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朱绍杰

　　受访者：阮义忠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台湾摄影师阮义忠的一系列举动，包括编著《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书以及创办《摄影家》杂志，使得中国当代摄影接受了一次大规模的西方当代摄影洗礼。阮义忠也因此被奉为“摄影教父”，画家陈丹青更将其称作“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布道者”。

　　从摄影家到摄影杂志出版人，从台湾到大陆，阮义忠一直在寻找更宽广的土地播撒摄影人文精神。自2013年以来，他陆续在大陆开设了十四个摄影工作坊，用小班制、私塾式等教学手段，将摄影技艺手把手地传递给各地学生，当然也包括他的粉丝们。

　　近日，《阮义忠摄影工作坊&广州美术学院摄影专业联展》在广州开幕，展出众多“阮家班子弟”的摄影作品，同时也促成一次摄影领域体制内外的研讨与切磋。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洞察力，专注地用镜头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

　　在艺术摄影、观念摄影盛行的今天，阮义忠更喜欢“有温度”的摄影作品，希望自己在观赏的同时被感动、被温暖，从而体会艺术家在创作现场的情感流露。不跟流行，喜欢听海顿，他总是对那些主流边缘的被忽略、被低估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格外感兴趣。

　　阮义忠讲了一个故事。工作坊台北站除了教室、暗房，还辟出一个影像空间，专门提供给摄影新人举办首次个展。去年有位学员从武汉来，在布展现场问他：“老师，您看这个展览会不会有实际效果？”

　　阮义忠回答：“没有。而且你的第二个、第三个展览也不会有太大反响。可是，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没有第二步。只要努力不懈地往前走，当你跨到第十步时回头看，就会发现，之前的每一步都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这位学生却是幸运的。阮义忠说，展览开幕不久后，该学生的作品就被一家韩国画廊看中，悉数收藏，并将在韩国展出，他的艺术之旅迈出了第一步。

　　围绕这众多摄影背后的观念和故事，阮义忠先生在广州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1我的摄影生涯和教学分不开

　　“在展览现场，我贴了一个公告，开始暗房工作室的招生”

　　我的摄影生涯和教学分不开

　　记者：您的摄影家身份众所周知，但您是怎样开始从事摄影教育工作的？

　　阮义忠：基本上，除了创作之外，我的摄影生涯和教学是分不开的。我本来只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做了一些台湾农村题材的记录，以游记的形式在《家庭月刊》连载。后来一些报道文章就被电视公司看上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的收视率很好，知名度也很大。

　　电视很成功，可是我拍照的热情却一天天降低了。以前我拍照都是因为感动，感动的瞬间就是我创作的同步，所以带给我丰富的生活内容。可是做了电视之后，我看待周围的事物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心，与之互动了。我是用一种比较现实的眼光，看到东西先想到的，是可以变成我电视节目的哪一部分，要多长。所以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再看就没有以前的热情了。我很担心，所以五六年后，我就辞职了。

　　但是辞职后也要过日子，我就想，以我的专业，可以来教人家一些暗房的手艺。一开始，我成立工作室还不敢叫摄影工作室，叫暗房工作室。我觉得一个人不论拍照是什么走向，都一定要熟悉暗房操作。当时，我被认为是暗房操作最为严谨的一位摄影家，所以我想，我如果成立一个暗房工作室专门教别人技术部分的内容，应该不成问题。

　　那个时候我正在准备《人与土地》的展览，把我十三年来在台湾乡间拍下的最好的作品，组成一个人生老病死的过程。在展览现场，我贴了一个公告，开始暗房工作室的招生。没有想到，前来面试的人很多，我就要筛选，进行面谈。我不想开大班，想做小班制，一次大概八个人左右。为什么八个人呢？因为我家的暗房只能容纳八台放大机，加上我，刚刚好坐得下，再多一个都不方便。

　　记者：这样您自然就开始当老师了。

　　阮义忠：后来机缘巧合，2013年我到杭州开了大陆的第一班，没想到现在已经开了十四班。为此我不得不赶快从台北艺术大学辞职。前面的几个月，我还请假，请我的学生代课。学校也不让我辞，让我挂名在那里。但我觉得要留给年轻人机会，所以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大学的职位，心无旁骛地在大陆开工作坊。

　　记者：您的工作坊在全国有十四个站，学生上百人。不同学生的摄影风格，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景观差异非常大。您是如何给他们指导的？

