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萧红

　　采访者：王樽

　　被访者：林贤治

　　今天是现代著名作家萧红百年诞辰纪念日，记者专访萧红研究专家、学者林贤治
谁能绘得萧红影？这是聂绀弩先生悼念萧红时写下的诗句。暗示了一个天才女作家的孤寂、复杂和难以言说。6月2日，恰逢萧红的百年诞辰，这颗中国现代文坛过早陨落的巨星再次耀眼地闪亮在中国的文化天空。隔着百年的风云变幻，缤纷评说，人们期待能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百年萧红的新面影——她的复杂的人生，以及比人生更复杂的文学。

　　前日，记者专程在广州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萧红研究专家、《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先生。

　　谁能绘得萧红影？这是聂绀弩先生悼念萧红时写下的诗句。暗示了一个天才女作家的孤寂、复杂和难以言说。6月2日，恰逢萧红的百年诞辰，这颗中国现代文坛过早陨落的巨星再次耀眼地闪亮在中国的文化天空。隔着百年的风云变幻，缤纷评说，人们期待能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百年萧红的新面影——她的复杂的人生，以及比人生更复杂的文学。

　　前日，记者专程在广州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萧红研究专家、《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先生。

　　目光高远，是天生的先锋派

　　记者：你在研究鲁迅时，应该很早就接触到了萧红的作品，但在很长时间里没见你对其有专门的论述。直到《漂泊者萧红》，还有你编注的《萧红十年集》的出版，才发现你对萧红有如此的厚爱与高评价。其中有什么样的契机和渊源？

　　林贤治：直到写作萧红传记前一段时间，才阅读了萧红的全部作品。系统或不成系统，细读或泛泛而读，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中，会不断有所发现。我说萧红“伟大”，正是由个人阅读的发现所叠加的结论。

　　记者：虽然文学史上对萧红的评价不一，但有关她的传记却也出过很多本。诗人王小妮还写过一本虚构的传记《人鸟低飞》，你看过这些书吗？你对这些传记的总体评价如何？

　　林贤治：王小妮的《人鸟低飞》有创作的成分，很诗化。我看到的萧红传记不下十种，欣赏的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
记者：你一向看重底层的写作和书写底层的写作，认为萧红是个伟大的平民作家。在你看来，萧红的伟大主要是来自她的平民身份还是为底层人的写作？二者有着怎样的联系？

　　林贤治：一个作家的伟大，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社会身份，也不仅仅在于为底层写作。虽然萧红的平民身份确保了她的基本立场、态度，与底层生活接触的密切程度，有更有利的条件让她完成她的“弱势文学”。但是要看到，她的目光更高远，超越了相对固定的社群。萧红说过，文学要有助于摆脱人类的愚昧状态，她着眼的是全人类，是人类的未来。“底层”的、“阶级”的内容并非她作品的全部，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就是把她摁在阶级论这里。其实，萧红是一个具有启蒙主义意识的自觉的作家，她的作品有着深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内容；形式是自由的、个性化的、富有创造力的。我说过，她是天生的先锋派。伟大有天才的成分。

　　主流文学史低估萧红的价值

　　记者：中国的文学史多是出于官方的圈定，很少个人或个性化的写作，在各种元素的不断平衡中，很多优秀的作家被低估，而很多所谓大师其实是浪得虚名。你认为这种现状的背后原因有哪些？

　　林贤治：要正视“正统”。官方定位是有力量的。在过去，由它所赐予的头衔具有某种权威性，不容你说三道四，因为整个社会是权力崇拜社会。至于“钦点”、“御用”，当然是最高荣誉了。说到近年“大师”满天飞，我看更多的来自媒体炒作。小圈子主义，投桃报李，共存共荣，这里不排除利益驱动的因素，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天下滔滔，“吾从众”，已经失去必要的尺度，失范了。

