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勒·克莱齐奥
时隔两年后，法国人勒·克莱齐奥再次来到中国北京，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还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穿着不合时宜的咖啡色凉鞋，还是那么少言寡语。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顶着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辉造访，跟在身后的是略让他不安的相机镜头——而在两年前，他的到来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他还是他。在一场媒体见面会结束之后，勒·克莱齐奥在一桌湘菜前接受了记者专访。
“萨特、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曾经作为政治的代言人，他们是行动者，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振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他说。
勒·克莱齐奥是那样低调，低调得在获得诺奖之后连法国媒体也很难逮到他。谁知道他又在非洲、拉美或者太平洋上的哪个世界角落？今年4月来中国的计划，也因为一时找不到他的行踪而作罢。
可是，在餐桌上远离了人群和好奇的目光，高大的勒·克莱齐奥立马放松了下来，也不再严肃，有时感觉到自己过于放松，他会开玩笑说：“今天我话太多了。”一个半小时的晚餐，几乎就他一个人在说话。他敞开胸怀谈自己的婚姻、家庭、家族历史，冷不丁还会问你：“结婚了吗？有男／女朋友吗？”还会问：“你们自己做菜吗？我只会做意大利菜，咖喱鸡和蔬菜豆子，下次做给你们吃。”
一桌都是辣菜，因为勒·克莱齐奥喜欢辣，可能是因为长期居住在墨西哥的缘故。这个法国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分子，远离巴黎左岸的调调，远离法国和法语，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变换居住地，世界尽头或者沙漠边缘，都是他一年中短暂居住的地方。勒·克莱齐奥这个姓氏可能就意味着冒险和旅行，他的祖上就是为了逃离大革命来到毛里求斯定居，而眼前的勒·克莱齐奥视自己为毛里求斯人甚于法兰西人。这种不安分与冒险，也体现在4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几乎每一部作品形式、语言都有不同，他厌倦重复自己，哪怕一丁点儿。
谈写作
“我创造的人物是承受历史命运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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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些评论认为你的小说跟新小说派挺像的，但你抗拒这些标签。
勒·克莱齐奥（以下简称勒）：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新小说正流行，我一开始也用新小说的写法写，写着写着我变成了自己的受害者，被自己的作品吞噬，后来我就抗拒新小说派。我的写作不是通过抽象观念，而是实在的生活，这方面从美国作家那里学了不少，美国的写法总是实事求是接近大众。但很多评论家说我，叙述太多，对话太少，没有爱情。有一位评论家说我：“自我隔绝，就像在沙漠里生活一样。”这句话写得还真不错。
记者：你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你所有小说的人物都是边缘小人物。
勒：我很喜欢和那些为生存挣扎的人在一起。我在小说中创造的人物是承受历史命运的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如果要表现勇气，我认为战争轰炸中抚养孩子的妇女更典型，但这些人在历史中并没有留下名字。
记者：除了这些底层边缘人物，你的小说主角都是小孩或老人。
勒：这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形象始终处于期待的状态中，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完全定型。在我平时的阅读中，也更关注描绘这样人物形象的小说家，比如狄更斯，还有塞林格和斯坦贝克，这些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完美的、固定化的形象，这是我个人对这种人物的爱好。我在小说中没有命名，是不希望把小说和现实太紧密联系起来，我尤其怕读者在阅读我小说时把它往异域风情方面靠，其实当中混杂了世界上各个地方的角落，也有纯粹虚构的。
记者：你的小说有很多乌托邦的色彩，比如《乌拉尼亚》，你怎么看“乌托邦”，它是否真的过时了？[NextPage]
勒：我不太相信乌托邦，觉得挺危险的，我见过许多乌托邦覆灭。但乌托邦有好的一面，它让你对未来有希望。在中国，乌托邦也有正面的意义，比如认为知识分子要做体力活的想法。墨西哥的学校就贯彻了这个想法，孩子们要去地里干活，这样他们就明白农民早起劳作的辛苦了，这是从中国学来的。
记者：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勒：文学语言其实是文化，而文化隐藏着事物，文学让内核的东西显现，我希望通过写作展现世界本来的面貌。小说家也是历史学家，用记忆去构造世界。写作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童年的影子、家人、情感……我常常在小说里给家人起一个近似的假名。
写作时知道总有结尾，这是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我会慢慢品味不想写完。写书让时间停滞，创造了另外的时间。在那里，时间永不完结，一切可以重新再来。而要成为作家，你必须要真诚，要自由，要念许多书，要爱生活，要喜欢和人沟通，善于用写作沟通。
记者：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流行的一种写作方式是“他者”写作，赫塔·穆勒是罗马尼亚流亡到德国，你写非洲、南美，今年的龚古尔奖获得者是非洲移民黑人女性，怎么看？[NextPage]
勒：法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如今给这个熔炉添加新活力的是前法国殖民地地区的作家，而在之前法国人经常用蔑视的态度看待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塞泽尔，他用传统法语写作，但又创造了新的节奏感。还有今年的龚古尔奖获奖者玛丽·恩迪亚，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法语文学的大圈子，尽管来自世界不同角落，但这正是法国文化的机遇，法语也不再仅仅是法国人的法语。而在英语文学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特立尼达出生的奈保尔、尼日利亚的索因卡，他俩也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作家都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写作，但又给英语文学注入新的元素。这些作家给法语、英语文学注入新生命力。
谈社会介入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震动。”
记者：其实你在法国文化圈是个异类，不太发出公共言论，反而把这些思考都放进了文学写作中去。
勒：萨特、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曾经作为政治的代言人，他们是行动者，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写作上，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振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我这面鼓不是用来宣战或者宣告的，只是用来敏感反映这个世界的。
记者：那文学和作家的力量在哪里？
勒：文学一直以来都是被工具化的，尽管作家都不想如此但不可避免。文学就是消费品，书籍更是如此。对于作家来说，理想的状态是出于超脱的态度生活在自己的幻境之中。作家的作品只是起到种子的作用，它在读者中间也许会生根发芽。刚过世的列维-斯特劳斯曾向我们展现了印第安人思想的丰富和深刻，相对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的冷静分析，列维展现的是一种同情心，对那些受到威胁的原始民族表现了自己的情感。我希望能追随他，但我还没办法达到他的高度。
记者：你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处于隐居、遁世状态的作家，但你对现代化生活和现代科技一点都不拒斥，反而把很多希望寄托在科技进步上面。
勒：现代性非常复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选择的，如果说我们要逃离现代社会到一个岛上生活，这种说法是很虚伪的。因为实际上，在岛上生活你也会把工业社会的垃圾带过去，所以你无处可逃。另一方面，人类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享受到了现代生活的便利。如果你只想享受便利不愿接受它带来的负面，这就是虚伪。实际上，在人的基因中，就有不断发展的本能，但我们要做的就是试图把发展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我在美国看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影片就是讲述了因为修建大坝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比如，在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公司要在原始森林里面修建一个大坝，但会使当地的因纽克人消亡，也会使生态遭受灭顶之灾，而修大坝的唯一目的是为纽约供电。我们应该行动起来，限制技术进步带来的危害。
记者：那你是否关心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大会？
勒：我是作家不是政客，对哥本哈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但另外一方面我对这个话题又非常感兴趣。我想说的是，如果仅仅靠这些国家元首在会议上就能拯救世界，这真难以想象。气候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实际上它是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而不只是国家之间的事情。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斗，更重要的是看之后人类几代人怎么去行动。我作为作家，只能通过写作来回应这些问题。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