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麻晓东

    受访人：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记者：您从2003年开始，已连续6次以提案、建议的方式提出“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日），推进全民阅读的建议”，今年您是否仍会有这方面的提案提交？该提案的落实进展情况如何？
   
    朱永新∶应该说，从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2008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以来，我一直没有放弃推进全民阅读、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呼吁。去年两会期间，我继续提出了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建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征求了中宣部、文化部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均表示赞同，认为此举有利于保证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
   
    但是，总署在答复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发布的《关于节日、纪念日、活动日设立程序的通知》（厅字[2001]16号）要求∶“设立节日、纪念日、活动日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要从严控制；没有特殊需要，今后不再增加设立”；“设立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全国性节日、纪念日、活动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决定”。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准备继续协商中宣部、国务院法制办等相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正式向国务院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的申请，争取早日进入相关部门工作程序。在国家正式批准设立“国家阅读节”之前，将继续扩大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社会影响，推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呼吁，基本达成了共识。目前的关键是国务院法制办。
   
    今年，我还会继续为阅读鼓与呼，准备提出3～4个与阅读有关的建议，如“关于把孔子诞辰日作为国家阅读节的建议”、“关于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建议”、“关于建立国家阅读基金的建议”等。
   
    记者：近几年来，政府、学者、媒体等其实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全民阅读，“4·23”世界读书日也越来越多地为公众所关注，但在应试升学、工作绩效等现实压力及新媒体冲击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公众似乎仍难以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您认为如果真正设立国家阅读节能否对现状有所改观？[NextPage]
    
    朱永新：我认为，有阅读节肯定比没有要好。按照惯例，凡是式微了、不受重视了，或者濒危了，就必须通过什么什么“日”或者什么什么“节”来提醒甚至警示。也有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事件或者人物。近几年批准的“航海节”和“文化遗产保护日”，就有这样的意义。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设立阅读节非常必要。因为阅读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能够帮助唤醒民众的阅读意识。而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设定为阅读日，还可以唤起国民对中华文化之根的关注，一举两得。也许，设定一个节日可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形式主义的做法。但对于阅读来说，有形式比没有形式要好，读了比不读要好。阅读节是首先应该有，然后才是做深、做实的问题。我们强调的不在于是否走了形式主义，而是把阅读当回事，唤起危机意识，让阅读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这才是最关键的。
   
    记者：现在国内每年的出版物数量都在十余万种以上，很多读者在书店内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图书都难免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您对此有何建议？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选择图书的？
   
    朱永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的图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良莠不齐。怎么选择好的图书，不仅是普通读者的问题，甚至对于相对专业的人，也有许多麻烦。我们没有独立书评人制度，一部分评论是出版商组织的以“吹捧”、推销为主要目的的商业行为；一部分是学者、作者之间的互相吹捧和“支持”。一些报刊的排名榜也是被商业利益控制的，甚至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书目。在书目的确立中，不能有任何商业目的，不允许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我想强调的是推荐书目需要独立书评人。这一点，在我们的阅读圈内基本上也是发育不良的，独立书评人的生存环境、空间并不大。
   
    我们新教育实验的专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书目研究，曾经推出了《新世纪教育文库》400种，其中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教师各100种。在实践中，我们又逐步完善，提出了“毛虫与蝴蝶”的儿童阶梯阅读，其中为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各推荐了12本文学著作，我们逐步继续推荐科学、人文图书各12种，形成一个完整的新教育儿童书包。但是由于人才与经费的缺乏以及与出版社打交道的困难，这一项工作进展不快。
   
    其实，中国自古就非常重视书目的推荐，如张之洞的《答书目问》就是很好的书目推荐。美国政府也组织专家为小学生、中学生推荐了必读书目，把那些最重要的推荐给孩子。所以，我曾经自告奋勇地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组织专家尽快研究我国的学生推荐书目。我们的学生不经过指导，是不可能从那些汗牛充栋的著作中间，挑选出最适合他们阅读的图书的。
   
    记者：我们一直比较关注国内科普著作的出版情况，而国内的科普原创市场目前并不理想，并且目前国内图书创作愈加呈现出文学与科学的鸿沟，对此现象您有何看法？
   
    朱永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健全的个体成熟心智的有机部分。现在，人们习惯于快餐式阅读，所以相对来说“文学”的作品远远多于科学的作品。之所以给文学的作品加了引号，因为许多并不是真正的文学。
   
    与教科书的编写一样，国际上有许多专门编写教科书的一流学者，他们不断学习新知、修订教材，为学生们提供最好的学习读本，许多人终身以此为业。但是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不承认教科书的科研成果，所以没有科学家愿意认真沉下心来编写教材。大部分教科书是各个大学互相合作，共同采用，结果是坑了学生。我近年来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组织引进了一套《海外教育科学精品教材》，基本包括了教育学、心理学两个学科的国际主流教材，我们发现，我们与国际上的教科书差距在十年以上。人家一本好的教材可以修订几十次，几代人不断耕耘完善。
   
    所以，对于科普作品，我们也需要一批有理想、负责任的作家，全身心地投入。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