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伟宁

    的哥成线索来源

    记：为了写《打黑》，据说你去年下半年曾来重庆“卧底”，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实地采访，积累了不少素材？

    许：我去年9月20日到的重庆，和另两位朋友一起，待了近2个月。住在沙坪坝一家宾馆。当时重庆打黑已进入攻坚阶段，截至8月底，重庆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被捕，打黑仍在高温中。我们先后包了8辆出租车，每辆用一天，一是到曾经黑恶势力开的夜总会等场地和黎强等团伙的大本营去察看，另一个就是让出租车司机找一些了解情况的市民，跟我们座谈。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几乎新闻中报道出来的地点，都要去看一看，目的就是想增加一些直观感受。说实话，看到曾经风光红火的经营场所，人去楼空，有些甚至关了门，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记：你的采访主要是民间渠道是吧？

    许：当时要从官方了解太多内容几乎不太可能，比起同时到重庆来挖料的记者，我只是一个自由作家，连单位开具的身份证明都没有。所以我决定调整思路，搞民间走访，出租车司机是我走访最多的一个群体。

    记：的哥的姐有没有提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许：我记得有一位师傅，48岁，是我们雇的第二个司机。当我们要他拉我们到黎强曾经经营的“鱼朝线”（编者注：鱼洞到朝天门线）去转转，他死活不去。后来我们才知，他就是当年被黎强强行收购的车主之一。黎强借“油改气”逼车主们签订车辆报废合同，他是其中一员。当时一共报废了38辆车，就有他一辆。后来他去上访，刚到渝强公司门口就被打手打了，在家休养了近一年。三个月前才在以前一位司机好友的帮忙下，租了现在这辆车来开。

    去年10月18日，那的哥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激动地说要请我们吃火锅。那晚我们在中山三路一家小火锅店吃饭，他含泪给我们讲了他当年的遭遇，还说前几天不敢带我们去，是对这次打黑行动没信心，怕将来这帮人出来日子会更不好过。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怕了，老李憨憨一笑，拿出厚厚一沓报纸，上面全是有关重庆打黑的新闻。老李指着一张印有黎强照片的报纸说：“哪能想到，他会落成这个样子，想不到啊，想不到。”然后就哭了。　 

    记：在你的小说《打黑》中，东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高安河是一个重要角色，无论是从身份还是人物故事上，都与重庆的文强很相似，他是不是就是人物原型？

    许：我只能这样说，文强这个角色，引发了我无数思考，从一个打黑英雄、全国非常有名的公安局长，蜕变成了一个败类、一个黑势力的保护伞，我认为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不担心安全问题

    记：你以前写了一系列的反腐小说，为什么这次要转向打黑？

    许：反腐跟打黑从本质上讲是一回事，在早期的《政法委书记》中，我就写到了公检法系统的腐败；去年出版的《黑手》，也是写地产商涉黑；所以说对打黑这一题材，我不是第一次介入，而是一直在写。

    记：最近涉黑的书在市场上很火，比如孔二狗写的《东北黑道往事》，你怎么看此类现象？

    许：“黑社会”题材在图书市场的走俏，根本原因是隐藏在改革背后的诸多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是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另外读者都有窥秘心理，想透过小说看到官场鲜为人知的一面。

    记：写出这样一部小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会不会担心安全问题？

    许：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我们在报摊做调查，当天的报纸一出来就被抢光，卖报纸的老王告诉我，他卖了十几年报纸，从没像现在这么抢手，说明百姓对打黑的关注。

    至于安全问题，我想起那晚那的哥师傅拒不让我们埋单，他说他很高兴，说着还流出了热泪。这一行泪，里面藏着太多东西。我自己写这部作品时也有类似的担忧，怕揭露太深对自己的安全招来威胁，但作为作家，责任所在，这本书我还是按自己最初的构思写了。

    记：写了这么多“涉黑”的书，你对打黑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许：中国打黑绝不是从重庆开始的，也不会在重庆结束。打黑绝不能图一时之快，要长抓久治，方能让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有病要早医，不要等癌细胞恶化了，再动手术刀，虽然管用，但它永远治不了本。黑道是没有出口的，黑道更没有彼岸。

    中国足球自去年刮起扫黑风暴之后，书市扫黑风也越刮越猛，《中国足球内幕》、《球事儿》等一批畅销书，以闪电般的速度抢占了大众眼球。如今，这股“黑书”热又盯上了重庆打黑，日前，以写《政法委书记》等系列官场小说为读者熟知的甘肃作家许开祯，在几番来渝实地采访后，推出了聚焦重庆打黑内幕的小说，名字就叫《打黑》。昨天，趁着本书上市之际，本报记者对许开祯进行了独家专访，来了一次刨“黑”问底。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