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娟

　　据说，要到斯耐德的家，必须穿越一条汹涌的河，开车深入内华达山脉的丘陵地。站在他亲手用原木一块一块造好的日式房屋前，会被浩瀚的幽寂感震撼：高树蔽了有风的天；风无声地吹着树叶；唯一的声音是斯耐德的母鸡啄地和奔鼠在林间跑跳的声音。

　　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20年，而且没有电，直到太阳能的发现。

　　而此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丽典阁里，他的对面坐着一排踊跃发问的记者。他不太像想象中的样子，不那么仙风道骨，还腆着肚子。面部大把花白的胡子非常醒目，使人忽略笑眯眯的眼睛。谈话间不时迸出幽默感。手指关节粗大，到底是崇尚体力劳动的人，“我喜欢和动物树木为伍工作”。

　　他代表了美国年轻一代诗人在艺术和生活上对自由的追寻：年轻时到处流浪，既隐居在山间当森林火灾瞭望员，也干过水手，又在里德学院念人类学、在伯克利大学研读中日文化，后来去日本，在寺院中参禅学佛。

　　斯耐德常自命为原野的代言人，他要把原野的声音，经由诗歌而让人听到，使大自然的权利受到人的尊重。

　　他被认为是“跨掉一代”的代表，曾和凯鲁亚克生活过几个月，并成为他的书《达摩流浪者》中人物的原型。他获得过诗歌的多种荣誉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波林根奖等。

　　诗就是历史

　　吴娟：你的诗背后都有故事吗？如果有的话，《给中国同志》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你在此诗中提到毛泽东，他也有一些诗词作品，请问你如何评价他的诗？

　　加里·斯耐德：诗就是故事。诗就是历史。我曾经读过一本很有趣的英文书，关于长征的，很有启发。我就写了这首诗。毛泽东在长征时有一个九个袋子的包，每个袋子都装满中国的革命。很小的包，很大的革命，很有意思。我的一个朋友翻译了毛泽东所有的诗，我都读过。

　　关于他的诗，毛泽东曾自己说过（1957年给《诗刊》的信），他能够写旧体诗，但他并不建议其他人也这么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当我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时，有个很棒的老师叫陈世骧，我跟他一起看唐诗。那时我学会阅读中国古诗，因为我会日语。所以我能够理解毛泽东当时写诗是想做什么。如果评价他的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诗写得算好的。

　　吴娟：你觉得一个人能同时是一个真的诗人，又是一个政治家吗？

　　加里·斯耐德：有时候可以。比如苏轼，罗马帝国也有一些例子。

　　吴娟：当代的有没有呢？就是说，一个政治家，他的诗也是很好的，或者说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从事政治也很成功的。

　　加里·斯耐德：没有，但我知道有一些很糟糕的，或者有争议的。有一个诗人，他一生都是斯大林的信奉者，尽管我来自左派家庭，但是我们反对斯大林，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他。他在政府工作时，是驻墨西哥大使，当托洛茨基被暗杀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参与。所以，你们在听历史故事，你们不想错过它，因为你们想记住它，你们想触碰这些历史—中国的历史，20世纪世界的历史，不要一直往前走而忘记了过去。

　　从马克思主义到佛教

　　吴娟：你也曾向往中国的革命，后来又转而学习东方禅宗，成为“大自然的代言人”。

　　加里·斯耐德：你的问题，我必须澄清，我不是从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自然学起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我在华盛顿州的农场长大，我们卖牛奶和鸡蛋，照顾鸡是我的责任，有时候我也照看牛，当时是没有机器的。

　　我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但在文化上，他们认为星期天还是要去教堂。教堂离我们一公里，要走一个半小时。八九岁时，我6个月大的小牛死了，我就问教堂的牧师，小牛会不会去天堂，他说不会。我说，那我就退出啦，我的牛不上天堂，我才不来。

　　当托洛茨基在苏联被审判后，我父母及其朋友就对苏联感到失望。但我父母也不是托派，因为他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凶手，杀了很多人。二战后，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很多人对苏联感到失望，便觉得中国也许会好一点。当时消息不多，所以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好几年，我对中国革命一直抱着开放的态度。但到大跃进时，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之后，我在一本受欢迎的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佛教的文章，它说佛教最重要的伦理是必须尊重所有的生物，不去伤害它们。信仰佛教的人都很“奇怪”吧。几年前，英国发生疯牛病，成千上万头牛被宰杀了，我很关心这个事，就找了所有信佛的朋友，让他们一起来念经超度，我知道除了我没有人会这么做，英国人肯定是不会的。（笑声）我从小跟牛一起长大。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现在佛教徒不少，纽约的佛教徒从1989年开始，每一年都去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时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害的地方，在外面静坐。

