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志伟
采访人：徐志伟
被访人：吴志峰
徐志伟：你是一位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青年批评家，透过你的批评文字，我能够感觉到你对严峻现实的深切体验，以及你力图以批评的方式深入把握这现实的迫切愿望。先问一个或许有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你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
吴志峰：谢谢，我写的批评文章不多，谈不上是“批评家”。不过，对于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我想所有搞文学批评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回答有清醒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但从别一方面说，我们又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或者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是文学批评的首要问题。
从消积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文学批评的首要问题，是因为无论我们自认为自己如何可以超脱于“批评与现实的关系”这个框架，我们依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批评，都必然折射出我们对文学批评与现实关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作为批评的“前意识”或“潜意识”，归根到底决定着我们的批评方式，包括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角度的切入，展开论述的逻辑等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首要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将文学批评作为理解现实并进而参与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即尽管你可能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在你的心里，必须非常明确自己是如何看待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至少必须时常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意识不明确到意识明确的过程，并且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是常常困绕我的问题之一，因此确实可以说是“说来话长”，但这里我就直接简单地说说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吧。首先，为什么是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什么批评与现实的关系？我想这涉及到我们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解。可以说，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对文学与民族国家，文学与人的培养之间的关系有非常自觉的意识。此后，白话文运动以及现代文学的兴起、现代教育的普及、加上报纸和出版业的发达，文学可以说成为了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最有力手段。而同时，作为文学领域的理论斗争，文学批评也就成了通过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而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成为了影响现实的重要途径。如果说，文学批评是文学领域的理论斗争，那么这种斗争的重要性或者说它对现实的有效性，就一定与文学本身的重要性成正比。在这一方面，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那就是，尽管我们在大学里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继承了重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传统，但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现代艺术产品形态的变化，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知识形态的变化等等原因，文学在当前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了，至少相比以前来说，是呈下降趋势。我不想抽象地讨论文学是不是会消亡，文学是不是应该成为涵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而是从事实上指出，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中，重要性正在减小。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剧等感性形式感知现实，也可以通过社会学和其它理论形态的知识来从理性上把握现实，因而，从感受现实、理解现实、影响现实的角度上来说，文学从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早就已经无法与1990年代之前相比了。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如果不是大学里依然将“文学”作为一门专业，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会更低，也就是说，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影响现实的手段，其有效性会更大打折扣。所以我现在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是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什么批评与现实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将批评限于文学领域？事实上，在我看来，上世纪末以来大陆学界文化研究的兴起，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既反映了研究方法的转变，也反映了研究领域的转移，或者说斗争场域的转移：文学领域中的理论斗争，渐渐让位于更宽泛的文化领域中理论的斗争，或者更精密的纯理论的斗争。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中国，文学本身毕竟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学批评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转而影响着现实，所以文学批评依然是有效的理论斗争方式之一，颇为重要。但从文学本身在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力的降低，从文学批评总是在借用其它领域的理论概念来说，文学批评现在又肯定不是意识形态斗争和理论斗争中最重要的领域。
