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书莹
保罗·安德鲁
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被形容为“巨蛋”
外滩画滩：作为一名建筑师，你在建筑领域已经声名显赫了，为什么又要开始写作？
保罗·安德鲁：原因很简单，我热爱写作。当我对任何事物有所感觉时我喜欢将它们记录下来。之前出版的小说《国家大剧院》记录了我在建造中国大剧院的一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文学创作，艺术是没有边界的；文字对设计很重要，音乐对文字也很重要。在中国也是这样，你们国家有很多出色的诗人，他们同样也是画家。
外滩画滩：外界评论说《记忆的群岛》是一部小说，但读过的人很快就能发现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像是描述一个人灵魂出壳或在梦游时看到的一些景象。
保罗·安德鲁：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小说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长篇诗歌。对我本人来说，写这本书的过程像是一样样地扔东西。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激发你们对生活新的挖掘，比如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记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读者自己的感受，你们认为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种形容很妙：一部作品就像一副眼镜，你必须不断地去试才能找到最适合你的那副眼镜。
外滩画滩：你通常在什么状态下写作？
保罗·安德鲁：我喜欢在晚上写作。我一篇一篇写，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知道具体在写什么，就是写。这与我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的状态有一点不同，在建筑设计时我总是有很明确的计划，对整个工程都有很确切的安排。外滩画滩：对你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保罗·安德鲁：这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当你在没有方向走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发现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对我来说，无论是文字还是建筑都是很美的工具，我喜欢为它们去服务，利用它们表达我的思想。
外滩画滩：那《记忆的群岛》是在表达你的什么思想呢？据说它创作于你在进行国家大剧院期间，书中有很多诸如“痛苦”、“疲惫”这样的字眼，能否将这本书理解为你当时心理状态的一种宣泄？
保罗·安德鲁：这本书所表达的内容与国家大剧院工程没有多少关系。举个例子，出版之前我的出版人建议我为中文版增加一些插图，我创作了一些小图画，但这些图并不是为了建筑而画的。如果你想了解建造国家大剧院的故事，我建议去看我的《国家大剧院》，那本书写了在国家大剧院工地上发生的有趣故事，书里所有的图片都是我当时规划国家大剧院时画的草图。
外滩画滩: 有书评人认为你的作品继承了追求纯粹艺术的法国新小说派风格，不知道你对罗伯- 格里耶、杜拉斯这样的新小说派代表有什么看法？
保罗·安德鲁: 我不能对新小说派进行评论。在建筑行业我的确经验丰富，我的一生几乎都在与建筑打交道；而在文学创作上，与其说我是个作者，不如说我还是个读者，我写小说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所以我想我没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
外滩画滩：书里描写不同形态的水，这让我想到国家大剧院四周一片人工湖的设计，水在你的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吗？
保罗·安德鲁：我后来发现好像是这样的。我发现水是一样很奇妙的东西，能以任何形式出现并随时发生改变。
外滩画滩：西方建筑设计师在诸如大剧院对水的设计和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上对水元素的使用，比如紫禁城的水有什么区别？
保罗·安德鲁：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建筑设计上运用“水元素”的设计目的多为对空间进行区隔。
外滩画滩：据说你最初认为大剧院的造型是个“大水母”，而中国人则管它叫做“巨蛋”，这是理解上的差别吗？
保罗·安德鲁：我没有管它叫做“大水母”，是法国媒体给的形容词。
外滩画滩：那你本人到底认为它是一只“水母”，还是一只“蛋”？
保罗·安德鲁：这取决与每个人的感受。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外滩画滩：你在大剧院里用了20 种不同的红色，是为了暗合中国人的文化吗？
保罗·安德鲁：这只是一个选择上的巧合。我在设计上选择红色首先是考虑到红色代表的是一种剧院文化。你去巴黎歌剧院也可以看到红色元素的运用，世界各地许多剧院也如此。其次，你们也是一个热爱红色的民族。
外滩画滩：你曾说过对于大剧院你是99.9%的满意，能谈谈0.1% 的不满意在哪里？
保罗·安德鲁：对于我的作品，我通常都会有遗憾的。我经常会对年轻的学生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做成什么事是与你对事物的怀疑能力成正比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最终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
外滩画滩：可以将这种遗憾理解为你在设计上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吗？
保罗·安德鲁：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双方想法的冲突和结合。拿大剧院项目来说，起初主办方对我的设计进行了诸多限制，最大的就是他们规定了大剧院必须距离长安街有多少米。我并没有遵守。有人当时就评论说“他需要离长安街远点”、“这个设计根本进不了长安街”等。
于是主办方找到我说，你必须要改！最初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非常抵制，我想要造一座我心目中的大剧院。我这样告诉他们，“这是一座建筑，它不能像你们家的家具那样被挪来挪去”。其实有段时间我很沮丧，也想过放弃，但最后大家都让步了，我还是决定在原有的设计上做一些改变，官方也改变了一些想法，由此我得以坚持一些理念。
“不在工地上，我就去大街上溜达”
外滩画滩：你在建国家大剧院的八年里，肯定学了不少中国话吧？
保罗·安德鲁：老实说我能讲的中文单词大概不会超过20 个，为此我也觉得挺惭愧。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懂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了解中国文化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熟读中国的每个朝代，我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是尽量多到大街上走走，看看平凡老百姓当下的生活。
