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晋瑜

阿来

《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阿来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35.00元

　　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阿来

　　“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这是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缪尔的话，作家阿来把这言辞落到实处了。一朵艳阳下的花，一株风中摇动的树，都被摄入他的镜头，落入他的笔下。他认为这些花木所作的无言宣示，对我们心境安好的作用，比这个时代好多精神导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的效果更鲜明，更健康，也更加自然而然。

　　他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我的意思并不是自己能通晓这个世界，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既然身处的这个自然界如此开阔敞亮，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反倒是人的一种无知的狂妄。”阿来说。

　　借着无言而美丽的植物，他希望我们能够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丑陋，希望能够引导至向上的层面。帕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阿来说，他写这组这座城市的花木记，多少也有点这样的意义在。

　　记者：感觉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文字，不但让我们领略了“成都物候”，也是古典诗词的重温。您在作品中提到，写某一类植物，会找来相关描写此类植物的诗词，那么在赏析这些描写花草的诗词时，您有怎样的体会？

　　阿来：城市里的花草，跟城市的历史有关。它们是把自然界事物和城市联接起来的媒介，不是简单的审美。植物原来都是野生，被人驯化的过程，便是我们常说的文化。当它出现在城市当中的时候，那么多人，尤其是古代人——那时他们跟自然更接近，观察它们，写成诗文。假如没有这些诗词，即便生活在城市，花草和人有什么关系，恐怕就不容易说出来。这里头的诗词不是泛泛而谈，都是古代诗人写于成都，诗人都在这城市生活过。

　　植物会把我带入它们生命的秘密世界，同时，也把我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记者：古人用三言五句就写尽了的植物，再重做描述与梳理，您认为对读者、对您本人、对这座城市乃至我们生存的环境，有何意义？

　　阿来：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大工地，急着把旧的拆掉建新的，这和中国建筑不经老也有关系；除了建筑以外，这座城市保存在我们记忆中的也只有植物了。写海棠时我就想到，贾岛在四川的乡下做小官，看到被称为“天下奇绝”的西府海棠林时完全震惊了，写下“昔闻游客话芳菲，濯锦江头几万枝。纵使许昌持健笔，可怜终古愧幽姿”。宋代陆游在成都写梅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看到这首诗，当年的生活状态一下子复活了。当时的“锦城西”如今在成都的二环内，更不会有“二十里中香不断”，除了青羊宫和小小的杜甫草堂外，已经没有什么建筑留下来了。寻找一个城市的记忆，不一定到博物馆找一两件文物或者线装书，把植物的历史挖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

　　中国人特别喜欢大道理，关于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所出生或生活的城市或乡村，宏观的话人人都能说一大片，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环境保护，尊重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一花一草。一花一草是什么？不知道了。真正尊重自然得从认识、爱护自然开始。一个人不认识身边5种以上的植物，很难说他真正爱护环境、爱护自然。

　　记者：这部看似轻松休闲的作品，其实隐含着您对于自然、对于民族的忧思。

　　阿来：喊口号的话没有建设性，我写花草不是找闲情逸致，而是从建设性的重建自然观开始。

　　记者：迈克尔·波伦的《植物的欲望》里，谈到植物怎么样引诱人驯化它们。我没看过这部书，但是却从这一句里感受到趣味和作者与所描写的植物息息相通的和谐与动人情致。在写作中，您觉得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

　　阿来：从造物的意义上讲，人可能觉得自己很伟大，能把世界搞得乌七八糟；从生命的本体意义上讲，假如有上帝，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植物的生命也是平等的。

　　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想出书，贴在博客上，没想到就有网友送上称赞，甚至订正我的一些谬误，更有报刊编辑来联系刊发。本来是在写作之余娱乐自己的一件事情，居然有人愿意分享，这对我也是一种鼓舞。

　　记者：字里行间融入了您对花草树木、对这座城市的爱。写作和摄影也让您更深层次、更亲密地接触了这个城市，通过这次写作，您觉得和自己十几年前初到成都时相比，有什么新的感触吗？[NextPage]

