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雷
采访者:李云雷
受访者:洪子诚
李云雷:我们曾多次问起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哪些作品,您总是语焉不详,很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您是否存在内心困惑,觉得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洪子诚:我确实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因为文学研究是我的职业。不过,每一次我都含糊其辞,避免给出确定的答案。我有一篇文章,是写日本学者丸山升的,里面就说到,1993年我在东京大学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洪先生喜欢当代哪位作家”。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支支吾吾没有回答。造成这个情况 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是性格上的,对自己的审美能力缺乏信心,常常不敢也不愿做出明确判断。这对从事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人来说,肯定不是优点。另外 一点是,作为文学史上作家作品位置的评定,和个人的兴趣喜好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我明白一些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有比较高的地位,但是我并不“喜欢”。 所以,我几年前在首师大演讲说到“讲真话”,我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说我在自己编写的文学史中,讲的也不全是“真话”。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文学史,也从 自己的阅读经验看,评价的高低和“喜欢”的问题常常变动,包括对不同作家,也包括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
李云雷:您说的是个人经验与审美趣味的“历史化”问题。您是不是自觉从历史中来确认当下“自我”的审美立场?我认为在这里隐藏着您独特的思想方 法。在我看来,相对于“文学”,您似乎更注重“历史”,历史及其变化对您的“文学”观念有着较大的影响。我想这既来自于您的个人经验,也与您从事的当代文 学史研究这一学科相关。
洪子诚:正如你说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和许多文学研究者都逐步认识到,不应当以一种“一元”的、本质化的观念去看待文学,认识到文 学是一种“生产”,具有构造的性质。这不仅仅来自于理论,从50年代开始,我就经常看到作家、作品、流派在历史过程中的升降沉浮;而且我自己对许多事情的 看法,也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这让我明白,价值、审美标准的问题,和特定的历史情境相关。倒也不是重视“历史”还是更重视“文学”的问题,而是要把文 学放到历史中去观察。不过,历史学总归有具有阐释性的品格,历史撰述者肯定有自身的意图、倾向,文学史因为兼具历史和文学这两个不是总能协调的因素,所 以,也意识到不能将这种“历史化”推向极端。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有绝对的“静观”而不做任何的“审判”。
李云雷:在《我的阅读史》中,您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您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 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由此书中呈现的便不是一个坚固的“自我”,而是它的形成并变化着的过程。在我看来, 这里的“自我”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个体,而是在历史中诞生并试图将历史“对象化”的主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的“经验”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经验”在这里就不仅是“自我”与历史发生具体联系的方式,也是“自我”据以反观“历史”与切入当下的基点?
洪子诚:写“阅读史”这些文字的时候,是有你说的这些意图,但不是很明确,模模糊糊的。当初如果有你这样的清晰认识,或许我会写的好一点。写的 过程中,读到米兰·昆德拉一段话,说20世纪和19世纪不同,这是个变化迅速、激烈的世纪,在这样的时间里,“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 “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这是我们这代人普遍性的感受和焦虑。因而,重建这种被断裂的联系和一致性,成为我们写作动力 的一部分,也包括我写的当代文学史。我想,发生在文学领域里的“虚构家谱”、寻根、人文精神寻思……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可是,“阅读史”在写了若干 篇之后,虽然有朋友希望我继续写,我却自觉停了下来。主要是意识到再写下去,在这种“重建”中,有可能发生“过去的出现尽在不真实之中”的情景——这是我 不大愿意的。
李云雷:那么,在您看来,“自我”及“经验”的变动不居,在保持思想活力的同时,是否也具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历史”与“文学”等宏 大的词语时,“自我”的有效性是否也有其边界?这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您“个人写作”的文学史,如何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个人与 “历史”之间,有着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关联?
