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喑篱

　　采访者：喑篱

　　受访者：海男

　　“颠覆”和“重建”是文学评论中极其常见的术语，它们自身意指的抽象性让表达方式呈现多样，在这个复杂的语言体系中，表现最为外在和尖刻的要数性别差异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坛迎来了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一大批女性作家和作品纷纷争奇斗艳，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这个集体中，不乏 “过渡诗人”，她们或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狂热中挣脱，或随着诗歌浪潮的退却而纷纷转战小说试验。

　　海男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给人的印象，海男是冠着“女性主义诗人”的毡帽出场的。当然，现在的她依然是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只不过时间还为她佩戴了一条 “先锋主义女作家”的围脖。海男的特点就在于此，鲜明而矛盾，恰如西方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她们有着相似的叛逆和冷静，在微妙而繁复的性别之间，将各种现实社会强加于自身的意识颠覆，重建，再颠覆，再重建……

　　然而，如今的海男更像一只飞舞在花丛中的蝴蝶，依恋着她的云岭。既本真、自由，又柔弱、冲突，她说：“蝴蝶是内心的存在，最致命的是它长期飞舞在心中。”

　　记者：最近看了一篇郑小驴的专栏文章，题目是《作为尤瑟纳尔的海男》，他在文中讲了一些您给予他帮助的事，说您像一位善良的大姐或母亲，文章让我备感温暖，我相信广大读者亦是如此。

　　海男：郑小驴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的心性趋近柔美的诗歌，是我见过的“80后”作家中最优秀的。他在云南时，我们经常很轻松而亲切地交流，那是一种可以长久铬刻的记忆。

　　记者：郑小驴还赞誉您是东方的尤瑟纳尔，这个比喻非常到位。理论家让·勃洛特曾在《尤瑟纳尔论》中说：“她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似乎显而易见：没有作者。”这是一种对性别的隐匿，您的不少作品也表现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您对她的任何 “继承”，而恰恰是说您们在创作上寻找到了类似或者相同的真理。

　　海男：尤瑟纳尔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不错，她的性别身份几乎在书中不露痕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在纸质书中疯狂地寻找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的痕迹，她写下的每一行文字都会令我心醉沉迷，我几乎喜欢她所有留存于世间的作品。从短篇小说《东方故事》到长篇《哈德良回忆录》等，“尤瑟纳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罕见的、可以打开的一本书。读尤瑟纳尔的书需要宁静和想象力，她不是那种符合常规的小说家，她的语言带给你的是超乎常规的游历和死亡；读尤瑟纳尔的书还需要叛逆和承担沧桑的勇气，就像她所写的那样：“书中所有历经苦难和死亡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是的，我多么希望成为东方的尤瑟纳尔，因为尤瑟纳尔的这个名字就是盛满一切神秘符号学的器皿。谢谢郑小驴的这个赞誉！

　　记者：写作中，身份需要认同，思想与场域需要同构。坚持女性主义是否与自身经历有关？

　　海男：女性主义不是坚持而到达的，它是一种我们身体中每天感受得最多的符号学。是的，这是一场终身环绕我们并时刻让我们感到心痛的符号学。很多年来，我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这场符号学中，而且，随同时间和篇章的无穷变幻，我还想陷得更深——它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江湖，只有在其中承受住了一切变故的沧桑者，方能说出它们的因果关系。

　　记者：您是20世纪80年代以诗人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的，那时候正值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代，您经历过的诗歌黄金时代是怎样的？对当下诗坛乃至文坛有没有想说的话？

　　海男：20世纪80年代是整个 “60后”作家、诗人群出世的特殊时期，我记得我在18岁时爱上了诗歌和阅读。我曾在长诗《我的诗履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时刻：

　　女诗人是谁？一场夜幕之后

　　她隐现而出，唇际散发出热气

　　坚硬的词语，水一样柔软的触角包围过来

　　她决定了，要用灵魂熔炼神秘的自我

　　亲爱的语词，从那一刻便盘踞于她身体的

　　内陆。一些植物冉冉上升

　　那一年以后，她出入于诗歌的符号中

　　一次又一次地被符咒的熔炼送上了祭坛

　　那座被她用词语所亲手建立的祭台

　　以生死之谜循环于暗流之川

　　并将她的灵魂植入最灼热的岩石之上

　　以此磨砺一个女诗人舌头上的时辰之光

　　1984年，她开始了一个女诗人的熔炼术

　　自此以后，一场诗歌的魔法被她用唇建构[NextPage]

