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陈忠实畅谈往事。

　　陈忠实曾说过，“写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这就是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白鹿原》了。忠于艺，实于业，陈忠实历时6年写出了这本峰堪仰止的长篇小说。到目前为止，《白鹿原》仅正版图书已卖出逾200万册，并得到了各个领域的深度开发，有秦腔、话剧、舞剧等。预计在今年中旬，电影版《白鹿原》也将与观众见面。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的变迁史，很多读者读来皆以“悲壮”二字总结。陈忠实也坦言，在书中人物面临极度残酷的命运时，他也会随之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所以当我问他，作家是一个快乐与痛苦偕行的职业吗？他答道：“对文字敏感的这根神经在生理上不枯萎的话，就会被魔鬼缠身，一辈子都摆脱不开文学这个爱好。”

　　写作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

　　许戈辉：我采访过一些作家，他们在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都相对闭塞。于是他们的想象力变得格外发达，心灵非常丰富，他们会去和自然界对话，和脑子里编织的人物对话。您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

　　陈忠实：我的童年是在很原始的自然环境里生活的。放学回家就是去给牛割草，但一般都是在山坡上玩到太阳快下山才加紧割草。那个山坡上有一些野桃、野杏，还有蚂蚱，我特别喜欢在荆棘丛中逮蚂蚱。

　　许戈辉：那个时候您有自己的梦想吗？

　　陈忠实：那时候我跟同龄孩子唯一的一点差异就是，我已经读过了《静静的顿河》。我大约是从初中二年级喜欢上文学的。我在文学课本里读到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我当时觉得赵树理写的这个故事跟我们村的某一个女人差不多。这些生活居然能写成小说，而且还能被选入中学的课本。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些生活，那我也可以写。我的生活从此被激活了，就开始写起小说来了。

　　许戈辉：现在大多数作家都生活在城市里，包括那些以写农村题材著称的。在您看来，作家有什么方式来更好地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陈忠实：我们到现在还提倡让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这是对的，不过我也想说，阅读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作品，能感受到生活体验层次上的作品和生命体验层次上的作品的差异。生命体验是进入作家精神的一种自由状态，比起生活体验来说较难实现。作家不能满足于生活体验，而应该更深层地去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实现这种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的思想。只有作家形成了自己独立且独到的深刻思想，才能完成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升华过程。

　　许戈辉：《白鹿原》从构思到最后成篇，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陈忠实：6年。前面整整两年用来准备和构思，查了大量史料。后来我真正去写这个长篇的时候，写到兴奋时都不知道饿。

　　许戈辉：整个写作的过程顺畅吗？ 有才思枯竭的时候吗？

　　陈忠实：基本上是顺畅的，因为酝酿得比较充足。我从1988年开始写草稿，那大概是我一生中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大概写了40多万字。1989年清明前后开始写正式稿，结果中间因为社会事务的耽搁，停了一年。

　　许戈辉：我看过不少人对于《白鹿原》的评论，甚至有评论家说，如果超不过《白鹿原》，陈忠实就别写了。您怎么看这句话？

　　陈忠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确实要一部比一部写得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很难。创作很难说一部比一部好，而且如果作品达到一定的高度，要在思想上、生命体验上，包括艺术表述上超越都比较难。

　　婉拒片方“触电”邀请

　　许戈辉：现在《白鹿原》电影已经拍完了，大家再一次聚焦您的小说《白鹿原》。为什么您没有担任电影编剧呢？

　　陈忠实：我写不了剧本，剧本完全是另一种艺术形式。

　　许戈辉：您会不会非常在意它拍成电影的效果？

　　陈忠实：我当然希望它拍得更好，体现作品的基本精神，包括几个人物，能把人物精神的内核表述出来。但是电影有电影的难度，因为这个作品人物太多，时间太长，电影受到的时空限制就比较大。

　　许戈辉：我听说您对《白鹿原》的电影持一种态度，就是不过多地去干预。

　　陈忠实：不干预，这是我一贯的态度。电影跟小说是两种艺术形式，我对电影也不了解。小说是用来阅读的，阅读者自己还可以去丰富小说。而影视是一种直接的视觉艺术，人物的一个表情、一句对话，稍微疏忽下就过去了。

