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究早已成为海内外颇受关注的显学之一，其研究视域与影响范围，甚至超出了单纯的中国近现代史层面的研究，而广泛涉及城市社会学、大众文化研究等多个跨学科领域。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启微品牌推出的连玲玲老师的《打造消费天堂》、胡悦晗老师的《生活的逻辑》（本书聚焦于民国时期北平与上海知识人的对比研究，关于上海知识人的研究是其主体内容之一），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等，都是属于上海研究领域的优秀论著。
在过往的上海研究论著当中，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书，具有范式层面的开创性意义。在这本书里，李欧梵先生从声光热电、电影院、咖啡馆、工厂和施蛰存、张爱玲等人充满现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入手，为我们展现出民国时期上海的绚丽景象，并给出了“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发端和源起”的结论。而这本专著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问世，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愈演愈烈的上海怀旧潮流和民国城市文化复兴的一个完美注脚。借助于这本书里的记述，当代上海跟民国时期的上海，取得了某种文化和情感上的“暧昧”勾连。
《上海摩登》一书之于上海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将关注视角，放在知识人和中等以上阶层上，并认为由这一群体构建而成的摩登、现代、华丽的都市文化，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核心要义；其次，正是由于李欧梵强调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地位与重要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上海相对于当时广阔层面上的乡土中国的特殊性与相对割裂。而在《上海摩登》之后问世的相关研究论著，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两方面观点的影响。以《打造消费天堂》和《生活的逻辑》为例，前者关注的百货公司的消费人群具备较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后者关注的知识群体同样如此。而无论是位于消费结构顶端的百货公司，还是让知识人赖以生存的出版业和教育业，都跟上海的高度现代性特征紧密相连。
相比之下，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一书，在以上两个层面，都体现出与之迥异的视角与面向。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卢汉超放弃了众多上海研究论著关注的中上阶层视角，而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上海的中下层平民。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后者其实才是上海居民的主体。这样的关注对象选择，赋予了本书更强的社会性与大众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于过往上海研究论著大多强调上海的特殊性，以及与乡土中国的割裂的观点，这本《霓虹灯外》，则着重展现了上海平民阶层与广大乡村的紧密联系，以及在城市化、西化和现代化的三重主题下，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顺承。基于这两个层面上的独特性，尽管距离本书第一个中文版问世，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本书这一次最新再版，应该仍然会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
过往的上海研究论著集中关注中上阶层，除了有研究取向和价值层面的选择因素之外，也跟中上阶层往往留下了更多可供参考的史料，研究更为便利有关。因此，要想做好对于上海中下层平民的研究，对于史料的挖掘、搜集与整理，就成为摆在作者面前的重中之重。除了社会史研究所惯常依赖的各类档案资料之外，本书非常注重从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文人留下的各类文字资料当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与线索。
之于前者，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都市媒体，普遍设有社会新闻类的内容板块。这些看似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报道之中，时常能管窥上海平民的真实生活面貌。之于后者，上海的知识人在成名之前，往往租住于里弄之中，与广大中下层平民杂居。因而他们留下了包括日记、回忆录和话剧影视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文字当中，同样会对上海平民的生活，有着丰富而详实的记述。作者在本书当中，就曾征引著名左翼作家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来展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里弄中各色人等的生活面貌。此外，诸如茅盾的经典小说《子夜》、鲁迅的随笔名篇《门外文谈》，都同样被作者征引，展现包括夏夜闲聊、饮食生活、阶层冲突等在内的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将实地社会调查这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这部社会史的论著当中。调查采用结构化问卷访谈的方式，内容涉及被调查者迁居上海之前的故乡类型、迁居上海的原因、移民时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途径、居住的房屋类型、回家乡的频率等多个方面。这样一份调查，不只能够摸清上海居民的来源，以及外来移民在解放前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变迁，同样能够为上海平民与广大乡土中国的紧密联系，提供可靠的佐证。
卢汉超《霓虹灯外》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本书也颇受西方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书采取了行业分析、空间分析和社区分析这三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力图最大程度上地还原和再现上海平民的生活面貌。
就行业分析而言，本书不只详细考察上海平民所从事的职业分布状况，还专门在第二章，就人力车夫这一旧上海的典型职业类型，展开详细的研究分析。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将质性层面的文学记述、媒体报道、民谣俗语，跟量化层面的各类统计数字、计量分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点面结合，全景般再现上海人力车夫的生存面向。
就空间分析而言，作者聚焦于上海中下层平民最为集中的居住地——棚户区和里弄，从集体居住空间上的各自隔绝与差异，以及某个居住空间内部的居住方位、居住面积差异等，来展现上海中下层平民内部因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差异而造成的空间分布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层面的分析，是跟社区层面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的。作者要探究的，不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群是否居住在同一空间，还包括这些居住在同一空间里的人群，有没有因为居住空间和阶层类型上的相近性，结合产生某种“社区”意义上的共同体。比如作者就非常关注上海外乡人群体里的同乡会组织，以及上海的工厂老板非常喜欢从自己家乡集中招募工人的现象。在这里，乡情是构成“社区”的联系纽带。而相比之下，在上海广大的里弄居民区里，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可能从事相同职业，甚至服务于同一家公司，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并不依靠生产劳动或者家族血缘来联系，因此其“社区”属性，相对同乡会而言，就更加松散。
尽管书中的大多数上海平民，并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然而从节俭穿衣到日常小吃，从刷马桶到逛菜市场，从夏夜闲聊到闲逛马路，上海平民这些接地气的日常生活方式，早已经“影响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或者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译者语）。而这些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外”的生活文化，同样是海派文化坚实而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容之一。而这，或许就是本书修订再版的最大意义。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