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志军多年来埋首于文字中，创作出《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海底隧道》等一部又一部的大部头。

  杨志军自言：“我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不可救药，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写这种气质的作品。”

  在青海度过了青春和壮年时代的杨志军，最新作品就是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该书同时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雪山大地》是一部描写高海拔地区变迁史的作品，讲述着父辈们和后代用生命改造环境的故事。杨志军在青海生活了40年，谈及《雪山大地》的创作初衷，他表示，最初就是想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写一户汉族人和草原牧民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相濡以沫的交往。“但一动笔就发现，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洒下血汗、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

  杨志军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说，他的父亲是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到了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杨志军的母亲在贫困中求学，成为青藏高原上第一批由国家培养的医生。“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建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个公司、第一处定居点、第一座城镇。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演绎成荒丘的生命，并在多少年以后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雪山大地》就是以杨志军父亲母亲为原型，融合了很多个父亲母亲的故事而写成的。杨志军的笔下，父亲和母亲为草原告别落后蒙昧，走向现代文明与现代化生活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牺牲。小说的另一线索，是“我”全家人与先后担任公社主任的藏族人角巴、桑杰一家互敬互爱、生死相依、命运与共，结成了亲密的一家人。

  在杨志军的语汇里，“父辈们”本身就带有浓浓的诗意，“这种诗意既是浪漫的，也是残酷的，更是迷人而悬念迭出的。”他说，“雪山大地让人面对的全都是人生的大题目和大选择，它代表了生命所能承受的全部考验，也隐藏了人生历程走向荣耀和暗淡的所有转捩点，是命运在无形中的推送和引导。”

  之所以小说名为《雪山大地》，杨志军解释是因为“雪山大地”作为藏族人最原始的自然崇拜，指导、规范着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再艰难的处境，有了雪山大地的眷顾，也会让他们相信奇迹的发生。草原上的人简单也纯粹，说他们的话，拜他们崇敬的雪山大地，他们就能跟你有过命的交情。在这里，父辈们的故乡概念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虽然几十年来在青海经历了许许多多，但杨志军坦陈写作的触动却是抽象的，全部加起来也就五个字：感恩与敬畏。“我感恩高原，敬畏自然，我对雪山大地情深似海，我希望雪山大地的绵延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希望在我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

  山乡巨变也好，时代巨变也好，都是从吃喝拉撒开始

  在杨志军看来，一个人的历史一定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情感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所以，作家关注的是个体，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提及《雪山大地》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杨志军表示，他在书中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也不仅仅是收入增加，最关键的是人心的变化，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是精神的变化。

  杨志军回忆说，多年前他在牧区采访后写了一篇消息寄给《青海日报》，消息写的是几个牧民卖牛羊，“《青海日报》很重视这个事情，当时我想不到为何这么重视，但是现在看来，这是思想观念转变的开始。在长期习惯中，牧民认为牛和羊就是财富，他们不会卖。可现实是，牧民要依水草而居，他们一年有六次迁徙，在茫茫大草原上一次搬迁不是八公里十公里，而是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这样长距离的搬迁，家里不能有家具、电器，只有帐篷、毡等几样，牦牛一拖就走了，他们有钱的话就买首饰，戴在脖子上、手上，因为便于迁徙。这些首饰虽然给他们带来愉悦感幸福感，但对于生活质量并没有帮助。”

  此外，杨志军了解到，上世纪70年代，一些牧民吃喝不愁了寿命还不是很长。“我一直在追究这个事情，后来慢慢了解到，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不均衡造成的。他们吃大量的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像牛羊肉、奶制品，粮食和蔬菜水果吃得少，每天缺乏维生素，营养严重失衡。我在这部小说里一直在写这些，写父亲让他们学会卖东西把财富变成金钱，还写了藏民去超市买东西，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为什么还要写？我就是想强调对于藏民来讲，超市就是一个巨大的通道，一个营养通道，一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通道。”

