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果
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甲子的年份，与此相对应，当然也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政权溃败台湾的第六十个年头。于是，相关主题的书籍纷纷出版，其中最引发轰动与争议，也赢得最大“票房”价值的书，当数旅德华裔著名作家，曾为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时的文化局长，目前正在香港执教的龙应台教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短短的时间里，这本书在台港和海外销售二十多万册，超过龙应台以往所有畅销书，包括最为著名的《野火集》的记录，令出版商和龙应台自己都感到惊讶。
在出席了世界最大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后，龙应台到温哥华做了中英文两场演讲，为新书作促销，由于听众人数超过预料，主办单位临时改演讲场地至可容纳千人以上的哥伦比亚大学陈氏剧场。这次温哥华之行，是龙应台三十年后的第二次重临，在她演讲前，我与她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探讨她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也挑战她这本书跨越文学和史学（尤其是口述历史）边际所带来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龙应台对我也不陌生（不过她一直以为我住在美国），因此，她对我的尖锐问题一点也不在意，而是直率回应，尽显出她严谨却真诚甚至与她尖锐文笔颇不相称的温柔人格特性，不矫揉造作，也无咄咄逼人，给人以理性智性的愉快。
从本对话可知，有人质疑她这本书因为得到台湾国防部等单位协助（如看档案，采访部长等），是否是台湾与北京抢夺六十周年纪念话语权的“应命之作”，是要与大陆影片《建国大业》打擂台？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在主观上，她虽然要为“失败者”立传，但她根本无意为蒋家说任何的好话。不过，她在回答我一个她认为是“直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叙述主题”的问题时，让我直感地认为把握住了，或者说解开了她酝酿十年，闭关一年，采访成百上千一九四九年经历者而写出的这本书的密码和内在主旨：那就是要解构套在她的父辈那一代人，主要是国军低中层军官（外延到200万迁台人员）身上的“妖魔化”印象。她指的这种“妖魔化”，在我的理解中包含两个方面含义：一个是普遍在大陆民众或者台湾外省第二代、第三代人眼里的，作为溃败者从大陆撤退的“凶恶的残兵败将”的形象，一个是在台湾本省人眼里的，作为权势者“来霸占台湾，欺压台湾人民的凶恶蒋家鹰犬”的形象。龙应台要让读者知道，她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及其以后时代历史的颠沛流离，证明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中国历史“新价值”的缔造者，国民党丢失大陆，败退台湾的“历史性逆转”，或者说“反败为胜”，不但可以让龙应台父辈们可以“脱妖”，也就势颠覆了传统的两岸“历史大叙述”。
作为书写者，龙应台是成功的，因为原来被认为是“丧家之犬”和“党国鹰犬”的那一代人，可以从屈辱尘封的“历史黑洞”里走出来，站起来，他们可以从自己后代或者敌人后代的读者眼泪里赢回“失去的尊严”，那恰恰是龙应台认为她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辈所做的最好纪念；另外，从反战的角度，龙应台显然还要解构抗战之后中国内战的“价值判断”，在她的叙述里，战场上面对面血肉厮杀的“阶级对立”，原来是“自己的兄弟残杀”，因此，她呼吁国家军队机器的“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成为“有思想的螺丝钉”，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从对话中强烈感受到，龙应台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因此，她的“历史价值解构”、“历史叙述解构”的背后，必然有“另外的价值隐藏”，这，也就是她这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必然要引起争议的理由所在，这本书最强的地方，也隐含了最弱的地方。这与她写这本书的“感情初衷”分不开，与这本书的文学性分不开，毕竟，“感情是最脆弱的”，文学书写不能取代历史书写，这本赢得无数眼泪的“历史写实文学作品”（龙应台自己的定位），也会为她带来无数的争议。
我把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抛给了她，她做了回答。至于问答的含义评价，我也借用龙应台教授的话，“交给读者去自己判断了”。
丁果：作为一本新出的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可以说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大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悲剧揭示，真的能颠覆既定的对“一九四九年”的历史评价？还有，你真的认为，如果从历史回溯的角度来看，一九四九年国共的胜负，并非是“两党历史的终极胜负”？
龙应台：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颠覆既有历史叙述的大使命，我是带着非常个人的感情和动机写这本书的。简单来说，爸爸走了，妈妈什么都不认识了，60年的人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自以为社会在大进步，但历史留下许多不清楚的记忆，我不写，爸爸妈妈的历史就这样无声息地翻过去了，他们整代人的伤心史，被历史巨大的车轮辗过，好像水过无痕。我必须写些什么，留下他们在历史上的脚步。写这本书，就是凭着这样的感情。
书出版了，产生了影响，被说成是大历史的叙述，或者说局部颠覆了既定的历史大叙述，那是客观的后果，不是我主观的动机。