　　阿来：中国的整个文化，表面上看讲道德，但是很空洞，没有跟具体结合起来。真正在实际生活中，人跟自然是没有关系的，所有人心中只剩下人和人的关系。今天的中国人深陷到人际关系中，同事之间，领导之间，揣摩分析，文学也陷入这种揣摩，又不是往好的方向揣摩。如果文学是这种东西的话会让人厌倦，我争取自己的东西不要变成这样。

　　到任何一座城市，会有人告诉你这城市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但你问他深厚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去一座城市，看看老建筑，看看博物馆，会知道过去；但是从植物入手，也是一种途径。现在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了解城市，这种方式是美的。

　　记者：《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把科普的、游历的、城市人文这几者原本互不交集的书写融为一体，并以这种方式切入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性格。这样的写作，其实更需要丰富的知识，书中也有对《华严经》、《本草纲目》、古印度吠陀《创世颂》等不同门类知识及内容的引用。这次看似轻松甚至有些娱乐的写作，阅读与准备并不简单吧？

　　阿来：写作是平时生活状态的呈现。这跟自己平常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一直比较关注除文学作品之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书，知识会积累，慢慢自动生成知识系统。

　　我去任何城市，会专门安排一天到植物园，去过没去过都要去，这已经成为功课。植物园像一本植物的书，有人做了整理工作。我是想有机会，好好写一写青藏高原的植物。我在青藏高原拍了好几百种植物，拍了几万张照片，写十本的材料都有。成都跟历史文化有关的花，我还要写四五种。花是十天半月不在，它就开过了，所以要等。以后有机会重版，我会再补充新的内容。

　　记者：在《尘埃落定》、《空山》系列等作品之后，读者还是对您在小说创作上充满期待。那么这次写作，仅仅是小说之余的一种调剂吗？

　　阿来：写小说，关涉到现实时，人难免会沉重，我从这里出来，透口气。

　　记者：书中音乐的出现恰逢时宜，使这些文字如音符跳跃起来。您喜欢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如何看待音乐与写作的关系？

　　阿来：从小说不上喜不喜欢，但是真正喜欢的是欧洲古典音乐。听过很多唱片，流行的、轻音乐、中国古典器乐……耐听的不多。欧洲古典音乐也像小说一样，有比较复杂的构成，有更深的情感和思想。写小说，也讲究结构、节奏，字也是有声音的，不只有形状。为什么不靠近音乐呢？读一部法国小说，外语不行还要经过翻译，音乐不需要翻译。

　　记者：从植物涉及中国的文化，您认为中国的植物知识有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这两大缺点，首鼠两端，正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的病灶所在。那么，您为这病灶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像惠特曼诗中所说“学习欣赏事物美感”吗？

　　阿来：花是人养的，审美是由人来完成的。我们不关心植物本身，匆忙地给它一个象征，有的准确，有的不准确。比如丁香，李商隐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戴望舒写“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丁香在诗词里被定性，以至于再写丁香，不用看就写愁。很多人都等不及问一句，连植物像什么都不知道，认都不认识就开始写——我反正没有看到一个愁的丁香。

　　记者：书中写杨升庵一节中有个小细节：在写到明史上有名的“议大礼”之争时，书中有“一个国家的权臣与文化精英为这件屁事争了整整三年”——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协调。

　　阿来：知识精英在干什么？中国文化几千年，到今天为止，我们多少人耗费在无用的不能改变的政治的空想中——难道不能改变这种状态吗？我一想到这些就很生气。

　　记者：手头上在写小说吗？

　　阿来：在写，小说出来可能尖锐一点。如果想到后果，写作就没有意思了，先按自己想的写了再说。不管现实也好，还是关于现实的小说也好，还是相当沉重。第一不能被沉重压垮，也不能因为沉重把自己搞得丑陋，我希望通过写作对自己搞一点自我修复。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