　　于是我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当时还有一种革命哲学，就是无政府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一种是非暴力的。我和朋友们都对非暴力的感兴趣。1962或1963年，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论佛教的无政府主义。我写过，一定要负责任，基本上那些还是可以的。

　　后来，西方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得很快，我开始关注环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它说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光合作用，所有的价值都是有机物创造的—通过把阳光转化成纤维或能吃的东西。所以我写了一首诗，我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植物，这首诗的题目是《革命中的革命中的革命》。这是我获得的正确的东西，我们仍然在这方面努力。所有的地方，苏联、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一样忽略了如何使用环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谁能最快更正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能在一个不算极权主义的政府下完成么？

　　吴娟：艾伯特·戈尔（美国前副总统）在环保方面做得怎样？

　　加里·斯耐德：戈尔是一个慢家伙，有点慢。我很欣赏他所做的一切，他做了很棒的工作。当他还是一个议员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这些真的都是必须做的。他是唯一好几年来看到这些问题并努力矫正的议员，当然，即使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解决之道。你知道，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戈尔是做得不错，但他做得太慢了。[NextPage]

　　吴娟：如果人类完全不建设或者不介入自然，这算是环保吗？比如说不用电力，不用太阳能。你为什么会选择在原始森林里居住？

　　加里·斯耐德：这不是选择，而是原来就不用选择。因为那里有更美好的东西，像树木、鲜花、野鹿、熊、 狐狸、野火鸡，还有数不清的鸟儿，1966年我买的那块地太棒了。

　　吴娟：你以前可以忍受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但现在，不用两年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怎么看？

　　加里·斯耐德：我不同意。通过卫星、电脑、网络，我能从我住的地方与你交流。事实上，网络和电脑让生活在任何地方变成可能。联系生意、做生意，你再也不需要住在市中心。在美国，那些做高层次软件和电脑系统的专业人士，都是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被称为孤独的鹰。我现在也是孤独的鹰啊，哈哈。生态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VS乡村的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必须注意到的问题。在城市有生态的生活方式，在乡村也有不生态的生活方式。所以，所有被称为绿色经济的事情都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去发展。现在，你可以开始在城市，过一些比较生态的生活方式，像关掉电灯，特别是在晚上。在大城市晚上照明耗电非常多，而且灯光会变成黄色的烟尘浮在空中。其次，我们需要更多自行车道、人行道，这样就不需要搭公共汽车或是火车。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改变，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虽然我们在个人生活上可以为环保做一些改变，但是整个工业系统的污染才更严重。

　　不要只看到诗歌的美

　　吴娟：你曾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beat）的一员，你有什么想法？

　　加里·斯耐德：确切来说，Beat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称呼了，它不应该被那样对待。在诗歌上，Beat这个名词是用于一种特定的写作。不少人把我和Beat放在一起，我们在写作方式上很不同。

　　吴娟：我所生活的当代中国，是难以寻觅诗意的地方，你能说说在哪些方面出错了吗？

　　加里·斯耐德：我不相信诗会消失。每个地方都有人在写诗，也有人在写不好的诗。诗不是只是美。西方的诗歌一直都跟政治有很直接的关系，有进取性的，有批判性的。这几百年来，欧洲不少诗人认为诗人的主要工作是批判社会。中国诗歌传统很有批判现实的深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现在不少人只看到它的美。所以新一代的诗人应该开始练习一种新的写法，也许是有忌讳的。

　　吴娟：你是怎么受到唐代僧侣诗人寒山的影响？
　　
　　加里·斯耐德：我没有受寒山太多的影响，我只是翻译了他的诗歌而已。

　　吴娟：你翻译了一些中国古诗，我们知道，因为翻译的障碍，阻碍了中国古诗的传播。你对此怎么看，会不会考虑到古诗意思、意境丢失的问题？

　　加里·斯耐德：中国古诗更加音乐化，更有节奏感。你通常都能够翻译一本小说，你甚至都能翻译一个图像。但对于诗歌，翻译时容易失去音乐感，你不能简单地重新生产它，但也不是说不去翻译它。我带来了一个例子以防万一，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在翻译中国诗的时候，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尽量按照中国诗里的节奏、音乐去翻译的。找相对应的英语的重音节来表现。比如这首，张继的《枫桥夜泊》有4行，5个节奏，我会找5个相对应的重音词汇对应。我是照着这种音乐感翻译的。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