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阎连科重新回到桌前，沉静写作。此前的一年对他来讲太不平静：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小说《四书》预料之中的无法出版。

　　一切过去后，阎连科开始写新长篇，但遭遇了新的难题。“写到一半时觉得语言不满意。”这部小说写一个偏远小山村一夜间变成繁华都市的故事，这是阎连科感受中的现实中国。这十年，阎连科认为自己的写作毫无长进，而这次，他很谨慎，将之视为一次重新起跳。也因为谨慎，当发现不满意时尤为沮丧。

　　阎连科常说自己开始写作“动机不纯”，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他的短篇处女作是在部队时写的，叫做《天麻的故事》，写一个战士想入党，偷偷给指导员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发现后，又退给了他，并进行了革命教育。这篇小说发表后，轰动全团，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这个当了28年兵的作家，在写作这件事上有自己的纪律，只要有可能，每天上午八点到十点雷打不动写两千字。

　　阎连科已经写了三十年，他说其实自己常常气馁，“不是一直发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一直不断发现自己的无奈和没有才能。”但一路写下来是因为发现总是有写不完的东西。在他眼里，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的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和故事。

　　现实在这里比小说更像虚构。阎连科在这里写出了被评论家李敬泽称为“狂想现实主义”的作品。从《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丁庄梦》、《风雅颂》到《四书》。尽管阎连科将《四书》视为“一次不为出版的肆无忌惮的尝试”，但对于他而言，这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他之前惯常写作的一次“变节”，而这变节才刚刚开始。

　　文学现状谈

　　记者：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作家，会发现轨迹非常不同，有的中断了写作，有的完全走到写作轨迹之外了，你自己的体验如何？

　　阎连科：谈文学从80年代初到现在，你会发现它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马拉松赛跑，谁跑到最后，或者没有跑到最后。我觉得可以归结为文学和作家命运的问题。当然我们会看到有的作家譬如贾平凹从80年代初一直写到现在，仍然写得非常好，当然还有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都是这样一直写下来的。回到文学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坚持了30年的人都非常值得尊敬。其实我觉得没有坚持下来的人也非常值得尊敬，因为人确实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也不一定在一条路上走到最后就能取得成绩。

　　像刘索拉、徐星在那时候星光闪耀一下也留下了很好的作品，很多作家仍然在写，写了二十年、三十年，不一定比那些人的成绩大。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汪曾祺比王蒙这一代年龄略长，虽然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但是留下来几个短篇小说却可以供我们反复地阅读、研究。我想一个作家的成绩不在于坚持了多少年，也不在于你写出了多少作品，而在于你写过的作品中出了什么样的作品。阿城今天几乎是决然不写的。但是一本《孩子王》，一本《棋王》，一个小册子，也是很多作家一生无法达到的。

　　文学不光是一个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是分阶段的，在哪一个阶段你跑在前列，哪个阶段是跑在后列，也许后边你又跑到前面了。跑到最后不一定比中途休息、中途离岗的人更有成就。我们谁能跑过巴金呢？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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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文学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作家本身体会一定也很深？

　　阎连科：文学到今天确实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鼎盛走向一个可以预料的衰弱。不管怎么说80年代的鼎盛是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文学改变一切，文学就是整个世界。像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家喻户晓。但是今天刘心武老师写了《续红楼梦》，它的读者远不及《班主任》的十分之一之多。

　　今天莫言小说拿了诺贝尔奖，我想诺贝尔奖并不是拯救文学的法宝。我们可以预料到文学不会消亡，不会消失，但是它就是会衰落。即便再有两个、三个人拿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的高峰从世界范围内就是从上往下走的，这个抛物线在19世纪达到高峰，20世纪往下走，21世纪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不要让文学跌入低谷。

　　到今天，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所有的事情确实都被科技所取代。科技在掌握着民主，掌握着社会进程，科技在取代我们所谓辉煌的文化。文化的含金量更大需要科技来支撑，怎么说这不是文化？但是没有人会拿着手机去看《阿Q正传》，没有人会在上面看《红楼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要求一些教授要跟新生见面，不叫讲课，是聊天，保证第一年的新生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教授。因为(我)是文学院的，我也被校长点名拉过去。人大文学院应该是生源比较好的，有5个班，一个班15个人，七八十个人。其中有两个班，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长篇小说。有一个人说“《百年孤独》特别好，我看了一点，没看完”。这是文科的，人大的，由此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

