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喻盈
如果说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像是中文出版界的盛夏嘉年华，那么《亚洲周刊》策划的“名作家讲座系列”，就是其中最具文化因子的重头戏。朱天文、朱天心是台湾文坛“叫好又叫座”的姐妹花，同为台湾“四年级世代”的代表作家。去年，极少出席公众活动的朱天文莅临演讲，很多内地书迷专程赴港聆听，今年妹妹朱天心的到来，获得了爱书人同样热切的目光。7月26日朱天心演讲之后，书展上她的著作，除了《猎人们》，都被一扫而光。朱天心选择简洁有力的“呐喊”二字，作为书展演讲的标题，她说：“作家应该是人潮的逆行者。”又引用萨义德的话：“作家应该引起公共不安全。”
坐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豪华的咖啡厅里，朱天心坦然穿着几年前的旧衣。这件蓝色有隐约绣花的衬衫，2008年9月她登上《印刻文学生活誌》封面时穿过，不久前接受一间内地杂志的专访，穿的也是同一件。
十几年前，作家骆以军就感叹过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素朴：一方面是“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另一方面是“其实很穷，难以想象，过非常清苦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是朱天心主动的选择。她曾经有过“印钞机”的外号，因为高中时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击壤歌》就极其畅销，一版再版，卖出几十万本。可她不要做“美女作家”或“偶像”，立即转身背向读者，不再延续《击壤歌》已经成功的路数，“其实那个东西（十七八岁青春的状态）还没有写完，可我不想再写了。我知道这太洁癖，但没办法，我会觉得再写就是在讨好、取悦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告诉你喜欢什么了。我觉得只有当背向他们，不听这些声音时，才能专注地走自己感兴趣的路。”
你背向读者，读者也会背向你，这一点朱天心非常清醒，“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求仁得仁，当你想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销量，就没有什么好怨叹的。”
朱天心说，支撑她写下去的，是“不与时人同调”，“不只是在表现上不要跟大家一样，而且在观察上或者思考上，都跟大家不一样。怎么你看到的是这样，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呢？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我会很想把我看到的样子写出来。当然，这样很可能是偏见，不见得就是我对，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声音已经这么大、这么充分，有时听听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错的（声音），有什么关系呢？”
声音温煦如春风，走过了50年的人生路，依旧是一双水盈盈的纯真妙目—正是这样的朱天心被阿城比作了“哪吒”，他说她有种“眼里糅不得沙子的气质”，而她的敏感是“强悍的”。
深情于世，孤意于心
朱家三妙手，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都是台湾重要的作家，但三个人的创作风格又格外地不同。如果说《维摩经》里描写的“天女散花，花不沾衣”，好似朱天文的出尘清明，那么朱天心则是“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与姐姐的冷调子不同，朱天心的文章里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天文说她：事事沾身，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而在天心自己看来，创作者的肉身来人世一场，无非就是要响应当下社会的问题，作品是官能的延伸、是她所能思考的东西。
在香港书展的演讲，题目她选择了简洁有力的两个字：呐喊。她说：“回想长期以来的写作，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状态，自己那个姿态都是‘呐喊’。天文更习惯在人家旁边观看，她会觉得，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好想法，也没有必要强加于别人，她不相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我始终觉得，自己认为是好的想法、价值或者信念，都会想要说服哪怕是一个人。”
最早飞扬浪漫、被指为“闺秀文学”的《击壤歌》，其实就产生于“呐喊”：“我念台湾升学率最高的北一女中时，人们对北一女中的反应是：北一女学生就是只会念书的升学机器，也没想法也没青春也没热情，什么都没有。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子啊，里面有多少我们的梦想、感情在。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样、这样……忍不住要写出来，不吐不快。”
而此后朱天心的作品，由于与现实的密切、笔调的犀利，很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讨论和争议。她1978年发表的《佛灭》，曾被小说家苏伟贞纳入“台湾历来最受争议的二十篇小说”。里面大量正面的性描写，在当时被认为“给台湾文坛打了一筒‘催情剂’”，而真人真事的创作素材，更引发那个夏天台北的一桩“文学政治事件”。
小说家与政治过招
朱天心写过很短时间的政论，甚至亲身参选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她仍是台湾民主行动联盟的积极参与者。
台湾近二十年政治上剧烈的变动、纷杂的乱象，无法不影响到朱天心的创作。她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评论家王德威称作“世纪末台湾文学首选”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做“政治小说”来读—从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政治环境带给小说家的焦虑。
