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韦

薛仁明

　　采访者：王文韦

　　受访者：薛仁明

　　薛仁明

　　1968年生于台湾，祖籍福建漳州，父母未受过学校教育。毕业于台大历史系，长居台东池上乡下。关心的焦点是文化的重建和生命的修行。着有《万象历然》、《孔子随喜》等。

　　薛仁明在台湾乡下隐居19年，被文化圈人士笑指：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他自己也乐于称自己是个“乡下人”，隐居使他得以站在另一种视角观察世界，以更亲近传统的方式关注着两岸变化。

　　他写《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读书人的郁结忧深，两岸皆然……但相较说来，大陆的读书人，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对此，有人拍案击掌，有人不以为然。

　　相较于台湾，为什么今天大陆人，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愤，一不小心就会躁郁起来，这其中蕴含了哪些文化异同，我们又该怎么面对这一问题？为此，记者专访了薛仁明。

　　台湾文化人常陷入误区

　　记者：很多人困惑于这些年来，大陆遇到的问题和当年的台湾差不多，是这样吗？

　　薛仁明：今天大陆人赴台所感受到的温柔敦厚的人情味，主要保存于三四十岁这一辈人身上。虽然后来李登辉、陈水扁陆续上台，“去中国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美丽岛变成综艺岛，年轻人有向虚无、无知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气质这种东西是隐性的，多少都还有保存。但你说大陆这些年遇到的问题和台湾差不多，这一点我不同意。

　　记者：为什么？

　　薛仁明：台湾的文化人在面对大陆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认为二三十年前的台湾就是今天的大陆，二十年后的大陆就是今天的台湾，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大陆那么大，底盘那么厚我相信大陆未来二三十年年轻人的样子和现在台湾年轻人的样子绝对不同。

　　台湾教育如“温水煮青蛙”

　　记者：您以“躁郁时代的读书人”为题目的演讲中，有两个年轻人同时提到，虽然没看过您的书，但是一看到“躁郁”两个字就决定来听，似乎现在很多年轻人迫切想要平复躁郁的心，您在台湾讲学时是否也如此？

　　薛仁明：这是一个时代病，每个人多少都会感到躁郁。但在台湾人我谈的这些，有感觉的人是比较年长的，年轻人对我谈的这些淡泊一些。因为台湾现在过度娱乐化，年轻人最多就是空虚。台湾的青年严格来讲，不是躁郁，是虚无，有点像飘在空中，当整个社会充斥着物质，就会有一种价值的真空状态，对很多事情无所谓。大陆青年之所以感到躁郁，是因为他对一些事情还有渴求，还有强烈的不安状态。

　　记者：虚无状态在台湾青年中是主流吗？

　　薛仁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相较来讲，台湾年轻人比较有这个倾向，有感觉的年轻人还是有，但他们慢慢变成少数，在同龄层中渐渐找不到共鸣。

　　躁郁是个时代病

　　记者：彼此都会变成什么样？

　　薛仁明：现在大陆的年轻人会浮躁不安，但他的身体里有些底气在，台湾年轻人现在没有这种底气，像瘫掉一样。我在华东师范讲学时，鼓励学生们争取去台湾交换半年，会比做十天游客看到的面相更多，会看到台湾很多的困境。我举一个例子，唐太宗有一次和他的大臣讨论到，北周和北齐有两个君主都很差，一个是暴君，一个是昏君，什么都管不了，最后整个国家散掉。当时问及两个哪个更不好，唐太宗说昏君比暴君更可怕。暴君看起来杀伤力很大，可是百姓外表虽然附和，内在的抵抗能力是存在的，等暴虐一放开，他们内心就有抵抗，而昏君的杀伤力如温水煮青蛙，直到生命结束时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现在台湾教育的困境就属于这种“温水煮青蛙”，你本身连反抗的意志都没有。

　　记者：就您的观察，大陆青年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NextPage]

　　薛仁明：大陆和台湾比较起来，大陆青年会不满，会想到挣脱，即使有不好，也有可能会做好。相比之下，无感状态是最可怕的。

　　中国人更适合“教化”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要“慎谈启蒙二字”，为什么这么说？

　　薛仁明：中国人不讲启蒙，讲“教化”。以前读书人当地方官，头一件大事常常是兴学立教，最重要的政绩是看移风易俗到了什么程度，其实这都是“教化”。“启蒙”是读书人全盘西化之后，用中文讲着法兰西语，常常是横向移植西方的价值观来改造民族性，改造庶民。而西方的价值观，真要强加于百姓身上，所谓的公知和百姓必处于相互抵触状态。“教化”则不同，读书人的价值源于民间而比民间清楚自觉，因为根源相同，是同一套价值，彼此说得上话，所以能“教而化之”。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要在自己的土壤里寻找方法。

　　记者：教化具体要如何做？

　　薛仁明：具体就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讲学时，很多人常常听着听着就感觉思维动了起来，因为我谈的是我们同一个文化母土的东西，这是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东西，一谈他们就眼前亮起来。尽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先搞清楚，自己先做得到，做到后就会觉得我们跟所谓精英也谈得来，和庶民百姓也谈得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慢慢做教化的工作。

　　记者：当下的人们恐怕更多是急于说服别人，而缺少这种“教而化之”的耐心。

　　薛仁明：佛教讲一句话叫“佛度有缘人”，谈事情一定要有某些条件、某些因缘，谈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不一定要说服你，不一定要在道理上把你打倒，压下去。可现在的确是想说服别人的人太多，要让你无话可说，其实到了这一步就是在逞口舌之快。如果两个人争到面红耳赤，一定是两者都错，因为你态度就不对，只会离真理越来越远。

　　“修身”是第一位

　　记者：您的话让我想起一句古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薛仁明：没错，“齐家”姑且不说，首先要做到修身，这是一切的根本。曾经一家大报的文化部主任问我关于“方韩大战”的看法，我笑了笑没有讲。因为这种争论对世界的进步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满脑子都是为了整个社会进步，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刚好颠倒。这也是本末的问题，有些人还没做好修身就去治国，那么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一定会出现偏差。我对外在的东西不太有抗争，先把自己调节好，和外界的关系反而会比较健康，和别人也能谈得来，比较容易辐射出正面的能量。

　　记者：今天面对比较沉重的生存压力，年轻人如何做到“修身”？毕竟如您这样隐居乡下19年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

　　薛仁明：首先我隐居不是躲避，而是换一个地方面对，我始终关注这个世界。因为我长期住在乡下，所以我的看法和很多主流知识分子视角不同，更多是建立在传统的视角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通过亲近传统来修身，其实我到乡下就是亲近传统的一种方式，但我不认为只有到乡下才能亲近传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亲近传统。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