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迅

    采访人：江迅

    被访人：张炜

    山东作家张炜4月1日在香港写了封信给国家图书馆：“作家出版社决定将这套编号为2010的书赠存国家图书馆，是一种极具深意的，真挚而庄重的表达。这部书凝聚了二十二年的劳动，它即将成为国家图书馆中的‘沧海一粟’，我十分欣慰，也深感荣幸。我因为身在境外，不能前去参加赠书仪式，现在仅以这封短简，说出我对作家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一片敬意……”

    目前身为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作家的张炜，3月推出被评论界称为“中外小说史上最长的纯文学小说”《你在高原》。用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的话说，这部小说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坛三个“第一”：第一部长达三十九卷、十单元（十册）的文学作品；第一部四百五十万字一次性推出的鸿篇巨制；第一部用了二十二年沉下心打磨而不间断创作的作品。

    《你在高原》的十个单元是一整部，是完整的大故事，它们是：《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这部巨著书写“50后”（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心灵史，深入腠理地追溯一个东方大国在整整百年的艰难转型，被评论界称为“一部足踏大地之书，一部行走之书，一部时代的伟大记录”。在这场费时二十二年的文学“马拉松”中，他凭惊人毅力跑到了最后。

    《你在高原》付梓出版，张炜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他顿时显得轻松了，于是来香港浸会大学驻校两个月。他的演讲和座谈会多达十多场，以下是4月上旬张炜接受采访的摘要。

    “50后”的心灵史

    江迅：《你在高原》被视为“行走之书”，作品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你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

    张炜：可以从三个层面说。第一层面，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我小时候，身边就是母亲和外祖母，她们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那是龙口湾，渤海湾的一个小港湾。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都很好奇，印象特别深，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就想自己将来也能干那样的工作。不过，后来考大学，我却考了“师范”，但一种情结却留下了，我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事。

    江迅：那么第二层面呢？

    张炜：是受一个事件的影响。书中的主人公叫宁伽，他是生活中的原型，是我的挚友，是知识分子的孩子。80年代初，宁伽这批年轻人特别热衷辩论，他们读很多古今中外的书，谈理想，谈抱负，有过一场关于理想和精神的大讨论。那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批人。当年，我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后来我身边的几个朋友辞了职，带着帐篷，抱着地理地质方面的数据，出走去了很多地方，志向远大。但我没有走成。那是商业化、物质化年代正热的时期。后来，他们中间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经商了。1993年也有一场为期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所谓“二张二王”之争，把我和张承志“二张”，对王蒙、王朔“二王”，人们拿我的文章和作品做例子，其实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参与写过一篇文章。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写他们成了一种责任。还有第三个层面，为什么选择写地质呢？因为地质的思维材料更结实，植物学、土壤学、岩石、动物、山脉、河流，现在的文学，虚幻的东西多了。因此我选择主人公是地质工作者。

    江迅：听说你为了写这部巨著，行走了不少地方？

    张炜：为了写宁伽他们，我沿着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抵达那个广大区域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除了非洲，日韩、欧美，东南亚，我也都去了，这就不失全面，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欧洲、东南亚社会状况和情节，这么大的框架，在这样的时间的跨度、地域的跨度，没有这种人种的比较，文化的比较，经济状况的比较，制度的比较，很难深刻理解宁伽这一拨人在转型期五花八门的行为和思维。

    江迅：你说有一种责任写50年代前后出生的那批人，怎么理解？

    张炜：这部作品浓彩重墨放在195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批人经历了多少事，挨饿、反右、“文革”、中国转型、改革开放，文学复兴，理想讨论，商业化物质化，这拨人说保守，却比上一代人开放得多，说不保守，又干不了60后、70后的事。他们承担得多，分化得也厉害，紧紧抓住这拨人写，太重要了。我自己身上的弱点，不停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我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作为一个个体，我的优点和弱点在哪儿，就要严厉地对自己做出追究和批判。这部作品另一个浓彩重墨的是写了一个所谓“我”（宁伽）的家族的故事，一百年历史，中国的转型不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至少需要追溯百年才能稍稍做出评判，对人生做出探讨。

    不为读者写作

    江迅：全书四百五十万字，有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

    张炜：我不是一个以大为美的人。写这部作品，是1988年起步的，之前发表作品很多年了，《古船》等获奖不少，但我总觉得内心巨大的压力和张力没有释放，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方面的探索，都还没有掀开盖子。原来写了五百六十多万字，后来一再修改压缩。我原先的构想，十多万字一卷，分成三十九卷，每一卷读起来就轻松了，每一卷都有小故事，三十九卷汇总成一个大故事，是一整部，主人公就是这一拨人。出版社出于技术处理，出成十个单元十册，每册五十万字左右，这样也可以读。我写作，基本不考虑读者，讨好读者而过分考虑市场，写出的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这话或许有点极端。但为读者去写，作家必然做出很多妥协。

    江迅：怎么理解为读者写作，作家要做出很多妥协？

    张炜：我实在不是为读者写作，更不是为大众写作。究竟为谁写作，我慢慢才想明白，我是在为遥远的“我”写作，写作时总觉得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我”在看着我，我的写作要让那另一个“我”满意。这说法虽有点玄虚，有点禅味，但这样表述比较准确，就是为了苛刻的另一个“我”而写作，这才是真正生命个体的创作。如果都为争取读者写作，在艺术手法和精神层面，你就会有很多妥协，要受商业化市场、口碑、评论家的束缚，以便达成共识，那别人也可以这样写。如果为了苛刻的“我”、遥远的“我”去写，是别人不可取代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套书完全是自己巨大的内心宣泄，是否能出版，我都不去考虑。不为任何人写作，只是把自己的心绪释放出来，人活一辈子不能委屈那个苛刻的“我”。为他写作是最高境界。

    江迅：四百五十万字，要前后修改，很难驾驭吧？

    张炜：原先是想花十年时间，写完就四十岁。1990年发生一次车祸，胸膜和肋膜医生没处理好，前后住了三次医院，最长的一次三个月，出院后写作速度就慢了。写这部书，劳动量太大，需处理的问题多得不可想象。我是很爱惜自己的，作品要过我张炜的水平线才会拿出去。我用笔写完，大姐帮我计算机打字，我在计算机上一改再改。我眼睛出了问题，最初是五号字，后来小四号字、四号，最后改完是三号字，放大了看，眼睛才舒服。伤筋动骨地改，每一部都有四五次，一般的改动，每一部也有几十次。打印一遍稿纸一大摞，复印几十份，让一些能讲真话的哥们读，约他们喝茶，让他们谈看法，他们都把书稿往死里砸，我记下他们的意见，不马上改，沉积过后回头改，有时都过去四五年了。前后那么长时间，作家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道德激情，情感真纯。这些一旦降低，作品艺术的含量就不行了。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