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商伟  哥伦比亚大学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

　　采访者：石剑锋

　　受访者：商伟

　　商伟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负责清中叶的文学，他把这段中国文学称之为“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在这段文学史创作中，商伟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比如他认识到在清中叶的文坛上，一些十分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乾隆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文人章回小说，无论以什么标准来判断，都算不上通俗。它们被彻底文人化了，并且不再通过商业印刷传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作者生前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在亲友的小圈子内传阅，知名度仅限于某些地域。但这一现象本身就标志着小说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商伟对记者说。

　　章回小说在清中叶经历文人化的洗礼

　　记者：你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把你写的清中叶的中国文学称之为“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这个“终结”是何种意义上的终结？

　　商伟：我所说的终结，指的是我们所熟悉的、自中唐之后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文人文化，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变得难乎为续了。鸦片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但这在此后的长时段中才逐渐呈现出来。相形之下，太平天国的后果来得更直截了当，立竿见影。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江南和其他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域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迫使那里的文化精英迁往他地，包括新兴的半殖民地都市上海，并试图在全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格局中，着手重建他们的文化传统。太平军被镇压之后，的确出现了文人文化复兴的短暂时期，但整个历史语境已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文人士大夫不得不面对一个他们无法理解、更难以驾驭的世界。

　　当然，这一变化并非一两个历史事变的产物，而是在此前的时期中就已略见端倪了。在乾隆年间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文化变迁中，作为文化精英的文人，一方面发生了内部的剧烈分化，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新兴的文化场域中失去了引领潮流的角色。例如地方戏，基本上就是在文人的影响场域之外迅速发展起来的。此外，在商业出版的新时代，文人作者被急剧边缘化了。

　　记者：你所撰写的这一章第一部分，你称之为“漫长的乾隆时期”，你主要从文人小说和文人剧、地方戏来展开，可是小说和戏曲通常都被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为何是小说和戏曲而不是这个时代的诗文？

　　商伟：假如从当时文坛的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百多年（1723－1840）的文学，当然依旧以诗文为主。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人物，如沈德潜、翁方纲和袁枚，都以诗名世，作品相当丰富。整个乾隆年间的诗文放在一起，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计。如果以当时人的视野为依据，来描述乾隆时期的文坛，显然应该把焦点锁定在传统的诗文上。关于当时的诗歌，你可以一直写下去也写不完。

　　可是，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文坛的中心未必意识到了。我们把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定位为“通俗文学”，但在乾隆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文人章回小说，无论以什么标准来判断，都算不上通俗。它们被彻底文人化了，并且也不再通过商业印刷来传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作者生前都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在亲友的小圈子内传阅，知名度也仅限于某些地域。这一现象本身就标志着小说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记者：那个时期的商业出版与文学之间呈现什么样的关系？

　　商伟：印刷出版是这一时期文学传播的基本方式，就诗文和戏曲而言，主要是以家刻本为主。家刻本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当然也有例外），数量和传播范围都相对有限。

　　商业印刷就不同了。在明代中后期，以福建为中心的出版印刷业，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发行网络，在小说和其他类型的书籍的生产和流行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NextPage]

　　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表明，在清初至乾隆年间，商业出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变得更为地方化和专门化，也更加关注书籍市场中基层读者群的需求，这样一来，与文人作者的圈子就逐渐拉开了距离。明代后期，文人直接参与商业出版，出现了像冯梦龙这样的职业或半职业的编者和作者。但到了18世纪，商业出版渐渐与文人作者脱钩了。这直接体现为文人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式微，而乾隆年间的文人章回小说的杰出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歧路灯》等，在当时则基本上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传播的范围和流行的程度都远远无法与晚明以降的章回小说相提并论。这从根本上重塑了章回小说。从效果来说，章回小说一方面经历了文人化的洗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公共传播上则处于前所未有的劣势。这些作品有待于后世的“发现”，它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19和20世纪。

　　历史的高峰与

　　现代小说的起点

　　记者：去年三联书店曾出版了你的一本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在写作“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的时候，是否也与你在这一领域中其他的学术思考和写作有关？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的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先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不过，其中关心的问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儒林外史》以局内人的角度描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危机，也对文人文化做出了深刻的反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的内在视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吴敬梓压根儿就没打算写一本流行小说，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文人化的实验，并且在叙述展开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文人生活的新的方式、意义和生存空间。参照18世纪其它几部文人小说（包括《红楼梦》、《歧路灯》和《绿野仙踪》等）来读，我们可以窥见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些重要侧面，也可以多少了解当时社会和体制的问题。

　　就形式而言，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代表的18世纪中叶的文人小说，也标志着章回小说革新的最后一个高峰，将此后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的长篇小说笼罩在它们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个西方小说影响卓著的时代，这两部小说也仍然是叙述创新的基本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仅预示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始，也在事实上构成了现代中国小说的起点。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