徐志伟：你对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辨非常清晰，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一种“纯粹知识”，是“非历史的”，文学批评不应该和社会批评搅在一起。自晚清至今，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为数不少，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吴志峰：对于文学、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不过，在我的感觉里，自晚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将文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知识”的人并不多，他们虽然可能认为“文学批评不应该和社会批评（直接）搅在一起”，并与“文学应该（直接）参与改变现实”这种观点保持距离，但他们最多是“审美教育论”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文学（文学教育）是“美育”的一部分，是培养甚至创造“现代人”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对文学的性质有一种“典型的现代”看法：文学是纯审美的，超功利的，文学教育是一种美育。但实际上，如果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文学”或“文学批评”干预现实，也主要是说他们反对将文学和文学批评当成直接的“批评武器”，那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美，所以具有涵养现代人的精神的功能。其实换一种说法，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之所以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正是因为他们看重文学对于改变社会来说有着持久的功利效果。毋庸置疑，晚清以降之所以强调文学的美育功能，其实与现代中国必须塑造和培养现代国民也即“中国人的现代化”有深刻的联系，也就是说，与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规划”密切联系一起。这个传统在1980年代以后，被强调“文学独立性”或“纯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所继承。但1980年代以后，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在强调文学独立性或纯文学的阵营中，有一派强调的是文学的纯技术性，纯文学意味着排除了一切意识形态因素的文学技巧；另一派强调的依然是文学的纯审美性和非功利性，但这一派之所以强调文学的纯审美性和非功利性，与晚清以降的审美教育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看重的仍然是文学涵养人的精神的教育功能。毫无疑问，文学中当然有其技巧成份（任何实践都有技术或技巧成份），但文学肯定不仅仅是技巧。另外，文学的主要内容是不是一种超现实、超时代、甚至超阶级的“美”呢，争论一直有，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具体的论述不便展开。这里我可以先下这么一个判断：文学的“美”是和“灵魂”相似的一个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不相符合的概念，是一种完全唯心的概念；将文学作为美育方式之一参与建构“现代中国人”或者干脆“现代人”的作法本身，确实是中国现代化规划的思路之一，这种思路与“文学革命”或者可以携手并进，却与“革命文学”分属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而只要“革命文学”本身存在过、存在着或者将要出现，就意味着文学的“纯审美性”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也就是说，上述的那种思路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一厢情愿——类似于一种“道德乌托邦”。[NextPage]
对于你所提到的另一种态度，即将文学看作是一种“纯粹知识”的对象的态度，在我的感觉中，虽然产生于“五四”，但却主要发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显然，持这种态度的人，并不是文学创作者，而是部分文学批评家，以及将文学或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者。这种将“文学”作为一种“纯粹知识”来生产的行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与西方现代知识分类体系和学术体制在中国的某种移植有关，但其实又更是一种根植于中国本土情境的文化实践，因为在那个时期的所谓关于“文学”的“纯粹知识”的生产，更可以说是一种“观念”的生产。我们甚至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多学者之所以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等，只不过是为了确立新的“文学观”的主导地位。以后的各种中国文学通史，其实都是在已经接受了现代的文学观之后而回过头来向历史寻找资料而已。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看到整个中国文学，都是晚清以后“生产”出来的，晚清之前我们只有“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所以，没有晚清以后的一整套“现代文学观”，就无所谓什么中国文学。所以我们会很吃惊地看到，我们似乎有几千年的“文学”实践，但只是在晚清以后，我们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知识，其实是被一种新的“文学观”所生产出来的，这种看似“纯粹知识”的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毫无疑问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些文学史家本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明白，这种所谓“纯粹知识”的生产，正是与当时的文化斗争生死攸关的一部分。
但这种将文学看作“纯粹知识”对象的态度，真正被“坐实”，被体制化，却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成为许多学者的“无意识”选择。这与知识的体制化有关，也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转型有关。随着现代学科体制在中国的确立，随着“学术性”的知识生产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地位的上升，许多原先的社会“实践对象”也在这种知识生产体制中成为学术研究的“认识对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老师问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生：“你为什么要研究文学？”他回答说：“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文学，正如研究某种草，研究它是为了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知识。”这里我们且不讨论作为被观念所建构的“文学”这个对象与“草”这种非观念建构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单就他的回答来说，很显然反映了一种对“文学”这个研究对象的无意识定位：它是某种确定的认知对象，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研究”而扩展关于它的知识，我们关于它的知识越多，我们就对它认识得越清楚。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对象的文学，在现代学科体制内，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化石”，甚至还不是化石，因为人们研究化石也还是为了通过化石去了解往古的世界，而他们研究“文学”，却变成了一种“纯粹知识”的生产。这种研究者，就仿佛知识上的“守财奴”或“资本家”，他只知道一门心思地、永不停止地致力于财富的积累或资本的扩张，却从不思考一下他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他所追求的东西与他的人生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人确实就像是“资本的逻辑”化身为资本家那样，已经成为某种无意识体制的化身，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当前的学术生产体制生产了他们，而不是他们生产了学术。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种类的知识，比如，有关于水的知识，关于某种动物的知识，关于地球的知识，关于某种社会体制的知识，关于某个国家在某个时代的社会状况的知识等等，所以，似乎也应该存在着关于“文学”的知识，一种像关于“水”的知识那样的关于“文学”的“非历史的”知识。但事实上，从纯粹知识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关于“文学”的“历史知识”，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历史知识，也与当前我们的“文学”观念，因而与我们关于“文学”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定义”或“期望”有关。因为说到底，“文学”并不是某种先在于我们的观念的既定的认知对象，而是我们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根据自己对“文学”与现实的期望，根据我们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而进行的一种文化实践。