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健
刘和平
采访者:徐健
受访者:刘和平
历史剧是中国当下电视剧创作中比重较大、关注度较高的题材类型之一。这离不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厚的历史叙事资源,离不开悠久的重史传统,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历史事件的不断发现、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中,历史剧往往寄托着后人对历史的感悟、思考,以及对现实社会和复杂人性的关照、揭示。从近年来电视荧屏上播出的剧目看,历史剧创作日益呈现出内容视角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叙事艺术不断成熟的特点,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创作倾向,如后宫戏、穿越剧扎堆,同质化现象严重。历史剧创作有没有规律可循?在娱乐化、商业化至上的今天,如何看待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当下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围绕这些话题,编剧刘和平向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没有矛盾存在
记者:以往接受采访,你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历史剧是文学作品,它不是历史教科书”。那么,你是如何看待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呢?
刘和平:中国的大众文化历来跟文学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面对各个阶层受众形成的文化,如戏曲就是典型例子。这里我们说的影视,作为大众文化形式之一,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电影从默片开始,文学并没有介入,它是典型的大众艺术。等到有声影片出现后,文学性真正渗入其中,而且逐渐有名分。典型的例子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成为经典的电影数不胜数。世界各大电影节里的评奖都有最佳编剧奖,其实就是最佳文学奖。电视剧的起步较晚,在我们国家也就30多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电视剧一出来该行业就很主动、很有意识地知道,支撑一部优秀的、精品的电视剧的主要元素之一是它的文学性。所以,在电视剧艺术的发展中,许多原来擅长写小说的作家进入电视剧编剧的创作行列,原来擅长写舞台剧的知名剧作家也加入到电视剧创作的行列,这些作家天生对文学性就有自己的责任、担当和要求,他们写出来的电视剧无一不把文学性摆在重要的位置,同时,兼顾电视剧自己的特点——戏剧性。因此,我认为,文学和影视从来就不是分离的。反过来,一旦分离,很难保证影视的品质。
记者: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既是每一位严肃的历史剧创作者最先面对的课题,也是他们最难处理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你是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
刘和平:文学虚构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艺术真实。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追求的真实就是它的艺术真实。在这一点上,纯文学的作品和影视综合艺术的作品,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在营造和追求一种艺术真实。我的写作以历史题材为主,最早从事舞台历史剧创作。在我的创作心得中,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矛盾存在。只是因为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真实的时候,它更多的会去追求历史本质、历史文化、历史精神的真实。在写某一段历史,把它形成一个剧作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段历史的史料详细地研究、深入地思考,然后还要结合整个历史来探讨它形成的原因。这个时候,我的侧重点首先会放在认真分析它的社会史背景上。
任何历史都是社会史。如果写王朝戏,我会花很大的工夫分析、思考政治思想史,甚至会大量查阅分析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多方面地对史料的考证、搜集、分析、研究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从海量的历史碎片中,将其结构成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这个时候你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尽量忘记你所大量阅读的历史史料,只留下自己对这些历史研究、思考的精神。然后,围绕这个精神,用审美的眼光来打量,这样你笔下的历史就逐渐转化成为了艺术真实。这种转化过程,就像蚕吃桑叶再吐丝的过程。对大量史料、背景的阅读、学习、整理,就是吃桑叶的过程。只有当你吃了大量的桑叶后,才能生化、转成为蚕丝把它吐出来。我们所说的艺术真实就是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因为我吐出来的是丝,就说我违背了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只是我们的营养和材料,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恰恰是这种营养、材料生发转化成的蚕丝,然后再通过综合艺术把它织成丝绸,做成衣服。
影射、翻案不是历史剧的代名词
记者:人们在评价某部历史剧时,无形中会用到影射、翻案这样的词语。你是否喜欢用这些词评论你的作品?你又是如何处理历史剧创作与传统、现实的关系呢?
