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内维尔
马克·内维尔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其实是伦敦北部的几个小孩在做饭，看起来却像一个暴动现场
采访者：徐佳和
受访者：马克·内维尔
英国纪实摄影师马克·内维尔从阿富汗战场回来便开始失眠、酗酒、易怒……他的作品遂转向和他一样深受应激障碍症困扰的退伍军人。而他的战地摄影，因为与英美媒体报道相悖，三年之内无法在英国展出，他说：“我想填补报道与现实的差距。”
英国摄影师马克·内维尔现在经常被人称为“战地艺术家”，其实此前，他深受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Henri Lefebvre的影响，摄影作品的关注点在于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由此赢得了2012年普利策奖提名。完成《格拉斯哥港口》《这里是伦敦》两个摄影项目后，年过半百的他成为英国官方最后一个派往阿富汗的战地艺术家。亲历战争，让他几年之内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酗酒、易怒、失眠……作品遂转向和他一样深受应激障碍症困扰的退伍军人。
早年曾经当过时装模特的马克·内维尔在一次次反反复复面对陌生人回溯自己的战争体验时，会有点不易察觉的神经质。他有一条战地反导弹内裤，含有特殊的化学成分，“很重，穿着它，如果踩在地雷上，腿可能被炸没了，命根子还在……战场上，厕所就是进一个木盒子，上面有个洞，下面放一个塑料袋，有人每周都会来清理一次，用汽油烧掉这一堆3000多袋的排泄物，于是一整天都能听到这堆东西引发的爆炸声。”黑色幽默是子弹嗖嗖嗖地从耳旁飞过时，抵御恐惧和互相安慰的一种方式。
《时代映像：1960年以来的英国摄影》正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展出，38位著名摄影师和艺术家的400多幅作品让英国五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化从风格各异的影像中浮现出来。马克·内维尔的两个系列作品都在展览中展出，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
记者：你被派到阿富汗战场，身份是“艺术家”，并非是“摄影师”，身份差别对当时的工作状态有什么影响？
马克·内维尔：在阿富汗战场，每天都有人失去手臂、腿，失去身体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我可以看到、听到和感觉到那种恐怖，英美媒体的报道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报道里只有一个死亡数字，数字后面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想填补报道与现实的差距。当人们获知你的身份是一位艺术家时，他们会更放松，容易敞开心扉，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和一个个人说话，而不是面对一个大机构，所说的不会第二天就出现在报纸上，自己的形象也不会成为报纸杂志的封面。如果你能够建立信任，你就有可能发现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事。
当时，我出门都是前面三个士兵，后边三个士兵一起走，很长时间里什么都看不到，但会忽然冒出来一两个孩子，没有大人跟着。我问自己，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谁在照顾他们？当地有些士兵就像孩子，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我和我们的士兵排成一个队列单线行走，不能往左，也不能往右，地上都有地雷，万一踩响，不仅自个没命，陪着我的士兵也没命。小心翼翼地，看到什么值得拍，蹲下来马上拍一张，接着走，不能停。如果你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无疑是沉痛的，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所谓的创伤应激障碍症——他们无法真正地再次融入社会，和人交流都有障碍。
记者：既然你去阿富汗战场是受邀于英国帝国博物馆，为什么回来之后过了好几年，这些战地摄影作品才得以展出？是英国政府授意吗？
马克·内维尔：在阿富汗差不多三个月，我独自照料所有摄影设备：摄像机、照相机、数据线、三角架、闪光灯……一个人背着所有这些东西，从直升机和坦克上上下下。我希望找到一个新角度去思考战争，为此想过三四种不同办法。第一种就是打印出一些先前有关战争的绘画或摄影，邀请当地人站在背景板前，我为他们拍照，我当时想，每时每刻旁边都有炸弹掉下来，每时每刻都有地雷会爆炸。如果我去拍摄两百米之外的爆炸现场本身，人们都司空见惯，根本不会去思考。如果我去拍摄这里的真人生活，并同历史图像放在一起观看，那么人们可能真的会意识到个中的矛盾，去反思——我们仍然在重复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走进战争的困境。
有一天，我们坐了6个小时的坦克，到达当地原属塔利班势力主掌区域的集市，此时已由欧美盟军控制。人们开始做生意，有人在卖手机，有人在买车。我站在坦克里露出上半截身子，举着照相机，身边就是一个举着冲锋枪的士兵。我相信，若平时有人忽然拿照相机对着你，你可能都会觉得受到侵犯。这些当地人面对我们——他们不仅是面对冲锋枪、面对我的镜头，更多的是面对着这台坦克。坦克就像一艘宇宙飞船一样，空降到了这里。我深深地不安，更多地觉得，整个军队都不应该在那里。街上有人好像朝我们挥手致意，但我感到他们的潜台词是在说“快点滚吧”。我的摄影不应该用来宣传英军获得多大的胜利，而应该反映当地人对英军做出什么样的反馈。
