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俄国沙皇专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少年时期，赫尔岑受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立志从事反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

　　
赫尔岑画像（1812-1870）

　　赫尔岑，俄国思想家、作家。1835年，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7年携家到达欧洲，成为流亡者。代表作有《谁之罪》《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关于研究自然的信》《法意书简》《来自彼岸》《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往事与随想》等。

　　
《往事与随想》，作者：赫尔岑译者：项星耀，版本：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

　　2009年9月至2010年7月，我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当访问学者，经常散步到学校背后的观景台。就在离观景台不远的地方，我发现有一堵石墙非常引人注目，石墙前是一小块空地。这堵石墙上镌刻有两个人的头像，下面附注了如下文字：

　　“1827年，赫尔岑与奥加辽夫，两名将在未来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民主主义者的青年，在这里立誓终生与专制制度作斗争。”

　　关于石墙与碑铭所记载的事件，奥加辽夫在散文诗《三个瞬间》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在高陡的河岸上，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俩正处在生命的早晨，望着奄奄一息的白昼，相信它在未来必将重新升起。两个未来的预言家，望着即将离开的白昼之余晖逐渐熄灭，并且相信，大地不会满足于滞留在黑暗中。对未来的憧憬犹如电闪在他们的灵魂中奔涌，他们的心脏搏击着同样的力量。他们相互扑入对方的怀中，说道：‘我们共同前进！我们共同前进！’”

　　赫尔岑同样不曾忘掉这一幕。若干年后，他这样写道：“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此后，麻雀山便成了他们的“圣地”，他们每年都要去上一两次。无疑，这是一种对友谊的珍视，更是凸显了信仰的力量。

　　赫尔岑写下的这段文字出自于他以呈现“白发的青春”为目标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不过，我最早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是因为布罗茨基（不是获诺奖的那位）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提到了他的小说《谁之罪》。这部小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起，揭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小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家庭教师克罗齐菲尔斯基与将军的私生女柳波卡相恋和成婚的过程；第二部分则由俄罗斯著名的“多余人”形象之一别尔托夫的闯入，形成了一个爱情的三角模式。作者在这个家庭悲剧中注入了自己对社会、对妇女地位、对专制制度的审视和思考，展示了尖锐而温柔的讽刺能力，从而赢得了同时代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赞赏，后者认为，赫尔岑是“文坛上一个伟大的人物”，可以对“这时代发挥强大的、善良的影响”。

　　表述的艺术性

　　记录那个时代的人、岁月和生活

　　早在1836年，赫尔岑在给自己的未婚妻的信中说道：“我要把我青年时代一切光辉灿烂的东西写成单篇的文章和故事，从形式上看，它们是虚构的，不过感情是真挚的。我要给这些短文加上一个总的题名：《青春与梦想》。”为此，他写下了诸如《会见》《最后的友谊纪念日》《一个青年人的札记》等回忆录式的随笔。这些作品都是一种必要的练笔，为以后那部皇皇巨著的完成嵌入了一个坚实的楔子。

　　别林斯基认为，回忆录实际已触及了小说的边界，它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表述的艺术性”，所以，一名出色的回忆录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忠于事实、还原历史的能力，而且还需要艺术概括的能力，“忠实地再现事实不仅要靠博学，还需要幻想。文献资料中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石头砖块，唯有艺术家才能用这些材料盖起漂亮的楼房。”赫尔岑无疑具备了这种表现的能力和思考的深度。

　　1852年，赫尔岑流亡巴黎。远离祖国的特殊遭遇再次激发了他写作回忆录的冲动，他准备写一部类似于歌德的《诗与真》，重点是“描写一位俄国革命者论欧洲异教徒”。当然，作品最后的完成彻底突破了作者最初的设计，《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的一部个人回忆录，记述了这位诗人思想家的成长经历与思想的发展轨迹，但它更是一部十九世纪俄罗斯政治与日常生活的编年史，其中生动的日常细节与宏大的时代背景相互烘托、相互映衬，像百科全书一样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人、岁月和生活”。