丁果：中国人过去历史的书写，充满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传统，但事实上，无论胜者败者，都有他们的难言之处或者暗隐的痛点，造成既定或者官方的历史叙述有很多黑洞，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你去挖掘悲惨的人生故事，可以发现许多比第三世界国家更甚，《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也是一本寻找历史黑洞，或者是说填补历史空白的书。但是，历史的大评价仍然需要，不然就可能走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去。你认为，在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政治变天的时刻，在那个既定的历史时空当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到底谁代表历史的正面价值，谁代表民心所向？
龙应台：你是问，当我打开了一组组小人物的血泪史，牺牲史，那历史的大是大非怎么办？我在这本书中，就是不谈历史的大是大非，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因为我不想做历史的裁判者。那你会问，我是故意逃避吗？没有，我没有逃避罪与罚的问题。中日战争、四年内战，这些连着数千万人生命的历史评价，是很严肃的事情。
但这不是我想在这本书里处理的问题，我只是想把苏联、德国、日本、中国这几部庞大的国家机器，战争机器拆解出来，我没有谈正义、非正义，而是把苏、德、日、中以及国共的历史纠葛放在同一的平台上拆卸，把卡在这些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个人命运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人物的悲惨经历，他们的伤口，以及从他们个人史展现出来的战争残酷，去自行判断罪与罚，正义与罪恶的问题。
丁果：既然如此，我们回到书中的细节，这本书是以你的家庭历史为叙述主线的，其中你的父亲，一九四九年担任国民党的宪兵连长，他在历史大变化中的颠沛流离感动了很多读者，我自己在读到你带八十岁的老父去看《四郎探母》的场景，也是热泪盈眶，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因为两岸隔离，不能给母亲送终，那种抱恨终身的遗憾，令人震动。不过，大陆的朋友说，龙应台笔下的龙爸爸形象，和我们对国民党宪兵连长的印象，有太大的差距。你书中描绘了领袖的错误，政权的贪污，国家机器的可怕，那么，虽然是小人物，龙爸爸他们的角色应该如何反省？他们是否也是“共犯构造”的一部分，不应该包揽所有的同情吧？[NextPage]
龙应台：你这个问题触碰到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的核心。我也想问，在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个人是一个螺丝钉，但是不是一个有思想的螺丝钉。我要解开的，就是套在像我父亲那样的国军宪兵连长身上的“恶魔化”形象。我们都知道了国家机器，战争机器的可怕面貌，但这个面貌不等于卡在这部机器中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们是怎样的人，怎样随着历史的大潮被抛上摔下，在既定的大历史叙述中是被模糊或者故意省略掉的，应该对这些个人“去妖魔化”，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同样，我不但写了我爸爸，也写了一个失去家园的孩子怎样糊里糊涂参加八路，最后成为共军的副军长，也写了日本兵，甚至写了日籍台湾老兵的遭遇，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平台。
丁果：你说到领袖的错误，国家机器的可怕，但是，他们的责任不能替代了大时代中每个参与者的反省。作家巴金可贵的是，他说他自己必须反省，因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他说了违心的话，写了违心的东西，这是在大时代中个人要承担的。因此，我想问的是，龙爸爸作为宪兵连长，作为国家机器的具体执行人，在一场国共对立的战争中，是否也有手上沾血的部分，大陆读者是否会认为，在这本书中，几乎所有的国军军官，都没有这方面的叙述，而集中了所有正面的同情，这是不是一种缺憾？是不是另外一种价值判断？
龙应台：是的，我也知道，这本书简体字版出来后，会触碰大陆读者的一些情感底线，毕竟中日战争，乃至于国共内战，已经造成了既定的概念，沉淀了感情基础，以及对历史的固有看法。国军军官的整体面貌，整体行为细节，我没有整理，我也不想去处理。我想讲的是，作为国家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那这架机器会把你，把你的人生，把你的家庭生活，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去。
丁果：你说新书对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作评价，但还是有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你对历史的具体细节，仍然在做价值的评判。举例而言，你讲到东北大战中的长春围困战，饿死了数十万民众，其实，大陆军中作家张正隆写了《雪白血红》，涉及了这个问题，作了反思，大陆的论者认为，大是大非之下，历史呈现了“必要的恶”，虽然遗憾；你把长春围困同纳粹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做比较，是否是不恰当？还有，你总结徐州会战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就是共党间谍渗透，而蒋介石经营台湾时吸取了教训，读者立刻会联想这样的春秋笔法是为五十年代蒋家政权在台湾制造的白色恐怖辩护。
龙应台：长春围困时的两城比喻，是有点不恰当，因为两场战争的性质和具体内容都不同。但我要强调的是，为何在胜利者乃至失败者的“官修”历史上，都抹去了这一笔？这不应该是历史空白，也是小人物和你我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所在。
丁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出版这么短的时间，就引发了这样大的反响和争议，你觉得回过头来看，是否在书写上留有遗憾？
龙应台：当然有遗憾。比如香港部分就应该加强，一九四九年，内战这部绞肉机把两百万人卷到了台湾，而去香港的也有一百八十万人。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应该归入到书中去，这就得留待以后的机会了。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