　　记者：鲁迅一向被主流文坛所推崇，称为中国文坛的圣人，为何鲁迅欣赏的萧红却被严重低估呢？

　　林贤治：主流文学史低估萧红的价值，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习惯所致。它们只看到萧红是写农村的、反映阶级斗争的，所以把她划分为“左翼作家”、“抗战作家”，而遮蔽了她的人类意识。人性和人道主义过去是不能宣传的。鲁迅虽然表面上被捧得很高，“三个家”，实际上也遮蔽了许多内容，譬如他的个人主义，他的绝望和虚无感，他的生存哲学、反抗哲学，我们也是讳莫如深的。

　　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被高估了

　　记者：你认为在当下正统的文学史上，有哪位作家是被严重高估了？

　　林贤治：现今的文学史，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都被高估了。说到成就，郭沫若算来只有一部《女神》和若干历史剧。茅盾学左拉，喜欢宏大叙事，早期也有自然主义的东西，但过于理性。《子夜》以及《春蚕》《林家铺子》都有明显的图解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写不下去不奇怪，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他的作品不是从生命中喷涌出来的，是理念的产物。巴金的译文胜于创作，《家》是好的，《随想录》拔得太高了。上世纪80年代来了个夏志清，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从暗处转向明处，实际成就也被夸大了。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可以说是一部“才子书”，用他的话来形容，不过是一座供“美神”的“小庙”而已。《围城》是“促狭鬼”的作品，里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张迷”满天下，我赞成黄裳对张爱玲的评价：“气局不大”。至于当代文学，你知道，我是说过中国文学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的话的。总之，100年文学史必须重写。

　　记者：内地有著名编剧与香港导演合作要将萧红传记搬上银幕，我还推荐了《漂泊者萧红》作参考。如果将萧红拍成传记电影，你认为应该注意哪些要点？或者说你在编导演上有什么建议？

　　林贤治：我不懂电影。

　　鲁迅胡风对萧红的序评也嫌简单化

　　记者：看《漂泊者萧红》，觉得充满了作者的深情，但在叙述中却多不动声色。比如，萧红、萧军第一次到上海的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一路带着他们到咖啡馆，分手前鲁迅把装钱的信封放在桌子上，走前掏衣袋里的硬币给他们车钱，还有挥手告别——言语不多，都是动作，确感人至深。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我曾在萧红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寻找，似乎没有写到这些记载。你写这些细节是根据文字记载，还是出于想象？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中的所有人物对话和行动，包括事实细节，都有文字根据。只有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分析出于我的臆想。这种臆想，应当不致破坏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

　　记者：与不动声色相反的，《漂泊者萧红》的书写还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其中穿插了很多的议论。这样的写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有没有担心影响传记的客观性？

　　林贤治：你说的“客观性”即事实性。议论和事实是两样不同质的东西，油和水不会混在一起。议论大可以随意，只要不致破坏风格的整体的协调就可以了。本来，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

　　记者：鲁迅先生为《生死场》作序，胡风为此书写读后记，都对作者的文学性颇多赞赏，在你写的传记中却认为两人都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把小说纳入阶级和民族斗争的大框架，一定程度上把萧红的多声部小说化简成了单声部小说。如何理解这种被简单化？

　　林贤治：萧红的作品被简单化的理解和看待是一个事实。在这里，鲁迅作序，不等于他一定要照顾到一个作品的方方面面，只说一点不及其余是可能的，我只是不同意他质疑萧红描写、刻画人物的能力。因为萧红不是契诃夫那一路。虽然，她写起短篇《手》那样的作品，手段并不比其他写实的作家差。契诃夫有契诃夫的写法，鲁迅有鲁迅的写法，萧红自有萧红的写法，像《呼兰河传》是唯有她能这样写的。至于胡风，他把萧红这种颇有几分先锋色彩的天才作品纳入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去，当然容易显出短处而掩盖了长处。萧红的写作本身就是不规范的写作。