洪子诚:文学史和“阅读史”这两类文字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文学史在发现、总结自身经验的时候,更需要关注克服个人经验的局限,而“阅读史”的那 些文字,就是要立足自己的感受、经验。不过,它们也不是截然不同,同样都要程度不同地处理你所说的“自我”的成效和局限的矛盾。这里面没有现成的答案,需 要每一个写作者的探索,甚至挣扎。我在那篇写黄子平的文章里说到,“回到”历史情境之路有许多的难题:“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 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 ‘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有一位阐释学家这样说,这种关系大概就像参加一种游戏,置身其间的游戏者,不将自己从“自我”中解脱出 来,放弃已经形成的“前理解”,允许对象追问所设定的立场和标准,这种“游戏”就无法进行。
没有疑问,那种“真理在握”的宏大历史叙述,它的重要性是“小历史”——既指立足于个人经验,也指主要讲述非重大事件的历史碎片——不能比拟 的。但是,在人们对“大历史”的信任程度下降的今天,众多呈现个体经验的“小历史”的价值也不容忽视。这可以挑战历史叙述“集体模式”的遮蔽,而让当事人 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
李云雷:您写契诃夫的《“怀疑”的智慧与文体》,我认为是《我的阅读史》中最有分量也最有情感色彩的一篇。这篇文章融合了您对时间的敏感、对艺 术的微妙感受以及对个人经验的执著。特别让我注意的是里面用楷体字插入的抒情性散文部分。在您的著作中,这类抒情性的部分很罕见(另一个例子是 《1956:百花时代》的前言与后记)。在理性、思辨的整体框架中,为整篇文章带来了润泽与温暖的因素,仿佛活跃的音符,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真性情——那 些无法化约的经验与情感。这一写法和您以前的文章大不相同。这是您有意的尝试,还是为了表达复杂感受而不得不做的“选择”?
洪子诚:大学快毕业和刚参加工作那些年,我写过一些散文。许多不成功,也有几篇当时在报纸上刊载。在60年代,因为生活、性格、阅读的种种原 因,逐渐形成一种靠拢、推崇节制、简洁,嫌厌滥情、夸张的美学观。有的时候,这种取向在我这里表现得有些极端,不愿明确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拒绝使用抒情性 的文字、句式。有的学生说我的书、文章枯涩,读起来昏昏欲睡,确实!因为“阅读史”确定了侧重个人的方式和角度,就有意识添加一点水分、一点情感,收缩那 种“正确评价”的紧张感,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这种方式,和处理的对象、写作的目的有关系,但也是岁数一大把之后的一点改变。不过,说到写 契诃夫的那一篇,虽然有你和一些朋友的肯定,但是我想我不会再那样写了。几次重读,都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有点羞愧:其中有些话,一些写法,属于我尽力想 避免的部分。不过,如果我以后还写文章,包括学术性的,会注意采取一种更平易、随意的语言方式,尽量避免堆砌概念,减少注释,少用引号……
李云雷:《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描述了您阅读《日瓦戈医生》的历程。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您在不同时期认识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变 奏中不变的因素。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革命”的理解与态度的主题;(2)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价值与作用的思考;(3)对文学的 “独立性”或“非政治化”的关注;(4)对当代中国精神语境变化的自觉,以及将之与作品相联系加以考察的思考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大体辨识出您的自我认 同及问题意识,即您更认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更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传统,但这一认同却又是开放的、复杂的、“相对化” 的,有着暧昧的边界与微妙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您以核心问题的关切为中心,在渐次递进中呈现出了问题的不同层次与不同侧面。请问您这种复杂化与“历史 化”的态度,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是否有效?比如当我们以您这样的方式,重新去阅读《红岩》或者“样板戏”,是否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洪子诚: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三言两语肯定讲不清楚;我对它们的理解也不是很确定。不过,你的概括很准确;这几个方面,的确是我自80年代以来 借助当代文学史研究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特别是当代,文学/政治、思想/语言、自由主义/左翼、手艺人/批判知识分子……已经被建构成带有封闭性 质的“结构”,这当然也反映了当代思想文化的状况。和一些学者将这些结构中的“两造”处理成非此即彼不同,我对它们的对立性质、它们关系的紧张度不是那么 强调。它们之间肯定存在矛盾、龃龉,而且在历史过程中,它们也常常更替地以“原告”或者“被告”的关系出现,但是,它们也是互相依存的,它们的矛盾性构成 也具有积极意义的张力。这就是你说的开放、复杂、有着暧昧的边界的意思。在我这里,“文学”并非有了“政治”的附灵和托举才有价值;而文学出现问题,文学 自身自然难辞其咎,可是“政治”也不能推卸责任。