　　阮义忠：第一个，我在教摄影时并不只是教技术，而是非常强调，我们拍照不要只看影像上的张力，要把现实转化成二维的视觉上的线条、构造。我更希望他们从自己的潜能出发，发现自己的特别所在。什么最能感动你，怎么样的方式表现味道最足，就顺着自己的感觉走，是最好的。

　　我鼓励他们把潜能表现出来，不要顾虑别人是不是看得懂。

　　记者：在数码摄影的时代，您还会给他们讲授传统的暗房技术吗？

　　阮义忠：虽然有些人学过之后不一定会再进行暗房操作，但通过这样让他们回到摄影的根本、认识摄影的根本。所以我还会教学员很实际的暗房操作。

　　暗房技术不像现代的数码摄影，拍了马上就能看到结果。它拍了还要冲洗、放大，每张照片都要经过显影、定影等程序，影像的诞生就像生命的诞生一样，要光学和化学的变化，要处理得当，才会健康有力量。这样做，你会觉得摄影是在拍照现场受到生命的感动。拍照人和他要记录的对象，两个陌生人让生命叠在一块，才会诞生一张照片，这种人文精神慢慢他们都会有体会。

　　2鼓励“没有信心”的摄影师

　　“我无论处在任何时代都会扮演同样的角色”

　　鼓励“没有信心”的摄影师

　　记者：您的杂志和著作一度带给大陆摄影家们重大的启发，提供他们所看不到的东西。您觉得这与您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吗？

　　阮义忠：我想我无论处在任何时代都会扮演同样的角色的，只是我那个时代刚好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台。

　　我处在资讯不是很发达的台湾小岛上，开始拍照是个意外。可是我做什么事情都会一头栽进去。我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想了解别人是怎么拍的。我不只是想要了解我周遭的事情，更想了解动人作品背后的摄影家，他们内心在想什么、经验是什么、受到过什么启发，包括他们的奋斗过程，等等。

　　我就开始大量地去搜集资料，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找这些资料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订的书拿到后是英文我又看不懂，要找我太太帮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觉得我知道了那么多，应该让别人也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表出来。

　　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刊物叫《雄狮美术》，我发在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就非常叫座，几乎是《雄狮美术》最叫座的文章，我写的比之前登的那些绘画理论更加亲切。接下来，我的专栏被评为那本书刊里最受欢迎的栏目，后来就出书了。我的读者一下子就变成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华人，包括在大陆美术界、纽约街头等，我后来又出了《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等书。

　　记者：您后来所办的《摄影家》杂志，也对中国“新摄影”的发展影响巨大。

　　阮义忠：后来我办摄影杂志，让所有作品登在杂志上的摄影家们都觉得被尊重地呈现了。我是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被那样尊重过。我们的杂志在摄影上是做出过贡献的，一度在纽约的曼哈顿街头都可以买到我们的杂志。这也是因为摄影才有办法做到，因为文字比较少，比较好翻译。我们做的如果是文学作品，就不可能这样了。

　　我们在中国摄影发展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我们出过《中国摄影专号》，把当时不为人知的安哥、肖全等人的作品做成一期内容，《中国新摄影》更是把洪磊、蒋志、邱志杰、王劲松等几个人变成了我们的杂志内容。他们目前都已经是中国摄影的大腕了，但当时被我们推介的时候，他们是很没有信心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干的活了，所以说我有机会参与了中国摄影和中国新摄影的发展。

　　3让摄影稍微转个弯

　　“我一向对被低估的、忽略的、遗忘的事情感兴趣”

　　让摄影稍微转个弯

　　记者：大家把您称作一个时代发展的“转译者”，您认同这个角色吗？

　　阮义忠：就算我不在，别人也会扮演这个角色。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人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参与，而使某个方向稍微转个弯。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以台湾这么个小岛能在华人摄影界扮演这样的角色，何其有幸！

　　事实上，我没有去做判断和评估。我从来不跟流行，现在在流行的我完全不跟从，反而会躲开。很多人都在做的，不少我一个。比如现在大家都关心观念摄影、艺术摄影，可是我觉得要在大家都不关心的时候做才有意思。我一向对被低估的、忽略的、遗忘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记者：所以这也是您的杂志推荐中国“新摄影”的原因？