我冒生命危险去阿富汗，就是想拍一些说真话的照片，一定要在我回来之后立马就展出，才能呈现照片的纪实性。结果，时隔3年英军全部撤军之后，他们才开始商量展览的事。我从战场回伦敦后的两年，都深受创伤应激障碍症的折磨，也寻求心理治疗。我编辑了一套书，上下两册。第一册，是我自己的故事，战后如何适应社会。第二册是我的战友们的故事。书在西班牙印刷，一共1500套。计划分两个箱子运到英国，一箱装了500套，一箱是装了1000套。装了500套的那箱，被英国海关扣住了。英国海关和英国国防部有相应的联系。我猜想被扣的那500册，肯定是国防部的主意，他们不想让这本书流通。第二箱1000套，走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运送线路，顺利地到达了伦敦。我把这些书赠送给伦敦当地一些精神病院，流浪者之家等等。我的照片并非谴责政府，而是希望通过照片鼓励人们，尤其是那些经受战争的心灵创伤的人,努力积极地寻求救治，从财务到精神，都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每个从战场回来的人都应该得到，而政府却没有给予。西方国家讨论什么审查制度，审查制度不仅仅英国，其实每个国家政权都会有，只是方式不同。摄影都是一个谎言，我只是想通过说谎去讲出真相。
记者：你是否觉得，相对于上流社会，底层民众更容易接受你的镜头？
马克·内维尔：蓝领阶层确实愿意让我拍，很高兴自己被记录下来，富有的阶层则希望一切尽在掌握中。我拍匹兹堡穷人区和富人区，贫富差距特别大，前者的构成当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来自非洲和南美的移民。整个穷人区只有一家杂货店，老板是一位女士，她的店是当地唯一有咖啡机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去喝咖啡。店里面也卖烟，卖中国制的伟哥，卖可卡因和其他毒品，都极具诱惑性，但我只喝喝咖啡而已。我拍当地嘻哈音乐俱乐部，来者都是黑人，有人劝我不要去，可能被殴打，被抢钱。但其实我挺享受那个晚上，我站在墙角拍照片，当晚的DJ站到我旁边，朝着所有人喊，“我们这有一个伦敦来的摄影师”。当地的黑人女孩，极尽性感之舞之能事贴着我跳。我只能极尽中年男子之舞之能事，边跳边想办法拍点照片。
我很喜欢影像形成对比。然后时隔三个月，我拍了这张伦敦夜总会的照片，这个夜总会是英帝国哈里王子常去的夜总会。我拍的时候基本就是站在墙角一个椅子上，拿着摄影机。我不指挥他们，有时候就觉得这人往前挪一点，那人往后退一点，这张照片就完美了，我就举着照相机在等啊等，等了二十分钟，怎么还不挪，然后我自己挪动摄像机的一刻，那些人就照着我脑子里想的那样做了……我还是没拍到。
记者：你深受法国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Henri Lefebvre的影响，摄影作品关注社会两极分化，充满了左派的激情，你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马克·内维尔：确实，我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感兴趣，我喜欢和普通人在一起并以他们的生活作为创作主题。一个多世纪过去，社会等级体系并没有真的改变，还是非常强势。出身阶层和家庭，非常重要，我试图通过视觉语言让照片看起来甚至像狄更斯笔下的小说，以此暗示人们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事情没有真的改变。这可能是全世界的问题。贫富裂痕的加大，不仅仅对于穷人是件可怕的事，对于富人来说同样如此。如何能够让穷人们从我的摄影项目中获益？纪实摄影画册往往最后出现在咖啡桌上供中产阶级爱好者阅读，我想颠覆这一状况，让我拍摄的人成为读者，艺术创作要有社会功能。《格拉斯哥港》一共八千册，但不在市场上售卖。我用五万英镑雇佣当地少年足球队的队员，让他们替我把书分发到当地的每家每户。有人很喜欢，有人很讨厌。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是《这里是伦敦》中的，在伦敦北部一个当地小孩子玩的空地上，家里人教他们怎么做饭。我让这个场景看起来好像刚刚发生过灾难的，一个比较悲伤的，潜伏着危险的现场——这些孩子刚刚往烧烤盘上浇冷水，冒起来的全是水蒸气。照片里面的三个人物，最上面的那个，看上去就像个革命分子。中间那个，看上去特别纯真、无暇，像个小天使。左下角那个，就像个巫师或者魔鬼，从他嘴里面吹出的毒气。照片拍摄时，恰好与“占领伦敦”发生的时期重合，照片上的场景给人感觉好像是马上就要发生暴乱了。
摄影本身作为一种媒介非常独特。看照片的人不需要特别特殊的经历、知识或理论概念，只要凭借直觉都能立刻明白照片在说什么，想要说什么。我想通过摄影去拥抱这种天然的民主性，民主的普遍权利是摄影本身所独有的。很多时候，专注社会摄影的人野心不够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通过摄影可以造成的影响——不管对他人，还是对自己。
记者：家庭和当模特的经历，是否对你的摄影留下影响？
马克·内维尔：我不属于富人阶层，没有豪车。我的祖父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船长，他从战场回来后，脾气变得十分暴躁，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对家人咆哮，对我吼叫的同时，他也拿相机对着我，我想他是试图用相机和世界沟通。我一直想用相机与被拍摄者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而不是有侵略性——相机总是那么有力量。我没有一个很坚固的家庭，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一直在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属于哪里，哪里可以承认我？我一直在找一个家庭，这是我从事摄影，个人的、直接的、基本的动机。
对我来说，年纪见长，困扰就是要背着很大的相机到处跑，体力有点不支。此外，别无牵挂，父母早已过世，我也没有家人。我正进行的项目就是拍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