把“文学”作为某种“纯粹知识”的对象，或许可以增加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增加我们对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了解，但这些都无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改变现在，也就是说，无非是为了让它与现实发生联系。文学批评作为文学领域的理论斗争，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也没有办法使文学本身成为某种“非历史的”纯粹知识的对象，因为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一定根植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且与我们对现实的态度相关。可以有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历史知识，但文学与文学批评永远都是某个特定历史状况下的活生生的文化实践，它们一定有自己的先在观念，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不是“非历史的”、“价值无涉的”、“完全外在于我们的”认知对象。
徐志伟：你如此强调文学、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只是针对现实发言的话，我们并不一定需要文学。你觉得，文学在什么程度上是可定义的？它介入现实的方式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
吴志峰：确实，如你所说，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只是针对现实发言的话，我们并 “不一定”需要文学因而并“不一定”需要文学批评（当前形态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只不过是现代的产物。一般的理解，好像自古就有某种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因而我们可以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样的课程，但这些显然都是现代学科体制产生之后，以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为准绳，以现代的知识分类方式对历史的事后整理。我们完全可以说，存在过这样的时代，在那里没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一个没有当前形态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照样要生产、生活，照样有别的形态的文化活动，别的形式的批评和斗争。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确实并非“一定”需要我们当前所理解的文学，我们对现实发言，也并非“一定”要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
但是从实践上来说，如果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在那里，某种写作形式被大家公认为“文学”，并且这种形式的文化实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对之视而不见，说我们“不一定需要”了。而我说的这种情况，正是中国自晚清以后的实际情况：自晚清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在塑造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文学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前面说过，文学对现实的这种作用的效果虽然目前正在减弱，但依然还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要针对现实发言，要理解现实并干预现实，就必须考虑到文学也是这个现实的组成部分。既然并不存在完全脱离于任何形式的纯抽像的批评，既然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具体的形式，在某个具体的领域对现实发言，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选择一种或某几种方式，选择一个或某几个领域来展开我们批评实践。究竟选择什么方式，选择哪个领域，也就是说选择什么形式来对现实发言呢？这完全是一个在具体的现实形势下的实践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回答你前面那个问题的时候，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什么批评与现实的关系？”这里显然涉及到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我们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方式对现实发言之前，我们必须事先测度一下，文学作为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什么样性质，具有什么样的份量。只有把这点先搞清楚了，我们对现实的干预才能有针对性，也才能对自己正在参与的“战斗”有更清醒的意识：我们的“战场”在什么地方？我们投入的“兵力”应该是多少？等等。[NextPage]
这就引出了你后面的两个问题：我们所谈论的文学，它的性质是什么？介入现实的方式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但这个问题太抽象，太大了，似乎只有研究文学理论的人才有资格回答。很显然，尽管有关于“文学”的各种各样的定义，有的从概括已有的文学作品的性质出发，有的从文学所应该具备的性质出发，但肯定没有脱离历史语境的具体的文学作品，也没有脱离历史语境的文学观念。我们可以说，对文学的定义本身，因为文学这种实践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程度的变化，也变成了一种激烈程度不一的“战争”。在这里我暂时不想卷入这场关于文学的定义的混战，我更愿意把你这个问题具体化为：自晚清以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来定义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即人们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什么？它介入现实的方式有什么独特性？如果说从“新小说”到“文学革命”，反映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对文学的“定义权”进行争夺的话，“革命文学”和左翼文艺政策，就是“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的最明确的表达。但晚清以来，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文学定义权的争夺，之所以会出现明确的文艺政策，则又与文学自身的性质以及晚清以后中国社会的现状相关。首先，无论具体的文学作品具有哪些让人争论不休的历史性特性，但它一定是通过文字而进行的与意义生产有关的文化实践，也就是说，它无论如何都具有意识形态生产功能，在一个社会中，文学的影响力越大，它所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就越能左右人们想像世界的方式、面对世界的态度。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也就是面对中国的现代化困境时，正是在印刷、出版业发达和现代传媒兴起的物质条件下，发现了文学在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参与生产“现代中国人”的过程中的巨大潜力。而既然明确了文学以及其它文艺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功能，对于要创造新社会的人们来说，文学就应该也必然成为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左翼文艺政策正是在这一清醒的认识中产生的。因为这就是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通过打动人的感性形式，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和态度。而且无论文学创作者有没有这种“意图”，它都一定有这种效果。对于有意识地要改造现实的人来说，就必须克服那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无意识”状态，而代之以一种经过反思的自觉。