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玛丽·阿格纽

斯图尔特·森普尔，《伪装的命运（Fated To Pretend）》

　　采访者：玛丽·阿格纽

　　被访者：斯图尔特·森普尔

　　8岁那年，斯图尔特·森普尔（Stuart Semple）邂逅凡·高的《向日葵》，这位生于英国的艺术家、策展人和画廊主将这段经验称作“头脑爆炸”，由此而生的兴趣弥漫着他的青春时代，使他想在成年后做一名艺术家。“邂逅向日葵”后的几年中，青春期的病态与天生的孤僻性格使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中度过。孤独与疏离之感塑造了森普尔的美学，他最近的展览“在这座城市中难做圣徒（IT’S HARD TO BE A SAINT IN THIS CITY）”也可见这一叙事主线。

　　无论是布面还是纸上作品，泡沫雕塑还是现成品，森普尔都常常画上一个孤独的人，对身后不公正的世界呐喊，作品的语言是生动而超级写实的。对歌词和电影片段的借用也将他的焦虑显露无遗。森普尔为ARTINFO进行了展览导览。

　　记者：请谈谈展览的标题，“在这座城市中难做圣徒”？

　　森普尔：好，这来自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歌。他唱“在城市中难做圣徒”，而我将那改成“在这座城市中难做圣徒”。我不是特指香港，这更多地是指伦敦，因为我是在那里做的这些作品。有时我会想，去做自己真的很难，而或许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与别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有这么一个观念在其中：有些人希望去做一些事，但他们所在的环境与之不合。

　　记者：你是否觉得如今这在大城市中是一种普遍情绪？

　　森普尔：大城市，会是非常孤独的所在。你可以有数百万人在身边，但仍感到非常孤独。孤独和原子化是我作品的普遍主题，我指的是，你拥有大众文化，但在一天结束时，你孤身一人，那常常与孤独相连，而不是将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我们已成为文化的被动消费者。

　　记者：但你的作品与流行文化和媒体中正发生的事联系紧密。

　　森普尔：我其实更深一层地相信，流行文化可以被用作一种我们全体共享的语言。所以流行文化，作为一种语言，是一种我们能够共享的情感感受。所以我以此为视觉语言谈论别的事。

　　我相信那是一种个人的东西。我觉得那就像一种文化基因。你或许有2/3的Lady Gaga，1/3的MGMT，加上一点点大卫·林奇（David Lynch）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分。就像你的iPod播放列表遇上我的iPod播放列表。它们或许非常不同，但会有共性，那便是咱们找到的相关联之处，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那便是路，人们可以找到一条路进入作品中。[NextPage]

　　记者：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类社会科学家？

　　森普尔：是的，作品确实有其社会性的一面。我妈妈是个社会学家。我从小到大听过很多关于社会如何运转、社群怎样集合的谈论。我常常觉得社会产品是有趣的，即文化与其副产品。那些浮在表面的明显之物。

　　记者：那常常作为你创造性的基础吗？你是否常常看着自己背离这些东西？

　　森普尔：对我而言，这就像试图学习另一种语言。我是看着MTV、流行录像和封面艺术长大的。那就是我的语言，就像我讲英语的方式。要是我去做别的事，那便不是自然而来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将变得不诚实。

　　记者：这样一场展览是怎样做的？是一件在进行中的作品？

　　森普尔：老实说，我从未真的喜欢过我做的东西。它们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有点儿像把你的日记一页页挂在墙上。它们全是有机地生长出来的。我的工作室里有一块大黑板，所有出现的东西都会被写在上面，就这样成为一些东西的构建模板，慢慢地，图像会附于其上。一切都从这里生长出来。最早的一些很艰难，然后，你找到节奏，然后，最后的一些常常是我最喜欢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做个艺术家与你刚刚毕业那会儿有什么不同的意味？

　　森普尔：完全不同，全然不同！我上学时，艺术家不是个职业。你会割掉耳朵或嗑药到死。这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地对别人讲的事。完全不是现在这样。那时，赫斯特还没把鲨鱼放到福尔马林药缸里。现在的情况很喜人。有如此多的事情可体验。浸入艺术如今已成生活风尚。

　　“在这座城市中难做圣徒”将在香港上环荷里活道210号The Space的The Cat Gallery展览至3月16日。

　　（编辑：符素影）