　　记者：你会有灰心的感觉吗？

　　阎连科：不会，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只中国这样。但文学院比较好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没有看完一本小说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他每天就为了分数。你会觉得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种寂寞。说耐得住寂寞，每个人都会说，我想每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在马拉松赛跑的后半程，每个人的心理准备到底充分不充分。

　　理想的读者

　　记者：作为作家都会有“理想读者”的问题，面对文学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设想你未来的读者会是怎么样的？

　　阎连科：说心里话我也知道我的小说是不好看的一类，极其不好看的一类。以《受活》为例，如果说出版社印15万册，实质卖到10万到12万册来讲的话，一定有一半的书没有被大家看完，这个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记者：为什么你觉得读者会看不完？

　　阎连科：我经常说《受活》也好，《四书》也好，真的不如80后(作家)的写作，也不如今天的电影、电视，它实在是非常小众的东西。最理想的读者，比如说以《四书》、《受活》为例，他只要把这个(书)看完，都是我心目中的好读者。我是特别相信那种情况，我的书不是非常多人看，但是有一个人把它看完了他一定会记住这本书。他会记住这本书写得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四书》在法国出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法国。因为写了没有(在大陆)出版，但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法国的媒体几乎没有人像讨论《丁庄梦》一样讨论现实的问题，恰恰相反，所有的媒体蜂拥都在讨论你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小说讲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极其重要，但是中国人其实不关心这件事情。我无法说哪里的读者更理想，不能说法国读者理想，中国读者不理想。但是你会觉得是有差别的。

　　记者：《四书》遭遇了出版困难，但涉及“反右”、大跃进时期的作品其实也有出版了的。

　　阎连科：我是受到关爱太多的人。受到关爱太多，谁都想关心你的时候，什么都落到你头上了。我认为《丁庄梦》和《四书》如果是另外一个作家写不会有问题。你小说的某些内容会被无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误读你，甚至遮蔽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想对我都不是问题，我已经到这个年龄，完全可以面对它。

　　记者：所以有段时间你的压力是很大的？

　　阎连科：对我造成的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大家说很好嘛，翻译了很多，挣了很多钱，其实我经常说自《为人民服务》之后，我的十年写作没有长进。如果以《日光流年》开始，《日光流年》写完两年又写了《坚硬如水》，接下来又有三年写了《受活》。但《为人民服务》后你的想象力是往下走的，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我非常清楚《丁庄梦》会是什么样的写作，那是我一生中间遇到的最好的题材之一。因为我的妥协，因为我的忍让，因为我的退缩它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我看来《丁庄梦》是非常诗意和温暖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风雅颂》又不断地修改，出版社修改，当然这中间我还写了《我与父辈》。《我与父辈》不管读者多么喜欢，这是完全不经意之间的一次写作，并不是自觉的，无论它多么受读者喜欢，对我来说那是没有难度的写作，那就是你的生活，你就那么诚实坐下来写就可以了。我可以再多写5万字，读者也会非常喜欢，少写2万字它仍然有影响。一直到写《四书》，这十年、九年之间是我写作年龄最好的阶段，也是创造力最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好像得了多少好处，全世界都关注你，但我非常清楚这十年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可是没有。这个伤害没有任何人可以体会，他怎么会知道原来《丁庄梦》是另外一个构思，后来把它扔掉，写了现在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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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当时把构思扔掉是为了什么？

　　阎连科：为了出版，为了温和，说白了就是妥协，就是一次自我审查的过程。我说并不害怕别人的审查，最终更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审查。

　　记者：写《四书》时已经从这件事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阎连科：你已经更加理性，更有能力面对现实，更加自觉地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四书》的不出版是有心理准备的，你不会有任何惊讶。一个作家不管写二十年、三十年，其实你的好作品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写出来的，当你做好了充分写一部好作品的(准备)时可能真的是不行的。我想一个作家充满着创造力却浑然不知的时候那，是最好的状态。

　　同代人的努力与野心

　　记者：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前夕我看到徐星在微博上写，如果有中国作家得奖的话，他赌你能得奖。类似这样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

　　阎连科：它不会给我，这一点很明确，我觉得莫言是实至名归的，第一他写得很好，第二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读者都是可以认同的。

　　你给了我和别的作家会让很多人不认同，给了阎连科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给他，是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就给他？莫言拿奖了结了中国人的一桩心愿，很多作家都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平静下来，重新去认识文学，重新去认真写作，再不需要有那种焦虑或者被焦虑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作家都是一个好事情。那一把烈火就交给莫言了，燃烧的是他，被燃烧的也是他(笑)。

