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小玲
王小鹰,上海作协专业作家,三十年潜心创作,创作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你为谁辩护》《丹青引》《吕后》等,中篇小说《一路风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5年,她又精心打磨完成6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长街行》。小说以上海一条小街的变迁为线索,通过叙述长于这条街上的女人许飞红悲欢离合的一生,全景式展现了小街几代人曲折动荡的生活轨迹和命运遭际,以此探索城市的发展变化与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心灵嬗变之间微妙的关系,挖掘出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积淀。评论界认为,作品将上海的风韵和弄堂里的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日,《长街行》获第11届“五个一工程”奖。
写上海是完成一种责任
问:《长街行》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你如何看待这次得奖?
王:获奖的消息还是出版社编辑告诉我的,当时,我真诚地恭喜他们,因为他们为小说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我来说,确实很出乎意料。我的每部长篇都要花掉我两三年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小说能印1万册,有1万个读者在看我的小说,我就很开心了,这已经是很大的奖励了。
这次获奖在更大层面上是对我创作的一种肯定。《长街行》当初和中国作协、上海作协签订“重点项目”合同,约定三年完成。这部小说写得很难,三年没完成。作协领导都很支持,让我能从容地完成。
问:为什么会去写一部“上海风情”的小说?
王:我写过的小说不少都与上海有关,但没有一部是打“上海小说”旗号的,我怕有人对号入座。我觉得写上海很难,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都写出了很精彩的反映上海的小说,几乎没人能超越。但不管怎么说,我在上海生活了60年,对上海有一种责任,我可以写我眼中的上海。我选中了一条街。我写的不是一种理念,是感受。
问:《长街行》的街和人物有原型吗?
王:这条街有原型,就在法华镇路上。1975年我搬到现在我们住的地方来,住了30多年。我看着它从很破烂的小街变成了现在的高档住宅街道。法华镇路每一幢新的大楼前都竖了牌子,写着当时老的法华镇路上是什么样的建筑。这些牌子就像箭一样射中我,让我觉得这条路是有生命的,让我有写作的冲动。我到法华镇路的街道办事处请他们提供资料,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两个原住户,他们的后人我都去采访过了。小说中的人物也是有原型的,比如我们家保姆的名字就叫吴秀英,我把她的名字用进了小说。
问:小说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最难的是把人物的命运和街的命运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小说的题记:一个女人和一条街的命运,是我早就写好的,我把一条街当一个女人来写。但是真的要把社会变化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又不能牵强,很难。我希望能用曹雪芹的手法写一部当代社会发展史。文学不能太小家子气,应该有一点厚重的东西,把我们对社会、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的感触表现出来。如果不承担起这个使命,作为一个专职的写作者,心里是过不去的。
问:《长街行》中有很多诗词,还用了上海方言,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我写每部长篇小说都要先确定语言的定位。《长街行》用了上海话,有人不是说上海话俗吗,我就用诗词来增加诗意,两者平衡。[NextPage]
对语言我也是有思考的。我的小说中没有“阿拉“之类的所谓上海标志性的语言,我用的主要是上海话中的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很美,比如“辣手辣脚”,用普通话来解释一个人的行事风格可能要好几句,可上海话的这四个字就很形象了。还有“牵丝攀藤”,字的形态就很美。每个章节前的诗词是我原创的,文章中出现的诗句有的是引用,有的进行了改造。
文学是个性化、个人化的创作
问:从《你为谁辩护》到《长街行》,你的哪部作品花的心思最多?
王:每部长篇小说,我的准备期都在七八年以上。写《你为谁辩护》《我为你辩护》,我当了两年兼职律师,经手的25个案子记了厚厚的两大本;写《丹青引》,我看了各种版本的美术史;《吕后》30万字,是我最短的长篇小说,但是光资料就看了一年。当然,《长街行》篇幅最长,准备时间也是最长的。
问:你总是从容地准备,写作。而小说写完出版对印数、版税也不是太在意。
王:巴老有句名言:为读者写作。作为文学泰斗,巴老有资格这样说。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日益边缘化。我现在不可能“为读者写作”,一来读者口味变化太快,我不了解;二来,如今娱乐方式那么多,人家不一定要看你的小说。
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是从自己心里的感受和个人审美出发,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受。艺术创作,个性非常重要,从众和媚俗会失去个性。如果一味跟着大众的审美,我就写不了东西了。有一段时间我很痛苦,文学那么边缘,还要不要继续写。但是,作为作家,对这个城市是有责任的。当我想清楚自己的位置后,我就不痛苦了。俞伯牙有钟子期一个知音足矣。有一万个读者在看我的小说,我很满足了。
问:有人说女作家写作格局比较小,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王: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说法。女作家的写作比较细腻。男作家大多写形而上的东西,女作家以感性的东西居多。还有,女作家写作比较安静。写作要有安定的环境和心境,外面的世界很喧闹,如果心里也是惊涛骇浪,怎么可能安静地写作。我的写作环境并不好。写《长街行》时,女儿要出国读书,母亲生病需要照料,有很多家务事。但只要坐到书桌前,我马上就能进入安静的创作状态,进入笔下人的生活。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我会想我的小说,随身带草稿纸,随手写下好的想法和句子。
电脑会让写作粗糙起来
问: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你仍然会选写作吗?
王:我会选择画画,至少在精神层面,它比写作轻松些。写作在精神层面压力还是很大的,你心里想的未必就能在笔下很好地写出来。写长篇开首往往很难,有时几天也写不出一页来。
不过,我并不后悔这辈子做作家。写作是一种宣泄心灵的方式,可以获得倾诉的满足;写作过程还是一种审美享受,能获得快乐。如果我们把每件事情当艺术创作来做,就会很享受,很开心。
问:作为女儿、妻子、母亲、作家,你最看重哪个角色?
王: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可以做母亲,我会把“母亲”这个角色排在第一位。我42岁生下女儿,在养育她的两年时间里,我一个字也没写。我一直说,在这个世界上,女儿只有我这一个母亲,而全中国作家很多,不少我一个。当然,培养孩子也是为社会培养人才。[NextPage]
问:前不久,你把包括《长街行》在内的部分小说手稿捐赠给中国当代文学馆。你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坚持手写的作家之一,为什么拒绝更便捷的现代书写工具?
王:我不喜欢网络。网络确实很便捷,但也有有害的地方,尤其是看到很多孩子沉湎网络,我内心是排斥的。主要还是我喜欢汉字,汉字有一种视觉美,一个词汇写出来本身的形态就很漂亮,我在写的过程中很享受。我还有一个感觉,用电脑写作会使写作粗糙起来。太便捷就会缺少思考,比如打一个词组会跳出很多来供你选择,遣词造句这个环节就没有了。
问:你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我本来还想写四五个中篇,现在只完成了一篇。我还在酝酿写新的长篇,这是我思索很久,也准备了很久的东西,主要是写父辈的故事和我们这代人的故事。为了了解父母那一辈人的故事,我让妈妈把她所经历的人和事写下来。我妈妈从70多岁开始动笔写一直到她91岁,写了满满7本。这部长篇估计还得花五年左右的时间,可能是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对我很重要,如果不写出来我会后悔的。以后视身体状况,可以写写中篇、短篇,画画。
问:《长街行》会改编成影视剧吗?
王:会的。上海电视台在责任编辑那里看到稿子后,第一时间就找我商谈电视剧的版权转让。起初我想和我妹妹合作,自己改编,但写了三稿故事梗概后还是选择退出。电视剧的创作规律和写小说完全不一样,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也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自己力不从心。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