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旻

　　采访人：陈晓旻

　　被访人：莫言

　　陈晓旻：这部《皆大欢喜》是以历史上奉化布袋和尚为原型创作的，也是弥勒佛的形象来源，首先想请您谈谈对它的感受。

　　莫言：最近一个月内我两次来到宁波奉化，感受到了露天的弥勒大佛庄严的震撼和宗教的力量。在弥勒佛的边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副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看起来非常浅显，但是寓意深刻。这副妙联从弥勒的形象特点着笔，告诉人们，为人处事，既要宽容大度，胸襟开阔，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但待人要分寸有当，只“笑世间可笑之人”。它不同于一般庙宇楹联虔颂神佛的传统程式，而是注入了现实生活的内容，语言诙谐、蕴含哲理，既有平等、奉献精神，还有包容，并独具幽默。

　　陈晓旻：以和尚为题材的片子并不多，要拍好也不容易，但是比如像《西游记》、《济公》还是让人很难忘，《皆大欢喜》的定位怎样？

　　莫言：这个题材能够打动观众的、吸引观众的要素，首先要把历史上的布袋和尚当成一个普通人，其次是一个某种身份的人，但又高于一般的人，有人的气息和个性，又有某些超出常人的境界。布袋和尚最初也是个普通的佛家子弟，经过艰苦卓绝的修行，才上升到佛，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也是精神境界飞跃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人精神的一种提升和引导。

　　所以，要拍好这个片子剧本是很关键的，龚应恬是个很出色也很聪慧的编剧，对人性和人的情感有丰富的洞察力，不了解人怎么能了解佛呢？进入“佛界”首先要对人间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对于我来说，能够有机会跟这么好的编剧，以及优秀的导演尹力，和长得很有佛相的演员吴军等一起合作创作这么一部作品，本身是一件很有缘分的事情，所以我希望《皆大欢喜》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

　　陈晓旻：您这次担纲的是该片的文化顾问，从文化的角度看，这部片子会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追寻和反思吗？

　　莫言：从道理上来说可以如此。因为其中的奉献、包容、幽默感也是现实生活中所必须的，对精神有指导作用，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髓是一致的。人生的诸多痛苦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欲念太多，尤其对于物质的要求，其实适当地给生命做减法，或者把超出需要的物质财富用来做慈善，也许我们的心态会好很多。

　　同样，生命个体纠集于一些矛盾或者所谓的仇人、敌人无法放下，就会产生痛苦、怨恨，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者从自身找原因，也许就容易理解和谅解。每个人，如果都能多些包容和宽容，生命就会快乐从容很多。大到每个利益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能做到和而不同，相互包容，就能够产生和谐、和平，这也和儒学精神一致的。

　　幽默感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它是处理精神与物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智慧而通达的方式。

　　陈晓旻：您之前的小说大多是很有分量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影视剧一般还是偏娱乐的，从写小说到写剧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莫言：我最早写剧本是在部队的时候，大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吧，写了个反映运动员的电视剧：《捍卫军旗之战》，不过比较受意识形态的限制，所以没有什么影响。后来因为张艺谋对《红高粱》的拍摄，我把《红高粱》前面的两章改编成了电影，也许因此获了些奖比较受关注吧。后来把《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成《幸福时光》就乏善可陈了，这个片子改动很大。其他当然还有些，像《红树林》、《暖》，话剧《霸王别姬》与《我们的荆轲》等。我觉得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千万不要考虑影视的问题，尤其不能为了吸引导演的眼光来牺牲小说的艺术。

　　陈晓旻：最初的转换有难度吗？有人说影视剧要画面来说明问题，每个镜头都是画面，是综合艺术，而小说是个人艺术，是纯文字艺术，您同意吗？

　　莫言：难度当然有。小说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成功的小说家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的文体，这是对自己民族语言发展的一种贡献。同时，还要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个性化、典型化、立体化。

　　而剧本的画面感需要动作、对话等来实现，一个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已经有了画面感，否则写出来很难让导演拍摄、让演员表演。

　　剧本需要镜头意识、场面意识，这是需要另一种能力的，所以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个好的编剧。

　　陈晓旻：近年来，影视剧一定程度上正在取代小说的部分社会功能，给大众提供文化消费的同时，也部分地承担着影响大众的社会价值。如今最受关注的影视剧都非常写实，如《蜗居》、《手机》等，您对这种趋向怎么看？

　　莫言：确实如此。这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科技的进步，影视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优势，这是小说无法达到的。我们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看：从最早的民歌那样的古诗体，到后来的七言、五言绝句等，再到长短句、词，然后戏剧、小说，它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艺术样式慢慢不能适应人们情感表达的需要而出现新的艺术样式，任何一种新的刚出现一定是代表大众的俗文化，然后又在发展中变成了“高雅”，并被更新的替代。现在影视剧正处于繁荣阶段，但谁也无法估测将来会有什么新的艺术样式来替代它。

　　说到趋向，我认为好的小说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大家都说好，但人人都读不了的；还有一种是与影视剧相结合，能够雅俗共赏的，被大众广泛接受的。

　　陈晓旻：说到小说的处境，最近韩寒的《独唱团》一面市就极其火爆，您觉得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文学的另一种生存途径和前景？

　　莫言：我没有看过他的《独唱团》，所以不好做评价。但是热必然有它热的理由，同样是文学，时代、生活、作者、读者人群都变了，每一代作家都有每代作家自己的写作风格，都有自己的创作资源，也有自己的读者群。

　　但从整体来看，传统小说受新媒体的冲击太大了！我只是希望传统小说，能够撑得久一点。新世纪10年的中国文学就像中国足球，每个人都想上去踹两脚，可是作家却像球员那样，自我感觉还很不错。现在文坛的乱象丛生或许是好事，乱就说明旧的秩序在瓦解。春秋时代奉行周礼，所以波澜不惊，到了战国，周礼被打破，才有了伟大的百家争鸣。我们就处于文学的战国时代。

　　陈晓旻：韩寒说文学代表了一种理想，您赞同吗？

　　莫言：我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对现实世界的剖析。但它只是正确的解释的一种。

　　陈晓旻：您曾经说过文学是一种对现实悲愤的抵抗，您的作品大红大绿大仇大恨大喜大悲被浓墨重彩涂抹得淋漓尽致也源于此吗？[NextPage]

　　莫言：作家确实可以被现实刺激激发创作的热情，或者从遥远的故事中找到素材。但回过头看自己的很多小说，还是没有被愤怒的情绪所淹没，而是把故事移到了熟悉的环境中，比如我自己生活过的小村庄，自己熟悉的人物身上，这种真实感可以让我对人物和场景把握得更为准确。

　　一个作家对现实的关注，最基本的是出于对人性和道德的要求。比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主流应该是写抗战文学，而张爱玲却写了很多当时被称为“汉奸文学”的作品，可是岁月淘洗下，最后却留了下来。所以作家对于现实的表现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离社会的矛盾焦点远些、隐晦些的。有时，表现出来的某些风格可能是语言本身导致的。

　　其实，过分强烈的情绪会伤害小说的肌理，有时直接的未必有最佳的艺术感染力，反而留恋和批判之间的暧昧更是小说的迷人之处，当然这话的前提是站在人的立场、符合人性的立场上。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