二十年前，朱天心三十岁，台湾刚刚“解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走，但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统治玩‘族群’，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人开始站队，个人生活也被政治篡夺。”朱天心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在用悲情来打造“国族神话”，把悲情的意识当成一个桶箍，箍在每个人头顶。“在这样的语境下，像我这种父辈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会动不动被问：你认不认同台湾？或者很无聊地被撩拨：万一有一天台海战事起，你会靠向哪一边？我的心情很复杂，就会想，与其让别人来误解你这个族群，来解剖你，不如我自剖好了。”
1992年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就是在做这件自剖的事，鲜血淋漓，站在人前。“台湾的外省人，接受民主启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以前感情上很信任的国民党政府，当你必须面对民主理念时，才知道它并不符合民主，在历史上做错很多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会陷入深深的自省：你对待政府对待政权，怎么能用信任和感情呢？应该用监督批判怀疑的基本态度面对权力啊……对国民党，你必须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割骨还父，再痛苦你也得做。”
到写《古都》的1997年，台湾已经经历过“总统”大选，在万众欢腾、大家都高唱认同时，朱天心希望争取一种“不认同的自由”。她觉得此时的台湾，应该有那样的自信，不再把外省人、原住民割裂开来，不再去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不可以不认同的人我也欢迎你，也能容忍你？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人只能表达一种感情，爱，不能说恨，不能说讨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长之地。”
她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完全没有用的。到后来民进党政府执政，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族群分裂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只选取他要的那一块，其他的都当替罪羊。”所以2000年《漫游者》出版，朱天心已经不是在想认不认同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就像放牛的孩子，“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被喜欢，不被接收。那我走，不惹你讨厌总可以了吧。虽然我没有真的离开台湾，但是我心理上有这样的情绪。”
“我很怕变成陈映真”
愤怒是朱天心写作动力的很大来源。随着年纪变大、越来越多的理解人性，人变得不容易愤怒。她挺怕这种不愤怒的状态。
但她又说，如果有必须立即发声的愤怒，她会选择用政论说话。“我写所谓的政论，是在保护我的小说。”
她很怕变成陈映真，将更多的意义和主张凌驾于文学之上，“我还是把文学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有再了不起的主张，也不愿意文学在它前面低头。”对陈映真，朱天心是“既打心底里尊敬，又打心底里觉得好可惜”，心情很矛盾。
“文学的孕育时间是由不得人的。不像报纸。我们今天写报道，明天写社论，直接就可以说出来，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文学不可能，长起来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瓜熟蒂落。所以我很怕那个要对现状发声的情急之下，会扭曲了文学。本来要两年、要二十年（孕育），你让它硬生生地立即拿出来，根本没长好。”
《漫游者》之后，一晃九年，朱天心下笔越来越谨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实之急迫仿佛兵临城下，让你难以有心情慢慢写它”。
她用了不少时间来做社会运动，为保护流浪动物奔走呼号，为争取外籍劳工、外籍新娘的权益站台，“以前很相信，对抗一个政权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政权来对抗，才有可能，认为那个权力的游戏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不这么看。政权怎样轮替，不是说都一样坏，而是说权力的本质不会变。外省人来、本省人来（执政），蓝的、绿的，其实都一样，反而是社会和人民才是永远的承受者，永远的被统治者，只有把社会这一块给联结、站稳了，才能够抵抗政治的手伸进来。”
与作家朱天心同在的，是公民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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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其实不是很及格”