你说到我特别关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责任、价值的思考,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如果这里存在一点误解的话,那么可能是在中国语境中,“自由 主义”等的边界不是那么清晰。其实从80年代到现在,我最关心、读的资料最多、上课时讲的最多的,恰恰不是那些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比如 沈从文、废名、卞之琳、萧乾、朱光潜那些人,甚至也不是汪曾祺等,而是那些革命、左翼的作家,如丁玲、胡风、周扬、邵荃麟、秦兆阳、赵树理、郭小川、艾 青、柳青……我觉得“自由主义作家”在当代的命运、他们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应,相对起来较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当代命运就复杂得多,那种各个层面 的“悖论”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的遭际、命运的了解,也更有现实意义。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一些论文,以及《问题与方法》这本书,很大篇 幅都在试图处理、解释这里面的问题。这半年我在台湾交通大学社文所讲座,也用很多时间讲胡风、讲晚年的丁玲、讲赵树理、讲周扬,还涉及到“文革”的风云人 物,讨论他们在当代悲剧命运的不同情形。八九十年代我读罗曼·罗兰、阿拉贡、聂鲁达、爱伦堡的材料,读赫尔岑、卢卡奇,在读了夏志清之后读普实克,读罗 兰·加洛蒂,读丸山升,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读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书,以及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也都是出 于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虽然我的研究不深入,也没有多少像样的成果。我的印象里,我涉及的许多左翼、革命作家,不论是信仰、思想情感,还是人格、生活道 路、文化修养,都有相当的丰富、复杂性:他们面对时代所作的勇敢选择,他们的无可奈何的退却,他们推动时代的雄心,他们的可敬可叹、可恨可爱……他们中一 些杰出者,确实不像现在的我们;我们(当然不是所有人)孱弱、单薄,属于马尔库塞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
李云雷:在您关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阅读史”中,以及编辑《回顾一次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您“在历史中拯救个人”以 及“以个人的方式拯救历史”的努力。对您来说,重要的并非现在所持的立场,也并非对历史的道德性姿态,而是将“历史”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呈现出历史的 “真实”及其内在的曲折,而这对当下立场的选择无疑更具启示意义。我想有的人对这样的事情会选择避而不提,或者他们的知识体系无法容纳这一问题?
洪子诚:从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起,我经历、参加过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鸣放、反右派、大跃进、集体科研,50年代末的反右倾,“文革”前夕 的大批判和农村四清运动,然后就是10年的“文革”。我“激情燃烧”地做了一些好事,也肯定做了不少坏事,说了许多违心话,伤害过一些同事、朋友、老师。 这是我的心理负担,我的“债务”,需要说出来。自私地说,就是寻求解脱;用你严肃的概括,也可以说是“拯救个人”。从“认知自我”来说,就是达到辨析自身 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分裂与连续关系。
但是,就像你说的,简单的道德性忏悔并不能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推进一步,还是要思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对当代政治运动的回顾,有两个问题 到现在仍然让我十分困惑。一个是革命和暴力的关系,另一个是思想、精神、语言、思维方式的简化趋向。就像我谈编写“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文章里说的,当 代的许多时候,“精神的要求是将一切复杂、丰富的事物,极端性地变成一种‘概要和轮廓’”:这“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物、情感、思想被最大程度清理过, 事物都被区分为两极,一切‘中间’的光影、色调、状态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是,一切的‘本质只对勇气却不对观看开显’”。“革命”当然要删减细 节,突出主题,但是否必然伴随精神的“简化”运动,必然导致“世界上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将“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成头脑简单意识形态偏执 者?这其实还不是我的困惑,而是周扬20世纪60年代初在多次会议上的追问。
李云雷:《回顾一次写作》收录了您和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殷晋培等老师在1958年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经历,还有你们现在的回忆 与反思。在回忆部分和研讨会的发言中,我注意到您和谢冕、孙绍振等老师的不同。您对1950—1970年代与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一种双重反思,力图 在两种对立的美学原则中艰难地确立一种立场。那么,您如何看待1950年代与1980年代两个时期不同的“新的美学原则”,在今天,是否有可能在对它们的 反思、继承中,发展出另外的“新的美学原则”?或者说,在剧烈变化的当代历史与文学史中,将来能否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美学评价体系?