当然，我前面说过，现实总是在变化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已经不如以前了，随着新的媒介（比如电视与网络）的兴起，新的艺术样式（比如电视剧）的生产，新的知识形式（各种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学科）的普及，文学在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也正是出于对我们当前现实的这种判断，我们又可以说，对现实发言、对现实进行干预，并 “不一定”非要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但我又说过，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方式对现实发言，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尽管现在其重要性已经不如以前了。事实上，或许我们现在正在向另一种方式转变，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徐志伟：如果全面地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你觉得有哪些经验或者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吴志峰：我恐怕没有能力去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哪些经验或者教训值得总结，我想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只能粗浅地谈一谈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感觉。在我看来，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本身的重要建构力量，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性力量之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晚清以来中国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承载着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喜、怒、哀、乐，它所反照出的是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挣扎的身影。当然，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指派了一个位置，或者说它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中认领了一个角色，成为了既定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参与社会变化的参与性力量。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大部分文学是一个现代社会体制的建设者，那么，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大部分文学，则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已经被“体制化”了。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汪晖的一个概念：“去政治化的政治”。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时期则恰恰相反。同样，如果我们把文学当作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而参与社会变革的有意识的文化实践的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就是一种“去文学化的文学”。“去政治化的政治”就是在进行着政治实践，却没有政治的自觉，或者故意掩盖政治实践的政治性；“去文学化的文学”就是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却没有意识形态的自觉，或者故意掩盖文学实践的意识形态特征。其实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这种退变，只不过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个表现方面而已。当然，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位置的变化、重要性的降低，文学本身的退变，似乎已经不再有以前那样严重的后果了。现在，或许我们不必要再像以前那样看重文学以及文学的变化，也可以不必再为文学失去了以前的精神而痛心疾首。但无论我们的文学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为我们曾经有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那种文学实践而感到骄傲，毕竟正是由于有了它，才有了现在的我们，也毕竟它与我们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挣扎血肉相连。
徐志伟：作为文学批评（研究）的从业人员，当我们和社会、社会运动、社会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怎么样跟目前的这种学院制度保持一种紧张关系？怎样利用它而不是被它纳入到一个知识生产体系里面？
吴志峰：从事任何职业的人，甚至是无职业的人，既然他并非生活在想像的“象牙塔”里，就必然与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关系。所以我们甚至不能说：“当我们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就生活于社会当中，根本就不存在“当我们不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所以，我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学批评者或研究者，当我们面对具体的社会运动或社会事件时，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说实话，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社会运动，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社会事件，我们是不是都能一一“采取”某种方式去面对呢？我看有时候，我们或许只能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面对吧，那就是旁观者的“听之任之”。但作为文学批评或研究者，我们又显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去面对某些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社会运动或事件：一种就是作为一个有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专业（当然不只是指“法定”的专业）知识去进行描述、解释甚至干预；另一种就是完全作为普通社会一员的方式，在具体的运动或事件中选择自己的立场，进行评论或直接参与活动。但我看，知识分子最大的作为，一般情况下当然应该是在“知识”方面，如果不能以知识的方式，而只会以普通人的方式去应对现实，那就是他最大的失职。可惜的是，目前我们中国有太多的只会以普通人的方式不加选择地去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作道德批评的知识分子，却很少有真正有效的知识介入。不过这也难怪，对社会事件作道德化的批评，总是要比对之进行理论分析和批评来得容易得多。[NextPage]
但什么是我们的“专业知识”呢？我们的“知识”难道必须与某种“法定”的专业相对应才具有合法性吗？这就关涉到你谈到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了。我们现在的“专业划分”，是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并以目前的学院体制为保障而顽固地维持着其统治地位。在现代学术意识形态统治之下，本来从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中来，并与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有着互动关系的难以完全区隔开来的知识，却被以一种既定而僵化的标准划分开来，并且似乎每种“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既与其它专业无关，也与现实生活无关的独立的知识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知识生产”：以论文或专著形式存在的“知识”似乎越来越多（早就已经“供大于求”了），但我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知识财富”。但如果说这种知识生产早就已经“供大于求”的话，那只是因为它所供应的知识，从来就不是我们为了认识并改造这个社会所真正需要的知识。
