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玲玲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
采访者：邓玲玲
受访者：郑也夫
日前，一则“最惨博士后”、博士后成“老赖”的消息成为网络上的热议话题，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育现状的反思。不申报研究项目、不参与评奖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将视线投向教育问题，出版了新作《吾国教育病理》。谈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郑也夫认为，这对空洞乏味的词汇，就如同朝野对官场的议论：腐败已成极大问题，归宿在于走向廉洁。这种正确的废话，于现状无补，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病灶与药方。他认为，中国教育的病原在于“学历军备竞赛”，并开出药方：分流与放权。
关于“素质教育”
不是提倡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
缓解高考竞争似乎有两策：扩招和分流，扩招是假招子，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一部分不参加高考，玩别的去了。
记者：中国大陆本科毕业的留学生中无人获取诺贝尔科学奖。对中国教育的不满与批判，许多人都提出了意见。你的这本《吾国教育病理》，新意在哪里？
郑也夫：抖落一下本书中“自以为是”的新意。一，我们的教育摧毁了潜在的诺奖获得者的想象力，靠的什么：复习。复习是沉闷的，超过两遍就不是好事，我们高三整整一年在复习。拉过一年磨，终生无缘千里马的行列。二，一切事情都有度，过犹不及，发展教育也不例外；学历通货膨胀比真正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三，缓解高考竞争似乎有两策：扩招和分流，扩招是假招子，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一部分不参加高考，玩别的去了。四，我推崇儿童成长环境中的“五龄组”（同龄以及大两岁和小两岁的年龄组），组内的互动和博弈的丰富性超过同龄组，学过当头儿，也学过跟班。私塾时代和农村复式教育（因学生少，不同年级的在一个教室中，分别受教）都是这样。这是年级制的不足，要靠其他手段补足。五，科技史的课程是打通文理的最佳桥梁。六，靠医院得不到健康，靠学校得不到本领；《论语》中“学”字出现了56次，“教”字只出现7次。
记者：“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是当下最流行的概括教育病症与出路的词汇。你是否认为现在谈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已经没有意义？素质教育是一个伪命题？
郑也夫：不是我认为，是大家。从校方到教师，从学生到家长，都不听“素质教育”的呼吁。大家“知其不然”，多数人或许“不知其所以不然”。做这事我有不吐不快之感，套一句小说《教父》里的话：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
我在书中说过：“在一个严酷竞争、激烈博弈的态势下，不是提倡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的。如果副科不列入高考，就必然遭到轻视。而一旦列入，将立刻沦为‘应试’的项目之一，顿失立项时的初衷。你告诉他们你要考什么？考撑单杠，同学们就不会去练拉单杠。更严重的是，练习其实只是为了敲门。那个科目的内涵，是不入心的，不会成为兴趣的。考完即终结，过后便放弃。如此态势可以将一切学习异化，如此异化的学习可以颠覆一切考试。甚而至于，从幼年就开始被如此造就的中国人，可以颠覆一切制度。天下哪有一个制度是没漏洞的呢？”
关于“独生子女”政策
这么多人死拼高考，是被父母绑架
父母所以这样是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多重情感投射于一身，将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你提出了一个新词“学历军备竞赛”，用来概括中国教育的病灶。相对于应试，区别在哪里？
郑也夫：“学历军备竞赛”一词中包含了势态的意思，势态从来是超越个体，制约个体的，如同俗话所说：形势比人强。以为端正认识便万事大吉，就不必想别的办法了。与此相反，“学历军备竞赛”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和难度，由此去做进一步的思考，着手去改变势态。我的药方是分流，分流确实很难实现，但是不分流是没有指望的。
记者：你觉得独生子女政策是造成“学历军备竞赛”的原因之一，刚刚公布的单独可生二胎政策，能够让你看到缓解的希望吗？
郑也夫：我注意到你的措辞“缓解”，这个词汇的意思似乎可以做两种理解。其一，是“一定程度上”；其二是“慢慢地”。我不可能相信，生育政策一开放，此前的死结立刻解决，但“慢慢”会发生些效果我是相信的。还是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教育的分流，即小一半的适龄者参加高考，多一半的不参加，本来是符合人性的。我相信，多一半的青少年，不愿意在学校读16年以上的书，很多人愿意早点进入社会，工作、赚钱、谈恋爱、娶妻生子、开心地玩，这是天性使然。
我在书中说：“这个星球上的全部两性繁殖的物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拥有超过其抚养能力的生育力。它降低了该物种灭绝的风险，还完成了另一伟大功能：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风险的担忧，他（她）们因此变得坦然、举重若轻。相反，如果他们心中总是怀有对风险的巨大恐惧，这心态必定全面地作用于他们对待子女的行为。他们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如果有一堆鸡蛋，最愚笨的老太婆也会将之放入两个、三个篮子中。但如果只给老太婆一个篮子，她一定会挑选出更好一点的那个篮子。而如果将教育比作篮子，大学就是独子的父母们认定的最好的篮子。于是孩子的兴趣、能力、众多考生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后果，都不做考虑了。
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统摄着中国的父母，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父母的全部情感集于一身。这还不好吗？糟透了，因为它有悖于漫长进化中的生存状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品格。父母的多重情感——爱、恨、怨气、梦幻、愿景、理想——投射于一身，将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不能承受也必须承受者便是中国大面积的独生子女们。”
关于分流
如果社会分配差距过大，教育就完不成分流
如果社会分配差距过大，教育就完不成分流，后果是所有学生的学习都高度异化。
记者：在分流上，您提出要向德国的职业教育学习，具体应该学习哪些经验？是否适应中国国情？
郑也夫：有些经验是超越文化，超越政治制度的。德国的职业教育由教育部和产业部共同领导，二者平起平坐。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培训学生的企业，贵重的设备在车间。企业接受一个学生实习，国家就给他们一份报酬。当然企业需要有培训资格。我们这里是钱都给了学校，希望企业学雷锋，能不落空吗。企业直接介入职业教育，学生与就业的关系就理顺了。
记者：廉价劳动力是如今制造业最大优势。如果工人待遇提高，企业成本增加，人口红利下降，竞争力降低，工人待遇还是得不到保障，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郑也夫：索尔仁尼琴写过一部《古拉格群岛》。后来美国人也写了一本，他说，斯大林搞古拉格群岛有经济动机，将大批公民变成奴隶，光干活不给报酬，以利于国家的积累。如果只看着GDP，极端办法就是古拉格。回过头来看，古拉格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可以瓦解、颠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必须放在一个前提上，劳工享有一份合理的、体面的收入。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多了更好，少了也没办法。随着劳工收入的增加，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放慢，这是正常的。相反，国家增长很快，劳工收入很低，才是不正常的。
记者：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经验与困境是什么？你认为复活和革新学徒制具有格外的意义，为什么？
郑也夫：师徒制正在英国复活，我深信它将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它有人情味，优势巨大，帮助建立了师徒或师生间的长线的合作。短线合作必将追求短期效益，就是证书，不可能帮学生或徒弟规划人生。从车间到学校，师徒制都有生命力。在学校就是导师制。北大附中正在试验将导师制移植到中学。我很看好这种尝试。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