　　阮义忠：对，由于有这个特点，当时我们选择写进杂志的人物，在中国内地的摄影活动中并不是主流。他们是边缘人物，主流还是那些摄影协会的东西。可是从以前到现在，我很少关心那些在台面上主流的摄影家们。我们只需等时间去证明。你判断的人如果好，自然会起来，只是你及早地肯定他，给他定了高度，那他就有信心了，自然就会更努力了。

　　4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

　　“想从艺术品当中感受到温度，也许我是老派的人”

　　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

　　记者：现在流行观念摄影，摄影越来越有走向观念艺术的趋向。您会不会觉得今天好的作品、好的摄影家越来越少？

　　阮义忠：不会，他们只是没有展出的机会。不像观念摄影，有那么多被展览的机会。现在很多美术馆也比较倾向于找新锐作品，就是定了策展主题后才去挑摄影家，展出的并不是艺术家想拍的，或者是他们觉得拍得好的，都是策展人的观念在主导。

　　记者：所以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展览的品质首先要看的是什么？

　　阮义忠：作品本身，我才不管你题目多好。我没办法走进现在的一些大展览，有时觉得失望。看展览，我想从艺术品当中感受到温度，但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了。大家都讲求“酷”，似乎情感的自然流露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希望被艺术品感动，自己的心被温暖得更热一些。也许我是老派的人吧。

　　记者：今天生成图像变得越来越便捷了，以至于陈丹青觉得绘画的时代会因此而结束，摄影也会面临类似困境吗？

　　阮义忠：我想不会，这是态度的问题，如果用数码的人能回到以前那种传统的态度就好了。我们以前想拍一张成功的照片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技术和机器还没有很成熟之前，有一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必要。

　　我一开始什么都是要自己手动，焦距光圈都要自己动，快门速度要自己控制，没有测光表，还要从很多失败当中累积经验。每一次都要非常认真，如果这一张按下去错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用传统胶片摄影的态度来使用数码摄影是可行的。要想着按一次快门就需要材料费，我们不得不珍惜每一次按快门的机会。我现在拍数码也是按第一张就不按第二张，不会想着多拍几张比较可靠。如果大家都是随便拍，你和对象之间，就没有了真正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共鸣了。这也涉及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人只有懂得惜物才会惜情，不会惜情就不会珍惜影像和记录主题。

　　5发微博没有比数码更好的工具

　　“那不只是糖水的甜而已，它还是有滋有味的”

　　发微博没有比数码更好的工具

　　记者：您近两年还有创作吗？

　　阮义忠：其实我近两年把微博当作创作，我会很认真地整理微博拍的照片,当成新的创作。我的微博已经出了两本书了。回过头来看，那些微博的照片是真正反映出我的生活空间的，包括我每天看到的、一天一天重复的日子，记录着每天除了睡觉之外的感动，和外界有吸引力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糖水”的，可是那不只是糖水的甜而已，它还是有滋有味的。

　　除了甜之外，一个人只要心安静、很愉快的时候，他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的。我写微博的时间不长，我是在微博的巅峰时写的，一直到衰落。那些照片我也打算过滤一下出一个摄影集。那些照片是通过数码相机拍摄的。

　　记者：其实您不抗拒数码摄影？

　　阮义忠：发微博没有比数码更好的工具，但是我进暗房的时间更久。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大多是以台湾题材为主，而近期您主要展出拍摄自亚美尼亚的作品，感觉和之前拍台湾本土有何不同？

　　阮义忠：我去亚美尼亚，和音乐、和我父亲生病有关。当时我心情不好，刚好买到了亚美尼亚的一张CD，一听完全被电到了，我决定一定要去亚美尼亚。那首歌是在为民族做祈祷，而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整个心都在为我父亲做祈祷，亚美尼亚的命运与那一瞬间我对父亲的感觉叠合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要去亚美尼亚是很困难的。1997年，我虽然只去了一个礼拜，可是我所感受到的却是，无论再苦物质再缺少，亚美尼亚每一个人都是精神贵族，他们活得非常有尊严非常优雅。他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凄惨的民族，被邻国一直包围，处于战争中，可是没有人绝望。他们觉得再苦都熬得过去，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相信2001年的时候上帝会再来一次，之后一切都会有好转。

　　亚美尼亚的展览本来是想在2001年做的，却直到今天才办成。我整理好了亚美尼亚的这部分作品后，给学生看，大家都很感兴趣。从今年七月起，在成都、大理、台湾展出，反响都很好。这给了我信心，开始想把国外的摄影作品整理好出画册和办展览，目前的计划是展出土耳其和日本的。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