　　就文体而言，《往事与随想》显示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和出色的文学才能。它共分八卷，其中杂糅了传记、随笔、书信、时评、新闻和日记等多种文体。在空间上，它不仅有莫斯科与外省的跨越，还有俄罗斯本土与西欧异域的对比；在时间上，上起1812年俄罗斯第一次卫国战争，中经十二月党人起义、四十年代欧洲革命、五十年代的政治流亡，下迄六十年代巴黎公社风暴的前夜。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既有对美丽风景充满热爱的描写，也有私密情感的坦诚流露，更有关于真理的探索性论证，实可谓激情与理性相得益彰，诗与哲学并驾齐驱。在章节的设计上，编者为其重新进行了颇具创意的安排，既有对应，也有错落，例如第四卷为《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第五卷则是《巴黎——意大利——巴黎》，在空间上为读者的阅读期待营造了某种张力。在细节的凸显上，该书的编者又像列出关键词一样为每一章节写出索引性文字，如第三十六章，依次标明：“《民族论坛》——密茨凯维奇和拉蒙·德·拉·萨格拉——1849年6月13日的革命合唱队——巴黎的霍乱——离境”。不能不说，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读者的检索和对某些重要的或喜爱的章节之重读。在该卷中，编者还先后插入两集“《西方小品》”，第一集的两篇为《梦》和《在大风暴中》，第二集的两篇是《哀歌》与《附言》，它们作为传记正文的有效补充，记录了赫尔岑的哲思与抒情的历程。在第四十一章后面，插入《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内容涉及婚姻、家庭和妇女等。显然，这是颇有探索意义的一种写作方式。

　　雄辩的修辞能力

　　文字的逻辑性与可读性熔于一炉

　　在这些文字中，赫尔岑显示了写作政论所特具的雄辩的修辞能力：“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归结为纯粹偶然的性接触，正如在不可分离的婚姻中要使夫妇始终如胶似漆，直至走进坟墓，两者同样是不可能的……人的正常生活离隐修院和牲口棚同样遥远；教会取消了修士的结婚权，要他们过无性的生活，这与世俗没有孩子的、单纯满足情欲的行为，同样为人们所反对……”在他看来，“基督教眼中的婚姻与社会眼中的通奸是一样的”，这种婚姻是“阴郁的”、“不公正的”，“它违背福音教义，恢复了不平等现象，要女人受男人奴役。女人作了牺牲品，爱情（它是教会所憎恨的）作了牺牲品，当她走出教堂时，它已成了多余的东西，义务和责任代替了它。”如此，基督教把一种充满光辉和欢乐的情感变成了“痛苦、倦怠和罪恶”，最终将迫使人类绝种。文字的逻辑性和可读性熔于一炉。

　　阅读《往事与随想》，我们还不时地会遭遇一些散文诗般的抒情：“生活是喧哗热闹的，然而一切有生之物都在山下被白云覆盖着；这儿已经连植物也不能生存，唯有苍白的苔藓在一些石块上凝结成坚硬的表皮。再往上走，空气更新鲜，进入了永不融化的冰雪世界；这已到了极限，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切兽类中最好奇的几种，偶尔越过界线，窥探一下这片空无一物的荒原，张望一下地球上这些制高点，然后赶紧下山，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那儿充满了争吵纷扰，然而那是它们的家。”

　　别林斯基曾在《1845年俄国文学》一文中评论《谁之罪》时写道：“作者奇特地善于把理智提高到诗的境界，把思想转化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观察的成果具体化为富于戏剧性的情节。”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往事与随想》。赫尔岑本质上堪称浪漫主义的诗人（别林斯基称其为“人道的诗人”），他那磅礴的想象力与敏锐的感受力将“家庭的悲剧”与对社会的思考和人类命运的展望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其深刻的思想找到了恰切的载体。

　　赫尔岑的写作对同时代人和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屠格涅夫认为，《往事与随想》揭开了他的“社会生活”和“私生活”，为自己的一代人画出了肖像。有一次，他在读完其中的部分章节后说道：“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托尔斯泰则认为赫尔岑是“一位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他“致力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释生活的意义”，“倘若他的思想能化为五十年代以来一代青年的精神血液，那么我国就不会有虚无主义的革命家了”。我国著名作家巴金不仅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前两卷和第五卷中的《家庭悲剧》，而且还将自己晚年的回忆录性的随笔集命名为《随想录》，这是一部被誉为“继鲁迅杂文后中国散文史上的又一座丰碑”的作品，其中的自我忏悔和历史反思让我们依稀看到了那位俄罗斯前辈一部分精神上的血脉。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