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鲁惟一
鲁惟一：简牍为我打开迷人的窗户
从10月底到11月初，由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汉学大会在人大举行。汉学泰斗鲁惟一在大会作了有关董仲舒的发言。在紧张的行程中，这位87岁的长者抽出50分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汉代书简非常吸引我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你将自己的研究集中于汉代？
鲁惟一：我是有意识地决定研究汉代的，我希望研究佛教还没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时期。另外，我也不喜欢研究没有书面文字记载的年代，所以我就选择了汉代。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的？
鲁惟一：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挑选了一批大学生，训练他们破译日本军方密码的能力，我也被选为其中一员。二战结束后，有一个政府机构愿意派我到中国学习六个月的中文。1947年，我来到北京的英国领事馆，馆内的一个汉文秘书给我取了“鲁惟一”这个名字。战事趋于缓和后，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了解到中国文化才是日本的老师时，我把目光投向了汉学。[NextPage]
记者：为什么您会选择钻研简牍？
鲁惟一：我熟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之后，渴望看到最原初的第一手材料，简牍为我打开一扇迷人的窗户。汉朝的那些书简非常吸引我，作为学者，我想看到这个文明不断发生的变化，它的产生和消亡，以及其中的争端，当时人们对什么事情很不满意，对什么事情有些争论。
董仲舒的错误被夸大
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回顾历史，会认为是因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后导致了百家争鸣的消失。你认为这种看法对董仲舒不公平？
鲁惟一：董仲舒的作用被过度夸大了。我也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任何一个朝代或政权，人们总要寻求一种知识或智力层面的支撑，在这个时候，要证明自己或获得一种承认，他们一般都要在历史上找一些很著名的人的观点。就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的声望就被后人树立起来了。在他自己的朝代，他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记者：你怎么解释“百家争鸣”的消失？
鲁惟一：其实，一个法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法家，也要从其他思想派别中吸取营养，就好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跟别的哲学不发生一点关联。也许一直到唐朝，儒家才开始占主要地位。特别是宋朝，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候，文化非常发达，出版了那么多的书，这不能用文化专制主义来描述。相对而言，罗马的帝国时期以及后来的中世纪，文化专制主义更强大。
落足于时代背景说孔子
记者：中国在近代落后，是否与后来的封闭相关？
鲁惟一：我们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好像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比如，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丝绸之路通到了中东地区，有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一直深入到了广州地区。在宋代的时候，个人主义思潮其实是得到发展的。
记者：但是中国当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你对此作何解释？
鲁惟一：英美的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一个富人去世以后，子女要分他的财产，所以没有办法聚集巨大的资本。你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科技的发展，就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中国在1500年以前，在很多地方都领先，后面就不行了。
记者：此次汉学大会，关于儒家伦理的发言很多。你认为儒家伦理到底能为当今世界提供哪些现代价值？
鲁惟一：与孔子有关的观念是仁和义，但是，这些概念必须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看。在汉代，中央集权很强大，从现代民主的概念来看这当然不太好。但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民主这个概念的。另外一个方面，西方有各种法律保护个人的利益，去限制君主的权力，但在汉代文献里，看不到多少关于发展法律的内容，律令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出于官员的意志，儒家的伦理道德则对这些官员的言行有束缚作用。[NextPage]
采访手记
在整个西欧，鲁惟一是唯一一个研究简牍的人，他说：“以前有一位荷兰学者也做这项研究，但他现在已经过世了。我的学生中，也没有人研究这些文献。”简牍，是中国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总称。在大规模使用纸张以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有史学家将中国文明分为简牍时代、卷帙时代和印刷时代，其中的简牍时代前后持续上千年。简牍文字以汉隶为主，但由于书写急促，大多呈篆、隶、草结合状态，连许多中国人都看不懂，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简牍字迹模糊，破损严重。自上世纪60年代，鲁惟一开始涉猎此学，走遍了西欧各国的图书馆，继承和发展了日本的森鹿三首创的居延汉简研究。现在，鲁惟一被国内外学术界评价为“汉简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
鲁惟一，《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主编之一。生于1922年，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博士，曾任剑桥大学东亚系主任，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1945年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20世纪60年代从居延汉简着手开始研究简牍，1963年从英国伦敦大学转至剑桥大学任教至退休。著有《汉代行政记录》、《剑桥中国秦汉史》、《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等。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