洪子诚:我发起编写对1958年集体科研回顾、反思的书,就是想提供我们在返回历史时,态度、分析、经验提取上的差异。所以我拟定问题之后,采 用互相不沟通各自作答的方式。现在看来,差异是有的,但是不如我原先估计的那么大。我觉得谢冕老师对50年代的那些事件,那个时期的文学,有更多的同情和 肯定,这也反映在他编选的《中国百年诗歌总系》的50年代那一卷中。孙玉石老师的批判、否定要尖锐得多,对自己当年的行为也有更严厉的自责。我和他们的观 点总体是一致的,但是有点暧昧,有点含混,也就是你说的“双重反思”。对此,现在我更多看作是自身思想欠缺穿透力的表现。但里面也确实有我的一个基本看 法,即并不将1950年代要崛起的“美学原则”和1980年代崛起的“美学原则”,看作是对立、正相反对的东西。20世纪50年代的“新的美学原则”,采 取与启蒙的新文学断裂的姿态出现;而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新启蒙美学,又宣称与“人民文艺”的决裂。这种断裂的对立性,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 可能有它合理的方面。不过,从历史过程看,它们严重的互相伤害(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对新文学的伤害),其结果是严重伤害自身。
你是知道的,我是个没有能力和胆量做出前瞻性预告的人,这个弱点表现在我所有的文章和书里。在文学世界,我们当然不愿意它总是分裂成各种碎片, 期待“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美学评价体系”。不过,这不应该是新的“一体化”;可行的路子,只能是不同的主张采取互相倾听、批评、对话,以达到对某种“共 识”的接近。
李云雷: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您的“一体化”与“多元化”。我说,“洪子诚教授的描述与概括是富于创见的,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十七年 文学’、‘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对‘多元化’持一种乐观而较少分析的态度。事实上,当他遇到 金庸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像更年轻的一代学者那么顺畅地接受。在这里,可以看到洪子诚教授所能接受的‘多元化’的限度——即‘新文学’的边界。对 于超出‘新文学’边界的通俗小说与类型文学,他是难以接受的。”我受您的启发,将新时期的“多元化”细分为三种: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化”、新文学内部的 “多元化”,以及超出新文学界限的“多元化”。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五四”文学与1980年代末的文学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而新时期文学不仅是“左翼 文学”瓦解的过程,也是“新文学”瓦解的过程。不知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意见?
洪子诚:你的看法和对我的批评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你认为我是在“新文学”的范围内来谈“一体”和“多元”,这个概括很对。自从我的当代文学史 出来后,对“一体”和“多元”就有许多讨论和批评。我对“多元化”的确有理想化的态度,赋予它太多的积极意义,而没有能指出它的限度和问题;也没有深入认 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定的政治/文学制度和市场经济形成另一种“一体化”强大制约性力量的事实。不过,我其实并没有排斥“通俗小说”,包括金庸的 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中,我用了一节讨论通俗小说在当代的命运。编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想过如何处理金庸的问题。只不过我限定的范围是“大陆”,所以没有列 入。事实上,严家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应该将通俗小说纳入“新文学”,也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你说“新时期文学不仅是‘左翼文学’瓦解的过程,也是‘新文学’瓦解的过程”——这个观点我很同意。我最近在台湾交大上课,也说“当代文学”结 束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我们的看法,自然影响不了教育部有关学科界限的划定,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论述,也不必要以官方的学科 体制规范作为准绳。他们让“当代”这样的无限期延伸,有不便明说的考虑和苦衷。
李云雷:关于左翼文学研究,您在季亚娅的访谈中有这样一段话:“台湾的左翼文学界、思想界毕竟比较幸运,他们有陈映真这样的作家,这样的没有被 大陆当代左翼文化规范所缩减、所教条化的作家。你只要读读陈映真的作品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当吕正惠、陈光兴、赵刚等教授拿陈映真来表达他们的左翼文 化理念的时候,让人感触到一种厚实感和可信性。你说的那种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很重要,没有这样的工作,总是简单地拿浩然,拿《创业史》来支撑全部论述,那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陈映真确实是台湾左翼文化界的幸运,但是我觉得浩然与《创业史》也具有很高价值。陈映真的魅力在于其批判性,但是当代大陆试图建构一 种具有“建设性”的左翼文学,这应该是左翼文学内在逻辑的展开,也是一种更复杂的文学现象,其成败得失也值得总结。您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但在 情感上似乎并不能接受?
