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葵兰
华裔美国作家李培湛（William PoyLee）于去年2月1日至4日访问了北京，并应邀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做客。此前李培湛向中心赠送了他的回忆录《第八个承诺》（The Eighth Promise. New York: Rodale，2007）的样 书。这本书在全球华人庆祝2007年春节前夕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好评，在华人社会尤其引起了反响。这是一本有关美国华裔的重要书籍。全书以时间为线，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生存、生根和挣扎的历史。以下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葵兰对李先生的采访录。
图中前排左一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冰，右一为华裔美国作家李培湛。
刘：谢谢你给我采访你的机会。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和教育背景？
李：我的家庭背景实际上在《第八个承诺》(The Eighth Promise)中说得很详细，因为这是一本关于我家族的回忆录。简单说，我的父母都是从珠江三角洲的小村庄移民美国的，他们的村庄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传说最早的台山人是在唐朝末年从北方搬到这里来的。我们经常称自己“唐人”。我的曾祖父最先去了墨西哥。他在那里种棉花种了好几个季节，大约1900年前后，他去了洛杉矶或旧金山的唐人街，在那里有了我祖父。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你在美国出生，即使你的父母是非法移民，你也自动算美国公民。我的祖父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后来回到中国结婚，有了我的父亲。由于父亲是一个美国公民的儿子，他很容易就成了合法公民。二战以后，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大约于1950年来到美国。1951年1月16日，我出生了。
刘：在你成为作家之前你从事过什么职业？你以前的职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李：我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在60年代后期到1978年里，我曾是一位社区活动家，为华裔、其他族裔，后来还为男、女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权利。1978年，我通过了加州的考试，成为一名律师。我任美国银行的国际事务律师，并一直干到1986年。做了两年私人诉讼律师后，1989年到1995年，我担任一家专业广告公司的副总裁。我们的客户有可口可乐、美国银行、思博明（Sprint）、马爹利酒业(Martell Cognac)、芝华士酒业(Chivas Regal Scotch)等大公司。从1995年到2000年，我独立承包了硅谷很多家公司的业务；同时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最后动笔写第八个承诺》。
刘：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写一部关于你家庭和你自己的回忆录的？
李：那是我做独立承包商时。坐在计算机面前准备报告，可从内心里流出来的却是这些故事。
刘：在你撰写《第八个承诺》时，谁对你影响最大？
李：是艾丽斯·沃克。她是一位文学大师，她的小说《紫色》曾获得普利策奖。我写作时艾丽斯指导过我；实际上，我的写作习惯也是她教我的。我最喜欢她的小说《我亲人的庙宇》(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在这本书里，作者深刻地探讨了复杂的爱与宽恕交织的各种关系，探讨了至今仍然把美国种族尤其是白人和黑人分开的社会和政治的历史。艾丽斯·沃克教我如何雄辩地但满怀希望地说出最严酷的真相。说到对这本回忆录的直接影响，当数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 Bride)《水的色彩》(The Color of Water)和金·彻宁(Kim Chernin)《在母亲的房子里》(In My Mother’s House)。和我的书一样，这两本书的孩子们都写了母亲的故事，都在故事里穿插了一些母亲声音的章节。金·彻宁实际上教会我如何更好地体现母亲声音的独特性。我的母亲在美国居住了50年，但她不会说英语。我不仅要把她的台山话译成英语，还要组织材料，反映她说话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把这一切，包括她独特的个性，都译进一本美国书里。
[NextPage]
刘：你的回忆录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约70年。写作时，哪一个时期你情感上最投入？
李：哦，当然是每个时期都很投入。我想你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那是60年代后期我热情地参加旧金山唐人街政治斗争、全国性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时候。正像我在书里所描述的，1972年我的弟弟蒙冤入狱并被关押到1982年，这期间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刘：哦，因此回忆这段时间的事情令你最难过。我注意到即使你在叙述对你弟弟的种种不公平时，你的语气非常平静。人们常说回忆录“最好是情感的回忆”。你为什么不记录自己对这些事件的情感回应，而倾向于陈述“铁一样冷冰冰的事实”？