　　之后，是对写作的迷恋，那时候并不知道我彷徨的青春所载入的是一场与词语相关的事件，它将要人的命。这是一种宿命，尤其是深爱上了语言，就比如在体内植入了云南地理中辗转而出的巨藤，那些高高的原始森林中的巨藤啊，一旦捆绑住了周边的树木，就会以春夏秋冬的力量捆绑住它触角所能萦绕的荫地、林木的分枝体以及枝叶上的扇面体，甚至以触角伸到远天中的云壤。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都有可能会爱上写作，从而也爱上诗歌，无数的民间诗社从大学校园伸展到工厂和农村，这个时期确实是文学最为繁荣和最为喧闹的时期。但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突然出现了文学的冷却期，这个阶段使更多人开始了再选择：命运中必须从商的人就该用身体去负载商机之累；命运中被霞光笼罩者必将去奔赴远大的前程；命运中被赌局所支配者必将去为那残局付出代价；命运中将被语词所俘虏者，必将利用语词出卖自己一生的灵魂。21世纪的诗坛，虽然进入了文学界的冰川时代，却显得更为沉静，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疯狂，我更喜欢现在的凛冽，因为诗歌本来就应该是从熔炼到凛冽的过程。无数的好诗人正是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来自民间的好诗人是那么多，他们不再把诗歌当作一种改变命运的方式，也不再期待诗歌在一夜间使自己的未来铺满锦绣。也只有拥有这样的心境，才会诞生更优秀的诗歌。

　　记者：您现在还在坚持写诗吗？有种言论在说，诗人写小说，往往有独特的视角和语言，您的诗歌和小说，或者说意象思维和叙事方式存不存在互补？

　　海男：写诗是我生命中的主题，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用各种方式接近诗歌，正是它的存在，使我可以活下去。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没有诗歌我就无法活下去——我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时刻，因为我从18岁那年开始，就已经与诗歌符号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自那以后，诗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它伴随着我的全部光阴的美学，伴随着我经历世界上一切时间的变幻莫测。所以，我想说，诗歌给予了我活下去的多种可能性。写小说也是同样，我是在1989年开始小说写作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在使用诗歌中的美学或隐喻在写小说。我写小说，写那种被我认知或经历的对于世事的观望和猜测之心；我写小说，像所有小说家那样，我也在讲故事，但我讲述的所有故事都一定是被我的语言所发现的故事。

　　记者：“滇西情结”是您写作的主要内容，滇西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达到您长期追寻的目的和表达愿望了吗？

　　海男：滇西是我的出生地或成长的背景，我从出生以后就在大山里了解事物的运转。一个人无论在今后做什么，童年时的成长背景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我从小跟随做农艺师的母亲辗转于滇西的一座又一座的小镇，我一出门就看见流水、田野或村落，这些东西对我影响非常大，它们让我的童年记忆乃至人生的全部记忆中都植入了这些永恒的诗学。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一定要回到滇西去看看怒江岸上荞麦的色泽，去看看金沙江的峡谷和澜沧江的幽蓝色，这3条江让我非常着迷，它们是我生活中最神秘的一部分。而江岸上的村落和历史绵延出曾经逝去的一切迹象，这些东西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流连于滇西的各个地方。用一句话去概括它，那就是我的内心居住着一只忧伤的蝴蝶。

　　记者：您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出版，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已为读者奉献了数百万字的精神食粮，支撑您走到今天并取得如此大成绩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海男：我写作是生命中的一种需要，也许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固有的属性，它已存在我生命中太长时间，任何人世间的纠结和诱引都无法让它从我身体中抽身离开。当我站在怒江之岸时，曾长久地注目着那黑色的波涛，水的渊源以及它将抵达的遥远让我更加了解世界。人的一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渊源，渊源之深就是一个人遭遇不同故事的背景。我的背景是与语词相关的，还记得写作《洱海传》、《滇池传》时，我一直在寻找它们的历史传说，直到我读到了埃米尔·路德维希在《蓝色地中海》中的这段文字：大海的命运往往在波涛间与海岸边上演。但单调的万顷碧波是没有多少历史可言的，人类的种种奋斗都发生在海岸上，偶尔才延伸到大洋深处。透过全人类的奋斗、功绩与创造，我们能听见大海的咆哮，瞥见大海的忧伤。风暴与乌云牵引人们驶向光荣之旅和灭顶之灾，桨橹、风帆、铁锚与灯塔完整无缺地为读者再现当时的真实面貌，而悬崖、草木、海风以及鱼群，则令这本岛屿密布的书生机盎然。

　　让我看到了洱海和滇池的传说，它们最为永恒和神秘的传说就是岸上所发生的故事。而我自己，之所以能长久地将写作贯穿于我的生命，是因为我的生命迷恋被词语所载动的一切暗礁和波浪的不可知性，简言之，那些消磨我光阴的渊源，除了救赎和死亡，还赐给我嘴唇，以不倦的力量品尝着窗外的青梅。

　　记者：坚持“云游”就是坚持独立吗？这应该是您阅读世界的特殊方式。请谈谈您的体验和汲取。

　　海男：“云游”并不仅仅是寄寓于山水风光的旅程。我个人的“云游”是在用词语寻访时间，多年来，时间于我是一个沙漏之谜，也是一个无数世纪之前熔炼云南青铜器物的现场；时间于我是不断地辗转于路上，它演变着一只鸟和一个人的前世和今生同时也演变着我写作的立场。“云游”并不是神仙般的生活，所谓神仙是人类的幻想之神，人在“云游”中实际上是在寻找着心灵的尺寸和苦难的依据，比如，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他在云南“云游”时写下的游记，就是一部地理中关于距离和诗学的游记。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