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莹 王亚男

阎连科 1958年出生，作家。代表作《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等。

    采访者：李莹 王亚男

    受访者：阎连科

　　最近几天，在广州、佛山两地的活动中数次见到阎连科。这位被认为是除莫言外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把自己放得十分低。他说自己的书没人看，签售只能看着年轻美女作家的队伍“望洋兴叹”；他说写作是打发余生的消遣，能参加各种活动浪费一下时间也不错。但他也有自己的坚守，看到喜欢的老作家跟年青导演低头哈腰，他自尊心瞬间爆发转身就走了。

　　阎连科不愿意向现实认输，可是却不得不面对当代乡土作家的彷徨，他在南国书香节上，倒苦水般地将过去几年的烦恼都倾泻出来……

　　我这一代人只能写二三十年前的乡村，

　　而不是当下鲜活的农村

　　今天的中国作家，应该说年龄大一点的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来自乡村。比如莫言他们，即便是上海的王安忆他们也都有过下乡经历。一定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乡村文学史，当然里面也有张爱玲这样的城市文化支流存在。但眼前的现状是，乡村正在消失，乡村文学读者也越来越少。城市的人口和城市孕育的作家越来越多，80、90后的孩子大多来自于城市，无法理解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学。

　　除了现实，我们的写作本身也出现了问题。我这一代人仿佛只能写二三十年前记忆里的乡村，而不是当下鲜活的这个乡村。可以说，还没有一个作家能饱满地写出今天的乡村。甚至，中国有几亿打工人进城，好的故事比比皆是，却也没有产生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这几十年乡村发生了什么变化，谁都知道，但谁也写不出来。

　　我对城市无爱也无恨，

　　始终写不出城市的故事

　　另外一个困境，我们这批人中很多已经进城多年了，但也几乎找不出谁真正写出部都市小说。以贾平凹为例，我们喜欢他的作品仍然是过去那些真正写乡村的，而他在西安住了二三十年，真正写西安的城市小说，离我们的想象还有一段距离，离他最好的作品也还有一段距离。

　　比如我的《风雅颂》这部小说，无论故事还是人物都不那么得心应手，为什么后来主人公会回到乡村，因为他在城市没办法待下去。这本小说之后我不碰城市题材了，确实写不出来。

　　对我来说，全部写作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感情。要么是爱，要么是恨，但我对任何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没有爱也没有恨。一个作家无所谓爱和恨，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我在北京听到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那些故事远比乡村生活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甚至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无法触动我的心。

　　我已经在北京待了30年，完全不知道这个城市到底什么样，这和你在北京有房子、有朋友没关系，你完全就是个局外人。北京的生活热点在哪里？年轻人每天跑到三里屯干什么去？我前段时间还偷偷去看《小时代》，很想了解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但是好像所有的目光，所有的人，也不愿意你融入这样一个时代。

　　为了了解城市的年轻人，

　　我只能躲在家里悄悄看韩寒的小说

　　你觉得你是一个作家，你写的是那里的生活，你写的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说你在表达一个乡村人的生活世界，表达自己乡村人生活的困境，表达他们的灵魂、心灵。但你既然说你表达他们，但是为什么写的每一个文字他们都不愿意看？我想这最重要的是你没有真正表达他们，你表达的只是生活在你想象中的人。但是你回到城市中来，城市读者也不看这样的东西。基本上看我小说的，一是从乡村出来的大学生，对乡村熟悉的人，或者是对文学热爱的人，所以我的读者群非常少，我对我的文学也不抱任何幻想。

　　我想阎连科你是一个地道农民，你连今天的农村都把握不到了，你想了解城市更没可能性。可能没有一个老作家像我这样躲在家里悄悄看韩寒他们年轻人的小说，我渴望了解他们，渴望知道他们。因为你无法把握，所以你特别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始终有一种害怕被这个世界抛弃的恐惧感。

　　我经常对自己说，你最终会被这个世界抛弃，或者说被城市所抛弃。当你被抛弃的时候你又回不到农村，那时候才是真正成为边缘。

　　对话

　　如果你的想象力无法超越现在生活的丰富性

　　那基本上作家已经没有写作意义了

　　问：很多作家认为，对文学而言这其实是个再好不过的时代，因为现实生活提供的丰富素材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想象力，你是这样看吗？

　　阎连科：小说写的是可能性。当现实生活过分丰富，你的想象力已无法超越这种生活的丰富性，你所有的想象都已经确实的在生活中发生了，那基本上作家已经没有写作的意义了。所以，你的想象力如何超越我们今天丰富的现实，这其实是对作家更严峻的挑战。

　　问：《我与父辈》里你写的知青故事和别人很不同，别人笔下知青都是受难者，在你笔下却是施虐者；也有人质疑《风雅颂》里，你是在讽刺大学和教授。心里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满？

　　阎连科：说到知青，我不是一点点不满，是非常不满。我曾经想写很大一篇文章来讲这事儿，没写是因为怕得罪很多人。他们描述从城里下到乡村的生活，就好像从天堂进了地狱一样，文明进了野蛮一样。我的那篇小说里写的事来自河南小地方的村庄，那些村庄就被知青闹得鸡飞狗跳，偷东西、拐女人的事比比皆是。

　　说《风雅颂》贬损知识分子显然是高看我了，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和力量，我只是写我自己飘浮的心和常感到的无能为力。我不熟悉大学，《风雅颂》中所写的乡村也不是现实的乡村，它们都不伦不类，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才是最大的荒诞。杨科的性格中有我的影子投射，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博学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也有。

　　问：和早期相比，你的小说风格转变很大，是什么促使了这种转变？

　　阎连科：我早期写了很多真善美的、歌颂的东西，之后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仿佛从爱走向了恨。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到后来会明白恨没有任何意义，恨不解决任何问题，除了给你带来一身毛病。

　　我也常想为什么到今天我还在写作，可能是在表达对生命和世界的无奈吧。我也不会跟朋友聊天，也不会打麻将，睡觉8个小时足够了，剩下那么多时间就看书和写作了。我要把这个时间用掉，证明我还活着，书卖得多不重要，卖得少也不重要。纯粹能把生活过下去，把后半生打发掉就算结束了。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