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锋
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
《一部法国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1965年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诺伊市，1989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他身兼数职，写过专栏、任职过广告公司创意总监、当过主持人……一直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但在文学评论家眼里，他是才华横溢的小说家。著有《一个失常男子的回忆录》 、《昏迷中的假期》、《爱情持续三年》、《世界之窗》等。2000年出版的《99法郎》在法国销售突破50万册，并入围龚古尔文学奖。2009年出版的《一部法语小说》荣获法国颇负盛名的雷诺多文学奖，使他从此跻身法国当代著名作家之列。
2008年1月28日晚上，巴黎第八区，作家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Frédéric Beigbeder）在汽车引擎盖上吸毒时被捕，被关进拘留所72小时。在没有笔、电脑和暖气的拘留所，他开始用大脑创作一部关于童年记忆和个人成长，顺便羞辱法国社会的小说，也就是后来获得法国雷诺多文学奖的《一部法国小说》。再之前，还是广告人的贝格伯德创作了一部恶毒讽刺、批判广告业的小说《99法郎》，小说大卖，他也“如愿以偿”被炒了鱿鱼。
日前，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应“中法文化之春”项目的邀请来到上海，在外滩美术馆参加了“从手势到语言”文学系列活动。在上海期间，作家接受了记者专访。
写《99法郎》
批判消费社会
2008年被逮捕后，贝格伯德赤身裸体接受检查，然后被关进西岱岛拘留所，隔壁是巴黎圣母院，地铁里挂着他为老佛爷百货公司拍摄的半裸海报：高大，赤裸上身，肌肉线条分明。巴黎人都知道这是作家贝格伯德而不是某个明星或男模。在2666图书馆的采访中，贝格伯德回忆了那次拍摄过程。
“那次拍摄很有趣，是著名摄影师Jean-Paul Goude为我拍摄的照片。他放大了我的肌肉，使我更加男性化，还PS了好几块腹肌。”贝格伯德并不介意摄影师PS他，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曾在畅销小说《99法郎》里这样批判广告业：“我是个广告人：不错，我污染这个世界。我就是那个向你们卖垃圾的家伙，让你们梦想那些你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天空湛蓝湛蓝，女人永远美丽；一种经过PhotoShop处理过的圆满的幸福、无瑕的影像、最时髦的音乐。”
但在贝格伯德那里，这两者并不矛盾，他让记者放大那张半裸照片，指着海报上“他”拿的那本书说：“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本书是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所以拍这张照片也是一种自嘲。”在采访中，提及他曾经从事的广告业，贝格伯德就会借机开始批判消费社会，“我写《99法郎》主要是对广告图像的权力进行分析。广告对生活的侵袭，现在的情况比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更加糟糕，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由大品牌掌控的体制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的模式卖给我们。我们生活在消费中，很多非常肤浅的人工的商业的欲望驱使我们，我们不太知道想要什么，在公司办公室里的人决定了我们要什么，而文学成了抗争这一切的方式。”在他这本《99法郎》里，他对广告业与消费社会合谋的控诉毫不留情，他说：“我用最新的时尚来毒害你们，而新时尚的好处就在于无法维持，总会被另一个更新的时尚淘汰。我的神圣职责就是让你垂涎欲滴。在我们这一行，没人希望你们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不消费。”
最后，《99法郎》大获成功，而贝格伯德离开了他此前赚钱糊口的广告业，“我写这本小说就是要让他们炒我鱿鱼。”贝格伯德对早报记者说。十年间，他先后担任Young & Rubicam、TBWA等多家国际知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
离开广告业那么多年，他的从业经验还是经常派上用场，为自己的小说起抓眼球的书名，为《一部法国小说》炒作热点，甚至在2012年帮助法国共产党竞选，“我的口号是：‘让左派保持左派立场！’”法共后来得了3％的选票，是这些年的最好成绩。作家把这次“从政”经历看做是公民的本分，“我不会走更远。作家写作时会自然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只要读他的书就够了。”贝格伯德最得意的是另外一句上不了台面的口号，是对法国左派的无情讽刺：“巴黎的共产党把他们的办公地点租给Prada做时装表演，我当时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从 Pravda（苏联《真理报》）到Prada了。”
贝格伯德经常批评消费主义，所以常常有人问他，身在这样一个糟糕的社会，“那给我们点建议去做些什么？”“我的建议是，去多读点书，多读这些小说，可以读到爱情、风景，尤其是经典小说，你会发现这些小说是对这个纯粹物质社会的一种回应。在这个屏幕的、网络的世界，这样一个小书店，可能就是一个反抗的地方。”