记者：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你和朱天文都是年少成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朱天心：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处于一个蛮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当时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台湾文坛青黄不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乡土文学）的一边，都因为太意识到理论、意念先行而伤害到创作本身，（文学）有一种退场。然后台湾开始办文学奖。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我们当时的写作成绩放在今天，可能会有一段很辛苦的路要走，但在当时就是很容易被读者喜欢。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会看淡一些事情，不会像一些同龄或后辈的作家，很焦虑很在意、在意读者现在喜欢什么。我会觉得读者的热情是我无法负荷的，我一直在做的是背向读者，背向市场。
记者：你怎样看待你在家庭中间的角色？比如说，和大多数人相比，你是站在边缘来看这个社会，但是朱天文她可能更边缘，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家里你反而要做那个跟社会接触更多的人，很多新鲜的信息都靠你提供。
朱天心：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个性和天文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像天文，或者我先生唐诺（也是台湾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或者我女儿，他们都是自我非常完整、饱满的人，说另一面他们都比较自我，比较冷。我出国一个月，天文住二楼，我先生住三楼，他们可以一个月彼此一句话都不讲，各吃各的泡面，觉得好自在。可是像我这样比较热的人，就会觉得好可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竟然）像两个独居的人。这时候我就会很想把我女儿或天文抓住晃一晃，（先生我不敢动哈）。我觉得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很完美的泡泡，会忍不住想把泡泡戳破一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可是这就是人的相处吧。
记者：阿城说你像哪吒，是“纯阳性”的，这个阳性是指的什么呢？
朱天心：其实我也不知道，甚至也没问过阿城。我想也许他会觉得，个性里……当然我感性的部分很多，可是在跟人交接，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会非常非常地理性，甚至理性到有点天真了。其实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本来应该很知道人的那个不理性的部分，‘不理性会造成的种种’应该是文学最感兴趣的。可是我的这个部分，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实不是很及格的。常常看事情很容易说：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吗？几乎觉得人的行为应该可以很干净很清楚地浓缩成几条公式。可能这样的我对阿城来讲，不是阴性的、很富感情的，不是很能够捕捉，晦涩、朦胧。
记者：父亲去世后，你说自己进入了一种无重力状态，好像人造卫星被放到了轨道上。现在这种状态走出来了吗？
朱天心：我还不是很能够回过神来……我觉得爸爸在整个家中，毫无父权可言，他一生让身边所有的人都自在，自由自在的，好像大家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只要他人在，就像在地上打了个桩，你不用担心，无论飞多远，最终还是回得来。父亲不在之后，这个自由度就好像没有止境，不是个快乐的自由。
记者：你的童年是怎样的状态？
朱天心：我的童年是在眷村度过的，就像你们的军区大院，同质性很高。那个时代都还很贫穷，父母都忙于生计，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可是我爸妈又更特别，爸爸白天上班之外，其它时间都用来写东西，大家休息的时候是他工作的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野的女生，她会带头去玩，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看到她写的字条：去山上钓鱼，中午送饭给我吃。哈，她不仅不给我们做早饭，中饭还要我们想办法买来给她送到山上。钓鱼可以钓几天。她会穿爸爸的旧军服，从来不打扮，像男孩子一样。家务她也做，但是不像别人家妈妈那样什么都弄得服服帖帖。听起来似乎（我）有点哀怨，其实一点也没有，我们的空间大得不得了。我和姐姐功课比较好，经常拿第一名第二名回去，别人家小孩拿第一名，爸妈一定会给奖品，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蛮好的，很早就养成‘毁誉不动心’，好像这些都是身外物，你的成长跟进步也都不依赖这些。爸妈很阳光，很粗枝大叶，他们只管你几个很基本的道德人格形成，不能撒谎，不准说脏话，其他都可以做，包括逃学啊什么的。
记者：那你逃过学吗？
朱天心：逃个不停。逃的理由各不同。天文也会逃学，但天文是爱上了一个国文老师，他不来（上课）的时候她就不去。因为天文生活是很规律的，这对她来讲都很反常。那我就是为反抗而反抗，我现在想起来那些反抗都是很幼稚的，跟学校小小的老师、小小的教官对着干，其实蛮不带种的（笑）。后来我看我女儿有时候要做这种形式（反抗）的时候，我都会说，要挑挑大的东西去对抗，不要去拿小的、你看得到的去冲撞，这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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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是你也会怂恿女儿逃学？
朱天心：是，我们会带头。因为她要这么早起来去上课，我们多少也是要跟着早起。如果她逃学的话，我们也可以多睡一点。有时候我就跟她说：要不你今天逃学，我们去动物园玩好不好？你知道动物园的那种课，会有趣得多。可是我发现我女儿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她反而变成特别循规蹈矩的小孩，‘不要叫我去逃学！不要叫我去逃学！’她会觉得妈妈已经这么疯狂了，我一定要把持住。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