关于我们目前的学院体制，已经有太多的批评。我对自己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也深感苦恼。但正如你所说的，如果我们目前无法拒绝它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它，而不是被它所利用。而要想利用它，我想，就必须有更广大的关怀，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生产工作与社会现实的终极联系，必须时刻对自己的知识前提进行反思。毫无疑问，我们好歹要在学院里讨饭吃，但靠生产一种连自己也不知道其性质是什么，且对社会进步毫无益处的“知识”而获得奖金，无论如何都是对知识的亵渎，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背叛。
徐志伟：你觉得个人经验在文学批评中应该如何放置？你如何看待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的通约性和不可通性？
吴志峰：我觉得无论我们主观上想怎么处置个人经验，它们都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这是无法逃避的，正如我们无法绕过历史而谈论现在，只不过，为了更好地谈论现在，我们就必须了解集体的历史即集体的经验，而不只是个人的经验。所以，你提的这两个问题确实有很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应该”如何处理个人经验呢？我想，应该是既重视个人经验，又不被个人经验所局限吧。当然，这是一个特别“中庸”的回答，但作这样的回答是容易的，真正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了。很显然，当我们进行批评实践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洛克式的“白板”，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来说，都是如此。那些自以为已经超越了一切“理论偏见”的批评家，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偏见”一无所知罢了；那些自称摆脱了所有个人经验影响的批评家，只不过对自己的经验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相反，我觉得在进行批评实践之前，必须对我们自己的理论有非常清醒的意识，必须对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有非常自觉的整理和反思。在整理和反思的基础上，将我们的个人经验与自己的阅读和批评结合起来，参与到知识的反思和批评实践中去，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思考与批评吧。如果不带入个人经验，我们的文学批评很容易会变成与自己没有切肤之痛的“超然的”从而也是“轻飘飘的”一堆话语，这样的文学批评可能在形式上非常漂亮，但从那里面，你看不出作者心灵深处的“喜、怒、哀、乐”。鲁迅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没有自己真切的“喜、怒、哀、乐”的批评家，恐怕也是“伪士”之一种吧。但是，既然是“个人的”经验，又总难免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在阅读（包括理论的阅读）中，不断发现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经验的相通之处，根据理论和他人的经验，去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定位自己的经验，从而重新理解自己的经验，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其实在我看来，在整理与反思之前，存在的都只是个人经验，所谓的集体经验，是对许多个人经验进行整理和反思的结果。集体经验并不是先在并外在于个人经验的某种经验，它就是对诸多个人经验进行整理和反思之后所提炼出来的那些经验，正如“人民”并不是先在并外在于每个劳动者的某种人，“人民”就是被某种理想所召唤而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的那些劳动者。不过，如何整理与反思个人经验，又受到理论和他人经验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必须重视自己的个人经验，也必须重视所有其他个体的个人经验，在以当前的理论去整理并反思这些经验的同时，又用这些经验去检验甚至修正原有的理论。正如任何阅读和阐释一样，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永远无法彻底完成的过程，正如“人民”永远不是一个固定的集体，而是朝着某个不断修正的目标不断分化又不断凝结起来的无数的人们。我之所以两次以“人民”来作比，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在我看来，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就是要通过感性的和理性的文化实践，把“个人经验”上升为“集体经验”，从而将无数的个体召唤成“人民”。我特别喜欢张广天的一首歌，那首歌的歌词特别好：“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在大地的黑暗里；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分散的无数个人的经验，就像是黑暗里孤独的个人，只有将这些个人的经验化为集体的经验，也就是将无数分散的个人以某种方式召唤成“人民”，个人才能得到净化和升华，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把我们的世界改造得更好。文学和文学批评如果必须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的话，我希望它们就是这样的。
徐志伟：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在今天，哪些现实问题构成了你做文学批评的基本动力？
吴志峰：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自己现在并不生活在“黄金世界”之中，但却有人说“历史已经终结了”，这就让我特别难以接受。如果说，我们生存于期间的这个世界，我们生活于期中的中国社会，还有无数人为的不公，人为的苦难，那么，你凭什么说历史就到此为止了，不能改变了？人们又凭什么会接受这种说法？我个人觉得，面对那么多的苦难与不公，许多人却能安然处之，当然一方面可能由于人们的感觉迟顿，由于人们的感觉不能“相通”，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特别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我们的感觉无法与人“相通”，而在于我们当前的“感觉结构”是成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用于感觉世界的理论前提是成问题的。为什么我们当代人的感觉结构会成为这个样子，这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个理论问题。就中国当前的具体现实来说，我又特别关心中国的城乡问题。我生长在农村，后来又一直在城市求学、工作，但父母和其他亲人都还在乡村，自己每年也要回家乡一两次。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感觉到城市与乡村既处于同一个世界中，又处于不同的世界中。这种经验让我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它们过去的关系是什么？将来又会怎么样？城市与乡村的不对等地位与当前社会的不公和苦难有什么样的联系？当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他们的意识状况，与当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总之，如果说有什么现实问题构成我进行学习和批评的基本动力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问题：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却又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中？
（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