代言“老佛爷”不是贝格伯德第一次当模特，在巴黎，身为作家的他常常是时尚杂志和娱乐小报的常客，三天两头就会有小报报道贝格伯德去世。或者有新欢，或者结婚让女粉丝悲痛欲绝的新闻。“我一方面会抱怨，但一方面他们要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起我，我也会感到被抛弃了，挺悲伤的。这是成功的副产品，作家有广大读者时，就会有人追着你想知道你的一切，一个小的坏处伴随着更大的好处。我能来上海就是因为我有名。”
写《一部法国小说》
寻找家族记忆
当大街上半裸海报招摇、贝格伯德还在拘留室被警察羞辱的时候，他那拥有同样显赫姓氏的哥哥，身为法国知名企业家的查理被法国总统授予了爱丽舍宫荣誉勋章。“我刚刚获悉，我哥哥在我的拘留期开始时荣膺国家荣誉勋章团骑士勋章。”这是贝格伯德在《一部法国小说》第一章的第一句话，然后他开始描述哥哥受勋，而自己如何被羞辱，“警官把我剥得一丝不挂，没收我的手机、手表、信用卡、钞票、钥匙、驾驶证、皮带和围巾，提取我的唾液和指纹，掀开我的睾丸检查我是不是在屁眼里藏了什么东西……”此时窝在沙发里的贝格伯德开玩笑说：“我发现了巴黎的监狱并不是那么舒服。我入狱时是1月，而巴黎的监狱都没有空调，因此我建议读者们不要在冬天做蠢事，还是选择春天和秋天比较好。”
于是，在这部小说里，他报复了一下法国社会和统治阶层，用他在《99法郎》里惯用的恶毒语言来羞辱警察、官僚阶层、虚伪上流阶层，尤其是当时的总统萨科齐和他的夫人布吕尼。
在写《一部法国小说》的时候，贝格伯德处在愤怒状态，“我需要在愤怒状态下写作，所以也就有了《一部法国小说》。我有一个非常批判的立场，但试图用幽默的方式，我始终是一个有反叛性的写作者。”批判和揭露是《一部法国小说》的一个视角，所以贝格伯德对记者说，“现在的文学写作有点像是回到了19世纪现实主义。”[NextPage]
《99法郎》中文版《￥19.99》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但《一部法国小说》本质上是一部关于记忆和家族传奇的小说。小说第二章的第一句话是：“我已经想不起我的童年了。”这个句子也出现在另一位法国小说家佩雷克的《W，或童年记忆》里，对贝格伯德来说，这完全是个巧合，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他影响巨大的佩雷克也这么写过。“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就是对于‘遗忘症’的探索，作者都是什么都记不起，并试图找回记忆。”
“我已经想不起我的童年了。”于是，贝格伯德开始用这部小说去寻找自己的童年和家族记忆，父母的离异，缺失的父亲，自己与哥哥的关系。“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我自己。”贝格伯德对记者说，“我要说的是家庭的沉默，个人的遗忘，我不是把自己的经历简单概括，我写东西是为了知道我是谁。我越来越老，可却越来越知道我是谁。至少我们慢慢知道自己不是谁。”
《一部法国小说》并不只是写作家个人和家族隐秘，贝格伯德提到了法国作家萨冈的一句话，“我一直在追问过去留给了我什么。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在我面前是我的过去。可以这样说，我有好奇心——关于对前一代人的好奇。真正可怜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的人。曾经的我不在乎这个根在哪里，但我现在意识到这很重要，因为这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唯一的理想就是要一辆很棒的车，那也挺让人伤感的。”
神往过去，恐惧未来
上海是贝格伯德此次中国行的第三站，他先去了北京和武汉。来上海的第一个晚上他就跑到外滩喝玛格丽特，第二天整晚都在酒吧泡着，流水席般地跑了5个酒吧。在采访结束前，他又问哪里可以买到啤酒。那次毒品事件后，他在接受巴黎《竞赛报》采访时曾说：“我今后要少吸毒品，想让自己开心的话宁可喝杯伏特加。当然，禁止法国人纵情玩乐，那就太离谱了。”
“我现在平和但不是更加智慧。比如，我昨天晚上还在喝玛格丽特，所以我没办法平静下来。”贝格伯德快50岁了，“在40岁之前，我们不太会说不，40岁后我们学着说不。”贝格伯德说，“在生活方式上我不是传统的人，但在变老的过程中，我却越来越怀旧了。一个男人的生活分两部分，一半面向未来，一半回望过去。今天我更感兴趣的是，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面对过去我很神往，面对未来我却感到恐惧，很快我就要死了。”这次来中国，他是一个人来的。他现在的女友是个瑞士女孩。
在上海的那几天，贝格伯德听了一场古典音乐会，但他更想去上海的夜店试试自己的DJ身手，“我喜欢做DJ，为别人安排音乐，很专制。”不过玩DJ时，常有人对他说，“你还是接着写作吧。”贝格伯德说，“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玩DJ的，我要听别人对我说，接着写书吧！”
当一切都很好的时候，贝格伯德就不会写作了。“我最近没有写东西，因为感觉不错。”贝格伯德说，“写作的姿态就是关在房间自己写而不是走出去喝一杯，所以肯定是不顺利了才去写。写作的姿态就是非正常的，就像在今天，有人还在开书店，肯定是有病的。所以我们都是疯子。”
“纳博科夫是好客的，乔伊斯则不。”贝格伯德在乎读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面向读者时是好客的。他在中国出版了两部小说《99法郎》（中文版更名为《￥19.99》）和《一部法国小说》，在饭桌上他和中国编辑讨论如何能让自己的书大卖，“不如去街上闹个事吧，让中国的警察把我抓起来，那样就有话题可以给记者写啦。”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