在台湾获得两大文学奖的首奖之后,我的诗集多数都在台出版,台湾的文学气氛比大陆香港都好,读者素质也高。我很早在大陆时已经阅读台湾诗歌,对商禽印象最深刻,后来来港后一度迷恋痖弦的诗,受其影响。在诗歌介入现实、关心政治这方面,我和台湾诗人鸿鸿也很有共鸣。[NextPage]
明迪:港台诗歌与大陆诗歌之间的差别你觉得主要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
廖伟棠:我觉得首先是政治环境对思维定势、语言习惯的侵蚀。
明迪:你妻子也是位优秀诗人,她为什么没有来鹿特丹呢?你如何看待“女性诗歌”?作为优秀女诗人的丈夫,你是否感到压力?你们是否在诗歌上交换意见?
廖伟棠:曹疏影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不少同行认为她的诗比我还好,我也觉得在思维的精细敏感、语言的新奇发现与想象的奇特上她有很多超人之处。她之所以没有同来鹿特丹,是因为我们之间彼此非常独立,她不喜欢作为一个诗人的妻子出现,我们即使同游也会写完全不同的诗、见各自想见的人。我非常羡慕女性诗人独有的与世界彼此伤害又彼此修复的能力。曹疏影的写作没有给我带来压力,倒是带来很多启迪,我们是彼此间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最真诚的批评者,我们的很多诗观不一样,甚至会争吵。
明迪:如果没有互联网,身居香港是否会有地理上的边缘感?互联网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廖伟棠: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互联网令我和大陆的社会事件更接近了,让我的诗保持了对大陆现实矛盾的关注。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