　　记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你怎么评价你这一代作家的成就与得失？

　　阎连科：大家说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19世纪是那样，20世纪是这样。这一代的作家我借着大江健三郎的话来说，他认为在世界上少有的像中国这样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这么整齐的一批，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学至少在目前还是属于这些作家的。

　　第一因为这代作家的经历、命运、经验比任何一代作家都丰富，他亲历了30年前和30年后的状态，他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又经历了我们所谓的比1949年更远的时代，他也或多或少在体验你们这个时代的生活。老一代70多岁创造力、生命都逐渐进入消退的状态。中国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你读多少书，写作还是和这一代人太不同了。这代人更多是关心他人，关心社会或者说更关心人本身。我想80、90的人更关心“我”本身，这是有差别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属于80、90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但属于80、90写作的文学作品还没有到来，或者说我们所渴望的真正属于他们的最理想的作品还没有出来。

　　我经常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遇到了写作资源最好的一个时期，我相信这些作家50多岁，有可能40多岁也是正当写作最好的阶段。我们会说王安忆的写作、莫言的写作、刘震云的写作、贾平凹的写作、韩少功、李锐等，60年代(生人)余华、格非、苏童，再年轻的李洱、毕飞宇都是非常优秀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无论他们开什么玩笑，说什么，这些人骨子里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例如余华、苏童、刘震云。别看刘震云每天说说笑笑，那是在写作上有巨大野心的人(笑)、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人。当有巨大的文学理想的时候，就会让作家的才华成倍地放大。当然每一代人，80、90也许有他们的文学理想，我们不知道。但是(50年代出生)这一代人的文学理想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他们心目中的好作家、好作品是在他们眼前摆着的。而且当他们充满着文学的野心、理想的时候他们对经典的理解是正确的。

　　记者：正确的？

　　阎连科：他非常明确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经典，哪些是他所努力的经典的方向。他写不出经典来，但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谈阿城也好，王安忆也好，莫言也好，这一批作家他们其实在30岁左右或者40岁左右都把他们最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写出来了。我们说30、40年代张爱玲也好，萧红也好，沈从文也好，这些经典的作家也已经都在这个年龄段写出了他(她)具有一生意义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去反观所谓“80后”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30岁的人了。一代充满才华的年轻作家没有写出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市场成就了他们，市场也害了他们。

　　记者：阎老师刚才谈到文学理想，包括文学野心，你写作的野心是什么？

　　阎连科：我没有野心(笑)。我经常开玩笑说最大的愿望是60岁以前要写出一本世界上“最黄”的小说来，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是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光保持今天的创作激情、探索热情，更重要的是老天帮忙写出和我一生作品都不一样的作品。

　　我的上一代作家，你去医院看他们，或者从他的回忆录上看到他说，我最理想的作品没有写出来，无比惋惜。但是回头冷静去想你一生最值得写的作品没有写出来，那最值得写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现在50多岁，我在最该写出什么样作品的年龄里确实把那个它写出来了，我想这让你躺在病床上稍作知足和安慰。

　　记者：前段时间马原在云南被打了，包括像去年发生在你身上拆迁的事情，也有人评价这是这个时代作家境遇的一种表现，你怎么看？

　　阎连科：我觉得也不能说作家的遭遇，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要特别悲观，每一个人也都别幸灾乐祸，你也是中国的一员，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拆迁落到阎连科的头上，它有一天也会落到另一个人头上，这都是中国的现实。阎连科你遇到你也不要过分悲伤，认为你的命运多么与众不同，通过这次拆迁你知道无数被拆迁的人的命运比你阎连科更加痛苦，更加悲伤，他连说话的可能都没有，你是一个作家你还有表达的可能。在中国不能表达，你还能在海外表达。因为你能发出声音来，那些拆迁的人就会对你相对宽容和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但是更多人每天遭受着肆无忌惮地对待。

　　以我五十几岁的年龄没有别的，我们毕竟在相对温馨、平和地生活着，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用各种方式。你说出来的时候那些不说的人一定在说你。我非常知道这个文坛是什么样子。三十年来我对文学没有认识清楚，但是对文坛认识得非常清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今天就是这种无所谓的状态。我想以后也会这样子。

　　当张承志和文坛保持住一定距离的时候，他一样遭受了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谈论，但是今天我们对他抱有一种尊敬的态度。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而是你如何不在意，沿着自己的路往前面走，而且要走远，走出意义来。实践确实会纠正一切，最重要的是写出有意义的作品来。

　　（编辑：野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