　　萧红的写作有着自由的天性

　　记者：张爱玲和萧红是现代文学的两大天才女作家，两人的写作都有着鲜明的细腻入微的特点。看萧红写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惊叹她的信手拈来，全部是生活细节连缀而成，是所有写鲁迅文章中最生动传神的美文。看你对两人的评价，似乎明显仰萧抑张，认为萧红比张爱玲要大气，具体表现主要在哪里？

　　林贤治：萧红爱人类，尤其爱弱者。张爱玲作品缺乏这种博大的爱，缺乏人性的温暖。萧红写作随意，写到哪里算哪里，这也可视作自由天性的一种表现吧。张爱玲讲究整饬，而且有迎合、媚俗的成分。至于题材、主题、人物、心理，别的形式特点等等，可比较的地方多着，就不说了。

　　记者：人说性格即命运。萧红一生颠沛流离，最为女人看重的爱情家庭的幸福似乎都没得到，最终凄惨地客死他乡。你认为是什么样的个性导致了她的人生悲剧？

　　林贤治：我更看重的是萧红追求和坚持的东西里面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与传统社会的价值的冲突。酿成萧红的悲剧，不单纯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如果萧红追求的不是自由，不是个人尊严，而是物质利益、个人财产之类，结局会大不一样。

　　记者：萧红和张爱玲相比似乎恰好形成两极，前者一心要投入生活的怀抱而却屡屡被抛弃，后者却是一直唯恐避之不及地要逃离。你怎么评价两人不同的人生方式？

　　林贤治：你也不能说张爱玲不想投入爱情的怀抱而急欲逃离。爱是无罪的。不能这样简单地判别萧红与张爱玲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方式。

　　为人为文无可复制

　　记者：从社会价值和文学创作的角度，你认为萧红的哪些作品值得今天的人认真阅读？

　　林贤治：萧红的文学是“弱势文学”。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强权，缺乏正义，只要有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群存在，萧红的作品就有阅读的价值。何况，在她那里还有自由与美这样超乎阶级和时代的东西。

　　记者：也许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若简单归纳，你觉得萧红的个人遭际和文学成就对当下有哪些启示？

　　林贤治：我怀疑“启示”一说。萧红无论为人或为文，都无可复制。比如，她至死仍然追求爱、追求自由，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NextPage]

　　背景资料

　　萧红生平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1940到达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去世。

　　主要作品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生死场》(中篇小说)、 《桥》(小说、散文集)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 、《萧红散文》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 《马伯乐》(中篇小说)、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

　　婚姻

　　萧红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萧军。1931年萧红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后来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1938年2月两人正式分手。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结婚。

　　与鲁迅的关系

　　1934年萧红和萧军与鲁迅相识，鲁迅特意将他们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胡风曾分别为《生死场》作序和跋，该作品一举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轻易不捧人的鲁迅曾经高度评价萧红的《生死场》这部小说，说它“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也没有简单将她看作一个写作抗战小说的作家，相反对她有很高的预期。1936年5月间，斯诺访问鲁迅时，问到当时最优秀的左翼作家，鲁迅所列举的作家中就有萧军，并且认为：“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影响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影响较大的女作家之一，创作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耳熟能详之作，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文学史地位。当代萧红研究者认为，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她的作品自传性很强，融入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越是在个人感受与生存幻觉的迷天雾地中，就越能充分地发挥她的天赋才华与独特个性。萧红创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艺术感觉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捕捉情感记忆中富有韵致的人事景物，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怀。

　　迁墓

　　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当萧红在香港身染重病的时候，她想到要回故乡呼兰。萧红去世后，她的骨灰一半葬在香港的圣士提反女校，另一半葬在香港的浅水湾。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卧听异乡寂寞海潮的浅水湾中的萧红墓才被迁往内地，因为当时的客观环境的限制，萧红被葬在了广州的银河公墓。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