  杨志军感到欣慰的是，《雪山大地》写出了藏乡的变迁，“山乡巨变让他们的生命变得美好起来，这是我一直想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变化的过程也告诉我，山乡巨变也好，时代巨变也好，都是从吃喝拉撒开始。所以这部作品中，我更多地涉及了衣食住行的问题以及有关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

  在杨志军看来，一部小说最难写的不是情节的跌宕起伏，不是人物的喜怒哀乐，不是对话、心理、景物、事物，而是那些由不断重复和不断变更的生活场景组成的“生活流”，也就是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说什么、想什么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微妙的互动。

  所谓诗意的帐篷生活，其实缺乏幸福感

  以前的牧民是依水草而居，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迁徙。但现在随着时代变迁，他们有了定居点，不用再迁徙了。杨志军说以前曾经陪几个朋友去牧区看到一个定居点，虽然房子很漂亮，但朋友们不喜欢，说定居点的房子造得都一样，他们认为在草原上搭帐篷，才是诗意的居住，“我当时就忍不住反驳，我说你那个诗意的居住地里面什么都没有，帐篷中间是灶台，最尊贵的主人是老人，然后这边是客人睡的地方，那边是女人睡的地方，门口是男人睡的地方，所有客人都睡在地毡上。草原人病很多，像肝包虫、胃包虫、风湿性关节炎，为什么呢？因为睡的地毡长年累月，会变得不隔潮。帐篷里面并不卫生，你住帐篷必须清洗，没有河水怎么办？用牛粪擦，牛粪是相对干净的，但是它也有寄生虫。肝包虫、胃包虫这些病都来自和牲畜的密切接触，有寄生虫的传染危险。”

  因此，帐篷在杨志军看来毫无诗意，“牧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帐篷里没有电，看不到电视，外面发生什么根本不知道。定居点虽然房子是一样的，但是定居点有煤气，有电，有电视，有冰箱，有自来水。贫穷不可能带给人幸福感，贫穷也不可能带来生命的长寿和高的生活质量。我长期跟牧民打交道，深知从逐水草而居变成定居给牧民带来巨大的好处——现在他们的平均寿命肯定有六七十岁了。”

  人的精神一旦低下，社会的扭曲和堕落就会随之而来

  杨志军之前的《最后的农民工》曾想叫《雪白》，这本书又叫《雪山大地》，问他何以对“雪”钟情？杨志军表示，雪的喻义是干净，而干净也是“人”的尺度，是他内心的渴望，“有身体的干净、思想的干净、灵魂的干净，但现实的污泥浊水又往往使人希求干净而不得，所以，它已然成了一种做人的理想。”

  杨志军表示，《最后的农民工》最初想用《雪白》这个名字，因为“做一个怎样的人”是这部小说要重点表达的。《雪山大地》里的“雪白”，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的描写。杨志军认为雪白的环境里拥有雪白的人，这是一种完美的自然形态，是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完善的体现。“在《雪山大地》里，我追求自然环境和人生境界的统一、视觉影像和人物内心的统一。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壮阔而高挺的环境里，生命的格调也因此有了一种对应的呈现，那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爱，是爱的极致，是不掺杂任何私欲和异物的纯粹。”

  大家喜欢说青藏高原是净土，但杨志军认为，如果不是带着心灵的素雅去拥吻大地的洁白，净土就将擦肩而过，“真正的净土来自我们的内心，来自‘人’的纯粹，就像《雪山大地》中，父亲编创的小学课文那样：我生地球，仰观宇宙，大地为母，苍天为父，悠悠远古，漫漫前路，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山河俊秀，处处温柔，四海五洲，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

  对于为何他的创作一向着重于精神层面，杨志军回答说：“精神探讨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稀缺，人的精神一旦低下，社会的扭曲和堕落就会随之而来。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在捡来的石头里打磨出珍宝，精神是宝中之宝。”

