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怀宗

叶匡政：著名作家、诗人、文化评论家。

    采访者：周怀宗

    受访者：叶匡政

　　“数据显示，我国是图书库存量最大的国家，以售价计，目前有884.05亿元的图书积压在仓库中”，“‘有书也不读’的矛头不能仅指向读者，在出版繁荣、阅读萧条的背后隐藏着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

　　这是《光明日报》10月8日发表的题为“‘有书不读’折射出版资源浪费”的评论文章中的话，该评论称“我国是出版大国，出版图书的数量和种类都居世界第一，是美国的两倍多；另一方面，我国又是阅读小国，年人均阅读量不到5本，是主要发达国家的1／6。”“一些书从印厂到仓库，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无效出版’的图书很大一部分是缺乏创意、内容空洞、同质化严重、缺少阅读价值的‘跟风书’”。

　　一边是低到令人忧心的年人均阅读量，一边是巨量的积压库存。出版的繁荣，究竟是真的繁荣，还是仅仅是一个繁荣的假象？售价884.05亿元的图书积压，似乎说明出版与阅读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又是什么让鸿沟变成天堑？

　　曾多年从事过出版工作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叶匡政表示：“巨量的图书积压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图书出版市场化的不完全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市场不完全，导致调节无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等，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资源浪费。”

　　滞后的出版市场化

　　首要的原因是图书出版市场化尚不完全所致。其次，发行渠道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发行渠道目前仍旧非常分散，发行环节过多，导致反馈给出版社的数据并不准确……其三，图书的统计并非完全是市场出版的数量，大量的自费出版也是造成积压的原因之一。

　　周怀宗：《光明日报》指出图书积压严重，出版资源浪费的现象，在您看来，是什么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

　　叶匡政：出版业印刷量大，同时浪费也非常大的现象由来已久，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要的原因是图书出版市场化尚不完全所致。其次，发行渠道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发行渠道目前仍旧非常分散，发行环节过多，导致反馈给出版社的数据并不准确，而全世界通行的规则是风险归于源头，出版社承担最终的风险，这也是产生浪费的重要原因。其三，图书的统计并非完全是市场出版的数量，大量的自费出版也是造成积压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自费出版的书籍，销量大多不好，但它又是算在出版总量之中的。

　　周怀宗：图书库存量这么大，是否和销售状况也有关系呢？

　　叶匡政：存量和销售量之间必然是有差距的，不可能说一本书卖5000册，就只印5000册，反过来说也一样，印5000册，未必全都卖完。一本书在上市之前，很难估计出销售的数量，有一定的退货量很正常，但是中国图书出版业中退货率一直高居不下，七八年前就已经达到一半，甚至超过一半，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出版源头的垄断，发行渠道的混乱，零售市场的萧条，种种原因导致出版和阅读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对此，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叶匡政说：“出版业的市场化在文化领域中尚属滞后，而市场调节能力难以发挥。从来没有听过方便面浪费的事情，市场本身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但前提是完全的市场化。”

　　书号的计划配置

　　整个出版环节中，书号是第一步，也是出版的源头，但是书号都掌握在出版社手中。在经过这些年的出版改革之后……这些出版社虽然失去了政府资金的资助，但是仍旧掌握着出版的源头，完全可以通过书号养活自己。换一种说法，在出版资源的配置中，并非是通过市场，而是计划式配置，出版社独占书号，市场调节失能，必然会造成浪费。

　　周怀宗：出版业市场化滞后的状况表现在哪里？

　　叶匡政：整个出版环节中，书号是第一步，也是出版的源头，但是书号都掌握在出版社手中。在经过这些年的出版改革之后，除了少数几个，大多数出版社都已经切断和政府资金的联系，不再由政府资助。但另一方面，书号的配置依旧是计划式的，什么级别的出版社配置多少书号。也就是说，这些出版社虽然失去了政府资金的资助，但是仍旧掌握着出版的源头，完全可以通过书号养活自己。换一种说法，在出版资源的配置中，并非是通过市场，而是计划式配置，出版社独占书号，市场调节失能，必然会造成浪费。

　　周怀宗：报道称“我国的出版数量和种类都居世界第一”，这和积压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叶匡政：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量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维系存在，这和我们现在的出版体系有关，不同级别的出版社每年要出版多少数量和品种的图书都有规定。但同时，这些书销售如何，却和出版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大量的烂书、跟风书籍被出版，但出版的同时已经注定销量堪忧，甚至直接就积压在仓库中，没有机会进入市场。

　　烂书出版的根源

　　投资带动式的模式又使得跟风出书、攒书等现象普遍存在，因为出版社必然要达到一定的出版规模才能维系本身的存在，如果一个出版社一年就出几本书，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只能跟风，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版了不少烂书。实际上，如果出版改革能够更加开放，固然会有许多依靠书号生存的出版社衰落甚至倒闭，但也必然会有更加适应市场规律的出版者崛起。