外滩画滩: 能说说你都怎么了解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保罗·安德鲁：我几乎每个月都来中国一次，不在工地上时，我就去大街上溜达，试吃各种美食，我热爱中国菜，尤其是四川菜。
外滩画滩：据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时经常会被人认出，找你拍照，有这事吗？
保罗·安德鲁：对。刚开始时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挺奇怪，在法国大街上我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后来我接受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吧，人们总喜欢跟有名的人拍照。
外滩画滩：你会借机向人询问是否喜欢你的建筑吗？
保罗·安德鲁：不会，大多数时候我发现语言是个障碍。
外滩画滩：难道中国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保罗·安德鲁：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至少我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是容易发火的人，有时还会大吼大叫，但现在不会了，我从中国人身上懂得了克制，当然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有时还会说，你脾气太坏了。我则对他们说，我已经柔和许多了。
外滩画滩：有人评价大剧院设计暗合中国道教的“阴阳”，你对“阴阳”有了解吗？
保罗·安德鲁：对我来说，“阴阳”就像是在建筑学上对光线明暗的处理。
外滩画滩：你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文化冲突”是什么？
保罗·安德鲁：我觉得所谓“文化冲突”这件事，你觉得它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就不存在。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坚信建筑必须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考虑诸如经济、社会等差异。对我这么一个外国建筑师来说，在中国进行项目我最大的考虑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作团队合作这样更切实的问题。“有野心的是中国”
外滩画滩：当今中国的一些重要建筑都由一些外国建筑师来设计，一些中国人总希望重要的中国建筑既要“摩登”又要充满“中国传统元素”，你如何评价这种想法？
保罗·安德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这些人，难道你 .穿现代服装、吃洋快餐，你们就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试想也许现在大家认为是“超前”的东西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传统”？
外滩画滩：你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完成过不少建筑作品，你对哪个城市感情最深？
保罗·安德鲁：上海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海给了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大机会，通过完成浦东飞机场我开始在中国渐渐出名，接着就有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些设计为我最终赢得了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所以我总是说上海对我格外友好。
外滩画滩：你以设计飞机场闻名，你如何评价刚刚启用的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这是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作品，你没有参加三号航站楼的设计竞标吗？
保罗·安德鲁：我还没进去过，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但从外观来看，我很喜欢这个作品。事实上，我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竞标，但显然这次福斯特做得更漂亮，于是我输了。但我还是很高兴，很欣赏他的设计，我甚至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他表达了我对他的祝贺，可惜我现在还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应。
外滩画滩：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三号航站楼就像一条巨龙。
保罗·安德鲁：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个设计，但我很讨厌人们对它的这个形容。这个建筑是一个设计得很好的大型建筑，但我依然不知道它哪里像一条龙。说实话，我知道人们总喜欢给不同的建筑起名字，认为这幢建筑像条龙，那幢像朵花或者是像只蛋，但我完全都看不出来。
外滩画滩：你介意人们给你的建筑取名吗，比如说他们称国家大剧院为“巨蛋”？
保罗·安德鲁：不介意，我认为这至少能激发人们对建筑的亲切感。
外滩画滩：在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重大建筑项目都是由国际建筑大师来完成。荷兰建筑师库哈斯为此还评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实现建筑家野心的地方，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保罗·安德鲁：我的理解与他有点不同。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对于建筑师来说讲从无到有将一些新的概念付诸实现是一种天性而不是一种野心。比如我，我就是喜欢做一些重要的大型项目，所以我就来中国了。
外滩画滩：有人认为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比起本国建筑师，外国建筑师处于一个更有利的竞争位置，你同意吗？
保罗·安德鲁：事实的确如此。其实这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在巴黎、在柏林，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都不是本国人在做。这很正常，就好像中国马上要开奥运会了，不但中国选手会参加，也有许多外国选手来参加，得金牌的也不可能全是中国人。
（实习编辑：庞云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