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科梅蒂是最重要的现代雕塑家，其人与作品都已成为超现实主义的一个符号。


贾科梅蒂展将展出250件左右作品，其中包括《行走的人》、《匙型女人》、《行走的女人》等标志性作品。


细长如火柴棍般的人形雕塑灵感来源于二战德国集中营的囚犯。

　　采访者：徐佳和

　　受访者：凯瑟琳·格雷尼尔

　　贾科梅蒂，这位20世纪的现代主义雕塑大师有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英俊的脸。他细长如火柴棍般的人形雕塑作品灵感来源于二战德国集中营的囚犯，模特却是具体的个体——朋友或者亲人，体现着他与他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艺术家哲学家朋友们共享的精神氛围——那是战后欧洲的氛围，充满了威胁、负罪感、忧虑、怀疑和一种濒临死亡的意识。

　　2015年，贾科梅蒂的雕塑作品《指示者》在佳士得拍出1.41亿美元的高价，刷新了之前仍旧由他保持的全球雕塑最高价。让更多原本不熟知西方艺术的人开始知晓、接近贾科梅蒂。

　　2016年是贾科梅蒂逝世50周年，3月18日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开幕的贾科梅蒂回顾展上，现场展出来自贾科梅蒂基金会的250件左右的作品，其中包括最具标志性的《行走的人》（1960）、《匙型女人》（1927）、《行走的女人》（1932）、《鼻子》（1947）、《笼子》（1950）等，涵盖了艺术家从早年创作，历经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到1960年代等阶段，是继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贾科梅蒂作品之后最大规模的贾科梅蒂艺术展。

　　展览上还能看到贾科梅蒂与哲学家萨特、荒诞戏剧家贝克特、人类学家米歇尔·雷里斯、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等等共同构筑起的法国文化名人朋友圈。展览现场，还有根据艺术家当年在巴黎经常光顾的花神咖啡馆模型复原呈现的“贾科梅蒂的咖啡馆”，据说萨特就是在巴黎花神咖啡馆第一次与贾科梅蒂搭讪。

　　记者专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也是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前蓬皮杜艺术中心副馆长凯瑟琳·格雷尼尔，作为一名艺术史专家，她谈到了贾科梅蒂对于雕塑版本的严格控制问题，以及对于今天的意义：他的工作室只有23平方米，直到逝世，他都无力买下这间工作室，然而这些细长如刀锋般的人形跨越时间，成为一种孤独的符号。

　　保障版本是对作品尊重

　　记者：本次展览，我发现重塑的贾科梅蒂工作室门口只张贴了法国人类学家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的照片，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两位是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

　　凯瑟琳·格雷尼尔：是的，米歇尔·雷里斯和贾科梅蒂还有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都是很亲密的朋友。超现实主义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贾科梅蒂所支持的，对尼采的哲学思想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作品感兴趣，又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内容。还有一派主要基于梦想，旨在把梦想变成现实，比较美好。总体来看贾科梅蒂被称为两派的结合。

　　记者：贾科梅蒂基金会是否专门收藏贾科梅蒂的作品？运营资金来自什么地方？法国政府是否有投入？ 凯瑟琳·格雷尼尔：贾科梅蒂基金会是由贾科梅蒂的遗孀安妮特·贾科梅蒂成立的。贾科梅蒂去世时，把自己工作室所有的作品都留给了妻子。安妮特则把这些作品都捐给了基金会，因此我们的收藏数量很大。

　　他逝世前没有专门的工作室，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贾科梅蒂逝世后，安妮特想要买下那间屋子，但没有成功，她拆下所有的作品然后离开了。因此，一些壁画碎片也有展出。

　　安妮特没有足够的资金。在法国，一家基金会需要资金通常是存一笔钱在银行，以利息维持基金会的运营。当时连第一笔原始资金也不够，所以安妮特翻模了一些贾科梅蒂石膏作品售卖，才有了一笔资金。当然我们也从别的地方筹集资金，比如图片有偿提供。

　　记者：雕塑作品有版本问题，此次贾科梅蒂到达上海的翻模作品是第几版？版本是如何计算的？

　　凯瑟琳·格雷尼尔：这次展出的有一些确实是在贾科梅蒂去世后的翻模作品。他的作品第一批通常是六件再加上四件试版作品。之后有所改变，变成八件再加上四件试版作品。

　　贾科梅蒂生前最后阶段做了很多青铜雕塑，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展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在伦敦、纽约、瑞士都举办了展览。去世后，他的妻子和弟弟也在继续他没有完成的作品，但不会超过贾科梅蒂之前定下的版本数量。这既是对贾科梅蒂的尊重，也是对作品买家的承诺。

　　对于贾科梅蒂来说，艺术家生前作品和逝世后作品一样珍贵。与其他艺术家不同，他从来不自己上釉（patina），也不亲自浇铸。他让工厂来给青铜雕塑上釉，或让藏家自己来选择釉色。只有少数几件青铜雕塑作品是贾科梅蒂亲自上色的。但那时收藏家们都比较喜欢不上色的作品，所以贾科梅蒂只做过较少几件上色作品。