　　周怀宗：出版市场烂书多，一直都有批评的声音，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

　　叶匡政：实际上还是一个出版领域市场化不完全、开放程度不高的表现。我们的出版市场改革尚未完成，目前来说，这种不完全的市场反而使得出版市场变得有些畸形。一方面计划式的资源配置、传统的管理方式仍旧存在，出版的禁忌很多。另一方面，投资带动式的模式又使得跟风出书、攒书等现象普遍存在，因为出版社必然要达到一定的出版规模才能维系本身的存在，如果一个出版社一年就出几本书，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只能跟风，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版了不少烂书。实际上，如果出版改革能够更加开放，固然会有许多依靠书号生存的出版社衰落甚至倒闭，但也必然会有更加适应市场规律的出版者崛起。

　　周怀宗：图书出版市场的乱象如何改变？

　　叶匡政：实际上几十年来，因为出版业改革的未完成，市场调节能力反而在退化，上世纪90年代不如上世纪80年代，新世纪的10年又不如上世纪90年代，最近5年也不如前5年。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出版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发行与零售的尴尬

　　在发行环节中，我们的发行仍旧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除了新华书店之外，很少有其他统一畅通的渠道，一个省可能就是一个发行系统，每个出版社的发行系统也不尽相同，下面还有批发商、分销商等。这些渠道分散和混乱，可能有的分销商多报业绩，造成数据的不准确，但这些不准确的数据最终都要出版社承担风险，因为图书最后是可以退货的，只要销售终端还有没卖完的货就可以退。

　　周怀宗：您觉得在出版的其他环节又有什么问题呢？

　　叶匡政：首先，在发行环节中，我们的发行仍旧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除了新华书店之外，很少有其他统一畅通的渠道，一个省可能就是一个发行系统，每个出版社的发行系统也不尽相同，下面还有批发商、分销商等。这些渠道分散和混乱，可能有的分销商多报业绩，造成数据的不准确，但这些不准确的数据最终都要出版社承担风险，因为图书最后是可以退货的，只要销售终端还有没卖完的货就可以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零售商的数量在大量的减退，这也是造成书籍销售问题的原因。

　　周怀宗：比如实体书店的经营艰难问题？

　　叶匡政：是的。近年来，因为房租上涨、经营艰难等问题，大量的民营零售商倒闭已经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但现实的问题是，在一线城市，特别是人流量大的区域中，实体书店根本开不起，二三线城市中稍好一点，但同样也维持艰难，实体书店日益减少。城市中心很少能够看到还在营业的书店。

　　重新定位市场和政府

　　从出版和发行的源头上要完成市场化，计划式的资源分配方式应该改变。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书号都是一种资源，如果能够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操作和运行，降低出版市场进入的门槛，市场必然会自主调节，这是减少浪费的根本办法。

　　周怀宗：具体来说，需要改变的有哪些？

　　叶匡政：首先，从出版和发行的源头上要完成市场化，计划式的资源分配方式应该改变。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书号都是一种资源，如果能够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操作和运行，降低出版市场进入的门槛，市场必然会自主调节，这是减少浪费的根本办法。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方便面会浪费，实际上所有完全市场化的领域里，都不会有类似的巨额浪费产生。即便是有浪费，那也是商人自己在浪费，而不是浪费社会资源。实际上，商人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产生积压，但绝不会自己主动去浪费自己的资源。

　　周怀宗：作为管理者，相关部门又能做些什么呢？

　　叶匡政：管理部门可以做的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对零售终端加以扶持，比如相应地降低房租，减税等，使得零售商能够生存下去。书店是城市重要的文化名片，你很难想象，一个大都市，或者一个古老的城市却没有书店的情况。此外，政府还可以对零售书籍加以补助等。这种扶持可以是针对书店的，也可以是针对作者、出版社等。比如在瑞典，任何一家图书馆每借出一本书，瑞典政府就会给作者一定的补助。

　　瞧瞧国外出版状况

　　英国：130多年以来，英国历届政府从未对图书、期刊、报纸征收过任何增值税，从而使图书与其他出版物始终处于零税状态。当然，出版社仍要承担执照税、所得税等。此外，英国政府给予一些大学出版社以“慈善机构”的地位，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它们的经营全部是免税的，这一措施旨在资助学术出版。

　　法国：从9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又把图书的税率由原来的7%下调至5.5%，比一般商品的18.6%的税率要低三分之二还多。法国对图书实行的是统一书价制度，分完税价和非完税价两种，出口图书享受非完税价。1988年，法国文化部联合数家出版社成立了法国出版创作开发协会，其主要任务是向书店提供借款和直接资助。该协会的资助方式分为无息贷款和直接资助。

　　德国：对一般商品征收14%的增值税，而对图书、期刊、报纸仅征收7%的增值税，对音像制品征收14%的增值税。出版企业的所得税率为50%。

　　瑞典：瑞典政府早在1962年就做出一项规定。对经由图书馆借出的图书的作者进行补贴。1984年此项补贴的金额就高达4000万克朗，其中一半是直接给作者，另一半给瑞典作家基金会，基金会再以补助、赠款或养老金等形式给予作者。另外，政府为了鼓励人们读书，每年还拨款600万克朗专门出版廉价图书和简易读物。

　　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每年通过一个名为艺术委员会的官方机构拨款500万加元，用以资助图书出版。1979年政府制定的《资助加拿大出版业发展计划》规定，联邦政府每年投资9700万加元资助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对于非盈利性的艺术、文学、学术和科技类期刊，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共拨款450万加元。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