  杨志军曾经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了为爱付出一切的“母马精神”，在《藏獒》中描写了忠义勇善的“藏獒精神”，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写到了拒绝堕落、蔑视诱惑的“田横精神”，如今又在《雪山大地》中描写了干净纯洁的“雪山精神”。在他看来，文学既是精神的产物，更是产生精神的息壤，所有能被他崇拜的先辈作家，一定是精神饱满的作家，是一些能够用自己的言行树起一座座高峰的精神引领者：“老子、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鲁迅是有精神的，苏格拉底、但丁、雨果、托尔斯泰都是有精神的。我的写作就是一种向他们致敬并学习的漫长过程。”

  一个作家的理想主义一旦泯灭，他的写作生命就等于垮了一半

  《最后的农民工》《你是我的狂想曲》《雪山大地》是杨志军的“理想主义三部曲”，他表示，三部作品在情节和人物上没有任何关联，有的只是思想和情感的一致。《最后的农民工》讲的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对城市的建设和完善，“这种建设和完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可感的，也是无形的。我想告诉大家，地平线上，插天而立的‘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剪影……”

  《你是我的狂想曲》说的是一群音乐人，如何在艰难中创作，也让音乐塑造了大写的“人”。杨志军说：“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却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理想，这是因为不管我们前行的脚步有多快，‘人’的地平线总是跟人保持着原来的距离，而我们依然在毫不懈怠地追求。人这一生从来没有明净天空里的飞翔，只有泥淖中的挣扎，当你裹了一身脏东西破土而出时，你才会发现，多数人因为没有‘人’的翅膀已经变成了泥。”

  《雪山大地》写的是父辈和同辈如何让自己的肉体变得高贵，让自己的精神变得富有的故事。“贫困击不碎人的追寻，挫折打不烂人的道德，死亡毁不掉人的信仰，这才叫志士仁人，是一些可以为别人的美好而停止自己心跳的人。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

  杨志军说自己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不可救药”，虽然有人觉得谈理想主义很可笑，“但是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的理想主义一旦泯灭，他的写作生命就等于垮了一半。如果不坚信理想主义，会辜负读者的期待。此外，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理想，就会成为一个很乏味的人，如果艺术、文学的存在与理想没有关系的话，就等于削弱了历史和文学的力量。”

  文学本就是孤独者的自语

  很多人说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问杨志军是否有这种孤独感，他回答说：“理想主义者的孤独是正常存在，理想需要孤独，孤独造就理想。”

  但杨志军说自己没有因此有任何不适感，“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孤独者的自语，何况我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让我觉得理想主义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它的少量存在和少量拥有。面对繁复杂乱的生活，当你殚精竭虑去提纯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和安静是那么有益，孤独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时代都能获得幸福感的生存方式。孤独算什么？有能力写出自己想写的作品，就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幸运。”

  在青海生活40年，如今在青岛又生活了近30年，杨志军表示，在自己的味觉和视觉里，青岛和青海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咸涩的，又都是蓝色的。我热爱大自然，几乎是带着本能的冲动把两个地方共同的味道和色彩写进了作品。而它们也像有灵魂的活物一样，用优美而芳香的气质，把我的作品镶嵌在了大地的怀抱里。很难想象，要是没有俯拾皆是的景物描写，要是不存在我对雪山、草原、海洋、天空的感受和朝觐，我的作品会简陋成一种什么样子。”

  而对于现在读者阅读口味的变化，杨志军坦陈不知道如何迎合读者去改变自己。“事实上，我的写作变化只来源于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一些根本性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1985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大湖断裂》，里面说‘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1987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揭示了草原生态正在走向崩溃的原因。一个是关于‘人’的思考的开始，一个是关于‘生态’的思考的开始，几十年过去了，这两种思考从来没有改变过，它们几乎贯穿了我的所有作品。”

  对于杨志军来说，写作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未来的写作计划是有的，但不敢说，害怕完不成，变成瞎说。”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