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商凝瑶

    笔者：《蛙》是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为背景的，但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乡村生育观念纪实般的呈现，看不到“拥护”或“质疑”。你是让读者找答案吗？

    莫言：从国家利益来讲，不搞“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把历史往前延伸，我们本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但在上个世纪初，人口问题几起几落，最后导致了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控制人口。它是一把双刃剑——站在任何角度都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对于个人来讲是一场悲剧。

    笔者：《蛙》中的人物都很鲜活生动，就像生活在身边的甲乙丙丁，请谈谈具体原型？

    莫言：在《红高粱》里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在《蛙》里没有了。《蛙》的特点是：我一直保持着冷静。这本小说中，“蝌蚪”身上有许多我自己的影子。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在部队里迫于政策的要求领了独生子女证。当时家里的老人都是不同意的，但是为了集体荣誉和个人前途还是违背了自己想多生孩子的愿望。

    笔者：《红高粱》时代是艺术高峰，《檀香刑》是技术高峰吧？当时记得你说，“残酷的细节是为了给那些养尊处优的中产阶层一点颜色看看，触痛他们麻木的神经”。现在写作的动机和创作状态有转变吗？

    莫言：把触痛中产阶层作为我的一个写作目的，我觉得这个目的太短见了。这本书的创作动机是想把“姑姑”这个人写出来，另外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虚伪性写出来。书中的“蝌蚪”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掩盖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姑姑”则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人的丰富性、灵魂的复杂性。所以，我说这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

    笔者：你的作品一直有救赎思想，这一部可能更重。你认为文学一定要有救赎思想吗？

    莫言：《蛙》这本书的台湾版序言里我说：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过去，无论是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着放大镜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探查自己的内心深处，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罪或者有犯罪的可能。我的结论是：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刽子手，每个人也都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作为一个作家，要对十恶不赦的恶棍报以同情，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使他成为恶棍——也许他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结果成了一个恶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吗？这让我想起去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一场校园枪击案。一个韩国学生杀死了30多个无辜的生命，在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死难者的家属没有忘记给这个杀人的韩国学生也点燃一个蜡烛，因为他也是一个悲剧。然而在我们的观念里，杀人者应该千刀万剐，有什么好同情的！但是，那些死难者的父母亲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达到这样一个认识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不要把宽容、悲悯作为喊在嘴里的口号、拿在手里的板砖。

    笔者：你说《蛙》就是一个孤独的山峰，请解释。

    莫言：《蛙》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一块地方——对生命的感触。当初我们因为要升官，本来可以生二胎（我妻子当时是农村户口，完全可以生二胎），但是我就是“觉悟”太高了。这本书让我最满意的地方是“姑姑”这个人物写活了，遗憾的是篇幅有些短，可以写得再从容一点。

    笔者：你请郭敬明助阵，与张悦然对话，是否有争取“80后”读者之意？

    莫言：我愿意和“80后”沟通，是因为我女儿也是“80后”。我们之间有很多话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而不是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有代沟。尽管“80后”有很多语言讲得很扎刺，但我们很多观念也是一致的。 [NextPage]

    笔者：现在骂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远比作家时髦，你的态度是“独善其身”、“自行其是”，还是“隔岸观火”或“重在参与”？

    莫言：我觉得骂人是自由的。骂人者往往是打着一个最耀眼的旗帜，用自由的口号、砖头乱拍他人，最后就变成一种绑架。你是个斗士，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成为斗士。你可以就一个社会问题骂人，但是应该允许别人沉默——沉默也是一种自由，不能要求别人像你一样慷慨激昂，批评别人，批判社会，这本身也是一种对别人的侵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否则，口口声声标榜自由，其结果是在伤害自由。

    我觉得作家应该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也是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提出的一个看法，当然也遭到一些批评。我想很多作家是不善于在公共场所发言的，也许不是没有这个胆量，而是没有这个习惯。不能因为这个人在哪个问题上没有表态、没有发言就一棍子把他打到地狱里面去。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把人生观点、价值观念、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放到小说里去。这样产生的效应，我想，一点也不亚于站在一个场合振臂一呼。我可以举个例子，鲁迅当年确实对社会发表了很多批评，沈从文就没有像鲁迅那样做，现在谁能否定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张爱玲在抗战时一夜成名，当时有很多人诟病，说她是“汉奸文学”。但过了几十年后她的文学还在。她的作品不是还能掀起一个又一个的热潮吗？例如前一段很火的《小团圆》。

    笔者：有些言情、市井小说卖得好。评论家说很聪明地以“为市场写作”、“为文学史写作”区别他们。你怎么看？

    莫言：我觉得文学第一应该是多样化的，第二应该是无害的。你要让所有的人都成为鲁迅，这不是也很可怕吗？中国有一个鲁迅就够了，假如现在有一万个鲁迅，也是一场灾难。而且这个所谓的“文学史作家”也没必要沾沾自喜。文学史还没有写完，当下的文学史现在写是不算数的，应该过五十年以后再写。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