洪子诚: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观察当代文学的一个没有解开的“结”,现在也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来回答你的质疑,我会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到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初步的清理是,我可能十分重视“左翼文学”的批判性,多少认为这是它的生命。这种批判性在当代的弱化和被压制、删除,我认为是个 严重的问题。另外,从“左翼文学”(主要指叙事和代言的文类)坚持的现实主义品格上说,我信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那种拒绝席勒观念化的美学主张,以及卢 卡奇的有关整体性的论述。我自己认为,在当代,赵树理是比柳青更值得重视和探讨的作家,虽然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创作呈现弱化的趋势。
李云雷:关于路遥的评价问题,包括您的文学史在内的多部“当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到他和他的《平凡的世界》,或者评价不高。但路遥的小说当今却受到很多青年人与普通读者的欢迎。不知道您在写作文学史的时候,对路遥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洪子诚:我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总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为什么没有写路遥之外,还有为什么不写王朔,为什么没有写王小波。为什么?我也有点 纳闷。记得80年代我上课的时候,曾经用很多时间分析路遥的《人生》。20世纪90年代写文学史,确实对他没有特别的关注,也翻过《平凡的世界》,感觉是 《人生》的延伸,艺术上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贡献,那时我也不知道他的小说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这也许就是一个疏忽?当代人写当代史,缺失、偏颇、疏漏应该是 一种常态。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唐朝人选的唐诗选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认识到这种“过渡”的性质,可以减轻压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要为自己辩护的话,那 就是:不要说我这样的庸常之辈,即使才华横溢、咄咄逼人的别林斯基,在独具慧眼地正确论述普希金、果戈理等的价值的同时,他也有不少看走眼的地方。
李云雷:请问您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在2007年深圳召开的“打工文学论坛”上,您指出,“打工文学的那种批判的力量才是 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的关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驯化,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更多的注意了。”我赞同您的这一看法,但打工文学或底 层文学,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与可能去建构一种美学原则,以之对抗现实与文学的既定秩序?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应该从哪些方面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洪子诚:按我的理解,“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强调作家表现“底层”的生活状况,揭示存在的问题,这是五四以来 新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当然,无论是观念、角度、方法,现在会出现新的因素。至于“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应该是强调处于“底层”者自己发声,讲述自 身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这种写作倒是作家难以代替的。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对这种开始带有自发性质的写作,文学界如果不管不问,它将自生自灭,无法引起人 们的重视。但是,当文学界加以关注、评论,写作者逐渐成为“作家”、“诗人”,就已经被组织进既有的文学秩序和体制之中。20世纪50、60年代工农作家 的道路,还有“文革”期间的工农写作都说明了这一点。“文革”时上海批判、挽救“蜕变”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其实并不是胡万春自己的问题。
李云雷:现在新诗似乎很少受到一般研究者与评论家的注意,但您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不但持续进行研究,而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诗一直有 很高的评价。您主编了《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又主编或参与主编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新诗研究丛书”和《新诗评论》,不知您如何评价现在的新诗,如何看待新 诗受到一般人冷落的现状?
洪子诚:我对诗的尊重,主要来自自己的感受。我从诗中得到许多安慰和鼓舞,加深我对生活,对人内心的认识,增强我对人类美好方面的信心。
前年,在一次对我的提问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诗歌必定是冷落的。不过,“在现在,诗歌是一种边缘性写作,有可能保持比 较多的‘纯粹性’。尽管90年代以來诗歌受到严厉批评,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我还是觉得这二三十年中有不少很好的作品。我们的环境太不重视诗歌、诗人 了。沒有诗歌的文学是奇怪,也畸形的文学。中国作家协会不重视诗,他們那里好像也沒有人懂诗,评出的诗歌奖,有的很搞笑。所以大家开玩笑说,作协可以改名 为中国小说家协会了。”对作协的这些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是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对文学负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停留在诗歌受到冷落的描述。这些年我两次到 台湾的大学任教,每次半年。和大陆一样,“严肃文学”(姑且使用这个概念)在那里也被边缘化,但是文学界还是继续保持尊重诗歌、诗人的传统。今年3月,台 湾大学举办了相当规模的周梦蝶诗歌国际研讨会。几年前,当商禽先生辞世的时候,他们的重视,举办的追思纪念活动,出版他的全集,是大陆这边难以比拟的。大 陆诗人蔡其矫同年去世,竟然悄无声息,作家协会什么表示也没有。因为蔡其矫没有什么官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叹的势利社会。去年,台湾拍摄了“在岛屿写 作”的“大师电影系列”,第一辑6位作家中,竟有4位是诗人:周梦蝶、余光中、杨牧、郑愁予(另外两位是小说家林海音,王文兴)。
李云雷:不知您现在在做哪方面的研究?我们都很喜欢您《我的阅读史》中的文章,希望您能延续这样的写作,也希望您能多保重身体,不断为文学界奉献出更多好文章。
洪子诚:岁数大了,精力也越来越不济,新的研究已经谈不上。特别是当代文学,原本就是属于你们这样年富力强的年轻人的!如果身体允许,会写一点不需要搜集太多资料的文章。目前正和年轻朋友编一本新诗选,也会整理我在台湾讲学的讲稿。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