　　许戈辉：饰演田小娥的张雨绮是八零后的年轻演员。她和您心目中的田小娥在气质上接近吗？

　　陈忠实：张雨绮为了演好田小娥这个角色，还跟我一块儿吃饭。我简单地点拨了一下田小娥这个人物。这个作品中我集中写了两个女性，一个是田小娥，一个是白灵。田小娥作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是一个反叛者。她的反叛是出于人自身本能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思想的反抗。白灵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她是一种自觉的反抗。她不仅反抗的是社会，也反抗封建黑暗。她父亲白嘉轩给她按农村的包办婚姻订了婚，她根本不认这个账。她认为婚姻自由是最基本的。她毫不动摇，而且要做一个胜利者。田小娥是一个没有接受任何思想的家庭女性，她父母给予她的婚姻是最不堪的一种婚姻形态，所以她的反抗形式就带有本能的色彩。她以个人的行为去反抗，反抗形式也是跟封建社会水火不容的，这就奠定了她的悲剧性结果。小说里涉及田小娥跟几个男性的关系。我跟张雨绮说，不要把那仅仅作为合理的或者非法的男女关系去表演，这里潜藏的是人的一种本能反抗。

　　许戈辉：听说制片方还有意请您出演一个角色？

　　陈忠实：他们让我演白嘉轩的父亲，就一个镜头。老头突然得了一种很怪的病，临死的时候交代白嘉轩要再娶妻子。开始我还以为开玩笑呢，也就没有在意。快拍完的时候影视公司的老总找我来，很正经地来跟我谈，要我去演。我说这怎么可能，这不行，我演不了。

　　许戈辉：至少您的陕西话比谁都地道！

　　陈忠实：在镜头前可能连家乡话也不会说了，呵呵。

　　许戈辉：您的作品触电了，您本人就不想去触触电？

　　陈忠实：表演也是一种艺术，我不具备表演才能。表演跟内心是两码事，我是从内心去理解这些人物的。让我去表演的话，在那种环境下我会紧张。

　　文学是让人着魔的魔鬼

　　许戈辉：您认为作家这个职业是不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职业呢？一直渴望着达到一个高度，一旦达到了又想去超越它。快乐感由何而来呢？

　　陈忠实：又快乐又痛苦。如果发生了独特的且有深度的体验，写作过程也比较顺利和满意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快乐，那种愉悦是什么都无可比拟的。也有写不下去很难受的时候。人物的命运引发作者自己的命运，心里的痛苦是因为作家已经完全跟人物的情感融合在一块了。

　　许戈辉：一个作者是有权利、有能力来主宰人物的命运的，这时您的内心会犹豫吗？

　　陈忠实：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归期。当这个人物遭遇到重大挫折，被伤害到极点的时候，作为作家，我必须准确地把他的精神心理表述出来。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受不同文化影响的人，文化心理结构就显示着差别。面对生死、面对顺畅、面对灾难，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的精神历程和心理历程。因为只有准确才有合理性而言，如果连准确都做不到，那就谈不上合理性。读者感觉到这个人物的不合理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阅读的排斥感，就会觉得不真实。只有达到合理性，读者才能跟作品人物融为一体，才能被感动。

　　许戈辉：早年间对于写作到底能不能可持续发展，能不能挣钱，您太太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吧？

　　陈忠实：她跟我结婚的时候是文革期间，那时候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报纸和文学杂志了。报纸和文学杂志的恢复，是在70年代初开始的。我给《西安晚报》的副刊写一点散文，算是恢复了写作。当时我朋友跟我老婆说，你们的困难就要结束了，要恢复稿费了。我老婆不信，他把自己的一张十几块钱的稿费单给我老婆看。十几块钱在当时算是“巨款”了，我老婆看了才相信，说老陈什么时候能拿这个稿费啊。

　　许戈辉：您曾经说过，文学依然神圣。但同时您也说，文学是个魔鬼。搞文学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让您脱贫，但是您还那么钟爱它。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您说文学是魔鬼了，让您着了魔了是吗？

　　陈忠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对象。90年代初《白鹿原》刚出来不久，那时候是文学热潮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商潮一兴起，很多作家都下海去了。作家都对文字有着一根敏感的神经，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根神经如果不枯萎，他对文字永远都是敏感的。一旦这根神经在你的生理上不枯萎的话，你就会被魔鬼缠身，一辈子都摆脱不开文学这个爱好。所谓魔鬼，是就此而言。

　　（实习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