　　这次展览中只有一件是在浇筑后，他重新再制作的。还有贾科梅蒂亲自上色的石膏像，非常珍贵。安妮特·贾科梅蒂去世后，就没有再制作过别的版本了。但我们可能会进行翻模以留下一些容易脆弱的石膏作品。

　　记者：去年拍卖行将贾科梅蒂的作品拍出了1.4亿美元的高价。这件事对基金会有影响吗？

　　凯瑟琳·格雷尼尔：这当然是对贾科梅蒂艺术成就的一种肯定。但之后展览的保费就变得很高昂，是一个负担。

　　贾科梅蒂式的态度

　　记者：贾科梅蒂已经逝世五十年了，他在西方的影响力有何变化？

　　凯瑟琳·格雷尼尔：贾科梅蒂是最重要现代艺术大师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现代雕塑家。他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全世界知道，他也成功做到了。很多孩子都被他的作品吸引了。他的作品富有情感，也包含了很多艺术内涵。但就算你不了解艺术内涵，你也会被他的作品感染。

　　记者：前几年蓬皮杜有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大展，您如何看待贾科梅蒂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

　　凯瑟琳·格雷尼尔：我猜想贾科梅蒂给中国艺术家们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是很多教授经常将贾科梅蒂作为具象艺术的代表教授给学生们。另一种是贾科梅蒂式的态度。他一开始不被主流所接受，但十分关注人性问题，也努力走得尽可能远一些。贾科梅蒂当时在一个小工作室里经历了十年没有展览、没有市场、十分贫穷的阶段，他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

　　记者：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是英国政府下令禁止贾科梅蒂的作品出口，视之为国宝。现在贾科梅蒂作品的收藏分布情况怎么样？

　　凯瑟琳·格雷尼尔：大部分贾科梅蒂的作品由美国藏家收藏。第一件作品就是在美国由MoMA收藏的。过去四年间，市场上价格最高的贾科梅蒂作品也都是由美国藏家买下。世界上收藏他的作品的藏家越来越多了。但有趣的是，这些人中不仅有现代艺术的藏家也有当代艺术的藏家。

　　贾科梅蒂的哲学家朋友们

　　记者：法国还有一位伟大的雕塑家罗丹，贾科梅蒂15岁的时候就买过罗丹的书，依据你们的研究，这件事情对他的作品创作是否有影响？

　　凯瑟琳·格雷尼尔：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很大，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罗丹是一位古典主义雕塑家，当然和贾科梅蒂的作品不属于一个时代。贾科梅蒂会在结构上做改变，做一些打破常规的事情，属于超现实主义。而在这个阶段之后，贾科梅蒂重新对着模特进行雕塑，就完全像罗丹做雕塑作品时一样了，虽然他用的语汇不是罗丹古典主义的语汇。所以两者之间的联系又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如何看待哲学对贾科梅蒂作品的影响？有怎样一种地位？

　　凯瑟琳·格雷尼尔：贾科梅蒂和萨特是因为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而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1936年贾科梅蒂在纽约的画廊举办展览时，萨特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贾科梅蒂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所以贾科梅蒂对萨特的影响甚至大于萨特对他的影响。

　　他与贝克特也是好朋友，两人就荒诞主义思想互相分享想法。当时贾科梅蒂帮贝克特做过《等待戈多》的布景，也是唯一一次贾科梅蒂为别人做布景，但布景后来都被毁掉了。这次展览中一位爱尔兰的当代艺术家Gerrard Burn则还原了当时的布景。希望通过这个形式能让观众了解到贾科梅蒂与贝克特两人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影响的关系。

　　记者：贾科梅蒂在战争期间的作品大小几乎可以塞在火柴盒里，为什么这次展出的那些小作品都多出了厚厚的底座？

　　凯瑟琳·格雷尼尔：这是贾科梅蒂想要的展览方式。在超现实主义之后，他创作的雕塑作品都是非常小的。在战争期间，他就只创作小型作品和细瘦的形象了。对贾科梅蒂来说小型作品与大作品一样重要。

　　他在大战期间移居瑞士，一位瑞士建筑家邀请他参加一个展览。布展时，他发现别人为他的作品制作了一个很大的底座。当人问贾科梅蒂，雕塑作品在哪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小人，对方说不能把这些雕塑放在大底座上展出。贾科梅蒂却认为小型雕塑可以在这么大的空间撑起整个气场，而且这才是真实的比例。他就被拒绝参加展览了。

　　他只做过几件这样的小型作品。这种展出方式也是为了还原贾科梅蒂对于作品尺寸大小有关问题的看法。

　　记者：但他确实做过大型作品。

　　凯瑟琳·格雷尼尔：1950年代后期，大通银行邀请他在纽约的银行门前设计一个雕塑。他很喜欢这个项目——为一个城市设计一件雕塑作品。他在脑海里想象了纽约的高楼大厦，决定要做一个大型作品。他花费很大精力，在院子里做了这件作品，请了三位模特。作品是一个巨大的女性身形还有巨大的头部，但却是直接在地上行走的。但他不确定这件作品是否符合大通银行前面的空间，所以就放弃了。直到他后来看到那块空地，发现实在是太适合这件作品。但因为时间点已过，所以最后是亚历山大·考尔德的作品被放置在了那片空间里。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