李：因为我是参与者，如果我说我的弟弟被冤枉了，人们可能不相信我。因此在描述弟弟的审判和其后果时，我觉得采取新闻的手法、只关注事件本身要好一些。当然我也描述了我自己的反应和看法，但我表明这确是我当时所做的事。我还援引一些法律案件，这样人们可以自己核查和阅读案件，然后看看我是不是比较客观。我最开始的几份草稿是很情绪化的，我冷嘲热讽，自命不凡，对法官、公诉人和警察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发泄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好的疗效，但放到书里面则是糟糕的作品。一旦消除怨恨，我开始用最客观的方法来重新写作。从你的问题来看，我做得很成功。是不是太成功了？
刘：是的，我觉得你做得很成功。你的书中采取了两个声音：你的声音和你母亲的声音。你为什么决定采访你的母亲而不采访你的父亲呢？
李：我们家庭之所以完整，要归功于母亲承袭台山小村庄不声不响的行事方式；弟弟之所以能毫发无损地回到社会中来，是因为母亲不停地告诫他前面的路还长。这是我后来悟出的道理。我一直知道母亲与众不同，她总能让每个人都感到很舒服，总是对每个人的需要考虑周全，但她为人低调、亲切、自然。她不说教，不训人，甚至从不让你感到低人一等。在和她一起回到台山以及采访她之前，我没有理解她深刻的地方，没有理解我们村的台山精神。我那时真盲目。
离开那份美国银行收入不菲的工作后，我曾勤奋地学习过佛教精神，美国土著人的传统（在自然论方面和道教极其相似），还学过一些基督教沉思默想的传统。我开始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并突然认识到母亲其实是一个很注重精神的人。她的方法正是很多美国人花上千美元去各种疗养中心学习的。但她天生就会！
刘：谈到你家族的历史，如果你采访你父亲会有什么不同？
李：那会是完全不同的一本书。我想也不会有这么丰富。父亲于2003年3月24日去世，那时书还没出版。我真希望他能活得更长一点，这样我就可以采访他，我想知道是什么经历让他受到这么深的伤害。父亲是一个矛盾性的人物，他很善良、慈祥，总是竭力养家糊口，而且也很爱我的母亲，但有时他会突然变成一个脾气暴躁、气量狭窄、满口脏话的怪物。他13岁来到美国，受尽苦难。我很想了解他的这一部分经历，想知道一个本性善良的人是怎样变得这么刻薄的。
[NextPage]
刘：你的母亲在出国前向外婆做了八个承诺。前面七个都是很具体的，只有最后一个“一生要满怀同情生活”是不具体的。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农村女孩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李：我在书里试图解释这个原因，但不知道是不是解释清楚了。母亲和其他姐妹基本上在村里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这种同情很自然，就像在美国个人主义很自然一样。“家族姊妹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再说，我外婆是村里最善良的人，母亲是外婆的长女。
刘：你是1951年出生。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有什么共同特征？
李：我们是二战以后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我们的成长正处于有史以来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时期，我们对财富习以为常。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被惯坏的一代。我们习惯于有自己的方式，我们虚荣、生性好动；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中很多人非常关心世界的未来，期待能理解其他文化，总想把事情办得公正。别忘了民权运动、反战、环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的平等权利、同性恋者的权利开始的时候都只是一些想法，然后变成全世界的运动；所有这些运动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发起的。
刘：和你书里所描述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唐人街相比，旧金山的唐人街现在有变化吗？
李：是的，现在那些想改变唐人街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了。这些人包括很多当地或全国的华裔律师、政府官员、企业家、CEO、成功的政客、甚至法官。因此，唐人街不一样了。我刚在一次会议上为一群华裔朗读《第八个承诺》中的内容。他们是肯定法案的支持者，这是一个1969年以来为华裔争取权利最重要的组织，每年都举行会议。他们举行活动，争取在就业、教育、商业、法律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平等权利。他们阅读了我书中关于1968年唐人街第一次华裔游行的章节。他们觉得自己和那些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让我惊喜万分。唐人街的六大公司(theSixCompanies)依然存在，依然有势力。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猖獗，有组织的华人犯罪团伙还是存在。去年，一位堂会的领导被谋杀，这事当时耸人听闻。有的团伙还贩毒、开妓院、偷盗以及敲诈勒索。唐人街跟很多大城市一样，清除这些现象很重要。
刘：你有没有读过哈波·李(HarperLee)的《杀死一只知更鸟》(ToKillaMockingBird)？在这本小说里，一位黑人青年被错误指控强奸白人妇女，受到审判。在六七十年代，华裔和非裔是不是都很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李：是的，曾有一段时间华人不能指证白人犯了罪。因此如果白人打了你或抢劫你，你没法在法庭上作证。那时候，华人是没什么权利保障的。我建议你看看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格雷高利·派克出演了白人律师阿提克斯。这是60年代一部拍得很好的电影。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