刘和平:人类不同于任何其他生物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人类多了一个文化系统。这种系统是代代相传的。我们看历史就是看它的文化,看历史上形成了哪些文化符号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代人的文明进程和生活。从来没有人敢说,我今天的文化与祖祖辈辈的文化没有关系。因此,历史从来就是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持一个观点: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现实永远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我们在任何一个现实时空中回顾历史、重提历史,甚至把它写成历史题材的作品,都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对此,完全粗暴地用影射、翻案来界定是错误的,它们不是历史剧的代名词。如果说现实生活与我们历史题材作品有强烈的关照和感情共鸣,也只能说我们今天的文化是来自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记者:历史人物往往是创作者所要阐释、表达的某些观念的载体。在《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剧中,你为观众塑造了“不一样”的雍正、嘉靖、海瑞等。面对这些屡次被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表现的人物,你又是如何去创造他们的?对这样的历史人物,新的阐释空间有多大?[NextPage]
刘和平: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随着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人们都会对历史人物和当时发生的人与事有更深层的了解。陈寅恪曾说过:“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最后一句话让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深受震撼。他从历史的角度看到了艺术家在重新表现历史人物的时候,那种对人类个体生命的理解,对每一个人的心理奥秘的揭示。
人类历史在原始土地公有制结束后,基本上处于一种斗争的状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斗争。关键是我们通过这种历史记载,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或者伦理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时,往往会失之偏颇,不知道这些人物的背后还有哪些更复杂、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以及他个人所处位置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以往的历史多数是有话语权的人说的,今天我们发现他们的界定未必全面、客观、正确。比如雍正。他在位13年,解决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最大难题,而且解决得很好。从当时到后世,从来没有人从他进行的改革上对他展开批判和明确的反对,心理的不满都化成了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和他推行改革时采取的霹雳手段进行攻击。因此,我在写雍正这个人物时,是将其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认识他的。只是这个层面的认识还不是文艺作品。我在中间找到了结构这部文艺作品的命题,就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的“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纵观中国历史上300多个皇帝,最能代表这句话的就是雍正。我并没有将他写成圣主明君,而是给了他独一无二的典型性定位。于是,《雍正王朝》播出后,多数人对这个人物有了新的理解。所谓“翻案”,其实也就是对过去并不客观、公正的理解赋予新的理解。通过文艺作品,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使广大受众对历史人物有新的理解,而且认同了这种理解,这恰恰就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和功能。
编剧要怀揣一颗“致良知”的心
记者:当年《雍正王朝》热播,掀起了一股“帝王戏”的拍摄热潮,现如今,当这股潮流降温时,“后宫戏”又再度升温。一时间,穿越、戏说、调侃、时尚成为历史剧招揽观众的主要元素。对于目前历史剧创作的现状,你是如何看待的?
刘和平:任何时期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出现的时候都有它的社会基础,或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我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我研究了历史,又置身于当代,我的作品怎么能不反映变动的现实,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只要在创作时,怀揣一颗“致良知”的心,你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价值取向和感情倾向,都应该是有益无害的。
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时,一定是出现了种种值得关注的趋向,这里首先是认为外来文化比本民族文化要优越,而这种优越往往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所带来的物质发展上。于是,就产生了外来文化比本民族文化“优越说”。当代的人,尤其是近10年来基本都是过的现代生活,广大的农民也在追求现代,不去追求农耕生活,那么表现我们几千年传统生活的历史,对大家还有哪些兴趣和吸引力呢?于是采取一种戏说、调侃的方式,迎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去“卡通”传统生活。比如说“后宫戏”,我认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年轻女性去追求有权势男人的社会现象,于是,就会有后宫无数的女人围绕皇帝一个男人争宠的戏的大量产生。但是,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女性都是善良、温顺、勤劳、贤惠、容忍的,出现的个别在后宫里面揽权,造成负能量的女人是极少的,没有今天戏里面写的这么多。如今作品出现这么多的女性形象,以人性、励志的名义,不断争取更好的前途、地位,这是有违传统本来面目的。如果真的按照作品中的描述理解历史,那么我们有关历史的记载会非常惨烈。
记者:我们时常听到编剧抱怨创新难,在这一方面,你的创作经验是什么?
刘和平:目前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电视剧创作同质化现象空前严重。我们一直肯定30年来电视剧发展之迅速,成绩之大,但肯定了成绩以后,我们突然发现居然没有东西可写了。你说没有东西可写,又有这么多题材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每一次大家坐下来讨论这个题材该怎么写的时候,真是很难找到这一个题材的惟一性、排他性、不可复制性。大家在讨论一个题材的时候,有意无意最后都会想到,前面有一个同类题材,它播得很好,收视率很好,观众喜欢,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就出现了一个东西,我们向他学习。但问题是学什么?学来学去就是,当第一个比较成功的题材作品出现以后,后面出现一大群跟风的东西。比如,同一个时期内,拿着遥控器,一换频道全是谍战戏。全是谍战戏也可以,但是你去看他里面表现的元素,基本上都是“情报+暗杀+抓捕与反抓捕”。一些剧作为了求不同,就想办法,让三个女间谍,或者两个女间谍同时爱上我党的地下人员。我曾经问过一个演员,她说,同一年拍一模一样人物和关系的戏已经有三个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同质化现象已经严重到如此的程度。
优秀的电视剧一定要有自己的立意和创意。立意是指创作时一定要找到隐藏在我们现实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和意志。创意是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产物。它充满在你写剧本的整个过程之中,有时也可能是我们创作之前大家在一起的一个点子,但那个点子很可能在你创作的时候并不合适。创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地寻找艺术形象的过程。我认为只要你找到他们,可能这个时候你的作品会出现一个惟一性、排他性和不可复制性。有了这个,才可能出现真正想要得到的这个优秀作品。总之,我认为,编剧创作应该凭自己的良心去写,凭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感情倾向去写,只有这样我们就有自信会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